论自由与自由主义(上)

一,自由主义的载体是近代国家


自由主义和自由,不是同一个概念,前者关系到自由实施的载体即国家和政权于自由之关系;后者则多强调个人心灵和行为之选择自由。自由主义的历史也可以从《论自由》一书的面世说起。1859年,约翰.穆勒出版此著。1936年,拉斯基出版《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1984年,阿布拉斯特出版《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没落》。其间,1936年,对于自由主义是一个历史性讽刺的年代,纳粹获得政权——而”1984″,则是奥威尔预言苏联极权主义政权覆亡之书。这个脉络凸现了自由主义遭遇的困境和希望。在中国,上上世纪初,严复翻译了穆勒的《自由论》,名《群己权界》(改换穆勒的个人权力为国家权力之附庸);大公报在1946年发表萧乾的关于自由主义的社论,1948年,胡适之做了自由主义的演讲。这些呼吁不能阻挡毛泽东人民军队的推进。到了他空言”民主周期律”的妄谈以后不久,中国政权就变成不折不扣的极权主义政权,和自由主义失之千里——人民只是知道毛关于”自由主义”的批评,是一种和自由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荒诞浅薄之论。1990年代初叶,美国杂志《时代》周刊把李慎之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教主(Arbitrater),似乎关注到中国政治气候的自由化温暖已经出现——他们这样论述前此孟德斯鸠关于影响政治的”气候因素”。于是,中国人忽然发现自由主义已经悄然再度进入中国,且产生一大批自由主义分子。

他们急着著书立说,记载这样据说是颇为壮观的”自由主义复兴”。迄今为止,人们不知道自由主义究竟是如何作用于中国社会的。回顾被尊奉为自由主义的作者,人们发现,他们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为文呼吁蒋介石民国时代的文化和文化人,以对比和反省人民国的无文化和无文人,无独立知识分子。这是90年代初叶到2000年,中国文坛上的一种奇观。这个文化群体写作的文章,出版的书籍,一言蔽之为”自由主义”。他们重新确立了北大的民主精神,西南联大的自由氛围,大公报的文人论政,胡适的自由观点,乃至涉及民国的一系列文化巨擘,马相伯,熊十力,牟宗三等等。于是,一种鼓吹民国文化精神的启蒙运动和所谓自由主义旗鼓相当,重现中国文坛——一些知识分子甚至被赫然划归”自由主义之知识分子”。只是,这个”自由主义运动”和以往中国很多思想运动一样,并未实行彻底的定义分析——就像他们对待日本人和日本国之改革,之维新;对待法国革命和前此启蒙运动之思潮,之暴力、暴民;甚至对待俄国十月”革命”中关于资产阶级是不是政府附庸等问题一样,这些所谓自由主义派并未澄清他们关于自由主义和国家功能的一般关系说。于是,在基本枉顾自由主义大前提的情形下,中国自由主义者及其拥护者们,含李慎之先生等人,最终未能确定自由主义和国家关系说——这个基本论题——按照李先生的典型说法,就是呼吁政府和邓氏出台政治改革,以挽救党,挽救毛,挽救中共。在这层意思上,李慎之歪打正着,启动了自由主义元素中最为重要的国家和自由关系说,可惜,他的提法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却是完全不对。换言之,启动政府改革,将民主程序、手段和目的纳入自由主义运作,确实是自由主义者历来论述之精要,但是,无论是约翰.穆勒的自由论还是洛克的政府论乃及边沁的幸福论,都离不开国家载体的协助——而斯宾塞和格林则开创无政府论作为项背——以至于导致无政府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派生。于是,中国自由主义向来主张的论点,如果不涉入这个自由——国家关系说,也就是所谓”自由主义和近代国家通常双双被视为判断现代性的标准,然而两者之间又似乎有着某种紧张。 自由主义和近代国家可以两相调和吗?”(见《西方政治思想史》约翰.麦克里兰)

于是分梳由此开始。第一是,所谓自由主义和近代国家之所谓——换言之,自由主义是在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后出现的思潮——这个思潮最早,连带了西方民主雏形和宪政胚胎,也就是希腊神话中业已产生的普选和民主(见关于忒修斯神话);加上摩西法典——这个思潮后来,产生了总其系统的政治学说,从经济上的私有财产说到政治上的三权分立说——这个思潮的背后,有着东西南北各种政治学说之制衡,宗教政治之分离等等所谓近代国家近代思想的立论;加上抗拒其间的欧洲机会主义学派,东方专制主义思潮乃至纳粹主义和列宁、毛主义等。所以,近代国家的涵义有二,1,是具备宪政民主要素的法国英国国家观念之形成;这些国家在经历革命和复辟以后,使得启蒙带来的开明和暴力悉数在理论层面上被诟病与摒弃;德国俾斯麦政权的专制民主复合成为欧洲开明政治和民主雏形之滥觞。2,这个大主流并非不可撼动。纳粹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说明自由主义脆弱的一面。故此,西方近代国家之所谓,就是自由主义试探历史,容纳政体和乖戾民主的一种变形纪。

第二是,自由主义在中国面临的困境和所谓中国之近代国家之反动。明言之,中国自民国草创以来,一直呈现亚自由和亚民主状态。孙文之联俄容共,姑且算作他的权宜之计。从现在的情形看来,台湾实现民主,不能不说孙文价值或言价值主流的实现——其俄国价值观转迻到了中国大陆。是胜败萧何之事。所以,在这个面向上看,中共夺取政权,是忤逆近代精神的一个绝对彻底的倒退。于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变成和自由主义在纳粹国一样的命运。

所以,第三,自由主义如果可以在蒋介石专制制度下或有生机,那么,自由主义绝对不可能在极权主义中共政权里存活哪怕一秒钟时间。这是因为,中共性质在摒除近现代国家观念的同时,已经同时摒除了自由主义与其连襟之可能。

四,于是,问题的提法就是,中国自由主义及其分子所言之中国自由主义,本来就是一个不设前提的假命题。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中国存在这样的知识分子——那么,他们的使命与其说是鼓呼自由主义,不如说,应是消灭和批判极权。世间从来没有人说过,要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相辅相成,互相砥砺之妄谈。自由主义存在的前提十分清楚,1,他可以在英法复辟时代呼应产生开明专制和民主雏形的政治制度之中——2,他也可以放入蒋介石也许开明,也许不开明之专制制度中,唯独不可能(不是不愿意)放进极权主义之共产党政权中。这在实际和立论层面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五,所以,90年代中国产生所谓”自由主义”之现象,只是人们记忆和向往民国政治民国文化的一种历史情结,并不存在自由主义出台中国之现实。中国出现自由主义的前提,应该中国变成”近代国家”而不是可以回避和躲开这个前提。

那么,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复兴说的意义究竟什么呢?这个意义在于,中国人借自由主义对党文化进行了一场有限却不无价值的大批判。这个批判带来的效应,是让人们知道了自由主义的一,却枉顾了自由主义的二。这个知之其一,不知其二的自由主义,无法解释原本自由主义的很多文本——他们诠释的自由主义本乃一种结构上的解构;是结构在前,解构在后的一种补充说明——而我们的自由主义,是在结构不存的前提下,偏要进行没有房子的拆覆;请问,你如何拆掉不存在的房子呢?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中国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自由主义思维和操作,本来就是前提错置和命题失误。他们现在根本谈不上进行自由主义和国家关系论的分析和解说;他们的人物,其实是对尚未出现自由主义的土壤进行勘察,却并未找到驱除极权主义的手段和方法;甚至,他们自律以决的自由主义,总是在中共文坛上打擦边球,基本不涉及中共政权的现实要害;甚至”黑白通吃”;功利占尽, 成为中共政权下的闻人和贵族——究其要害是,他们成为中共政治的一种新花瓶。这个局面现在越来越明显。于是,所谓自由主义很可能成为伪自由谈的一群。于是,问题的提法是:如果极权主义或许转变,转变成为某种可兹利用的政治载体,自由主义上台才会摆上日程;而这个假设基本上是一种空想。枉顾自由主义的前提,将其和英法复辟时期的政治混淆而谈,导致自由主义的混乱和错位,这是中共国自由主义基本不存在的现实。

换言之,自由主义顾及政府作用的系列论述,对于中共政权根本是对牛弹琴,偏要拉郎配,大有粉饰之之嫌。

至于说,中共业已进入所谓市场经济,是多数”自由主义者”言说中共进入之的一张门票——此说同样大谬不然——中共市场经济的说法和说中共为近代国家如出一辙——试问,哪里有尚缺法治,经济垄断和政治独裁,就连一张像样的民间报纸也没有的”市场”?所谓鼓励市场手段,还是鼓励国家干预手段之议论,基本上,也是枉顾前提的推演。一如上述,没有”看不见的手”的人体,你非要观察其手段是不是自由吗?这无异于把身首异地者加以合拢,而成笑谈也!

二,个人幸福论与国家权力论

边沁提出幸福论,肇始于自由主义的一种功利学说。对于意义与否的政治、宗教立论,起到某种颠覆作用——换言之,功利主义如何与宗教意义说联系在一起,就和自由如何与国家联系在一起,一样困难。但是,西方人自我调整和自我解构的能力殊强,迄今为止,人们很少选择这样的角度看问题。基本的看法就是,政教分离的内涵把功利主义放入世俗界面而回避了宗教的献身精神(人们只有在天国才有幸福),更在所谓”国家利益”的层面上,把资本流向的地段、角度,看成剩余价值产生的关键(见卢森堡观点)。那么,在涉及幸福这个诉求的时候,边沁是如何把国家体制和国家意志引入其间的呢?这是我们绍述国家-自由关系的一个契入点。边沁的幸福说开宗明义就是——”在十八世纪,社会与国家的组织构造,是一小群位居优先的人占尽利益,人数大得多的较低阶层似乎总是吃亏。””所有当权政府也就一直冷落大多数人民幸福,而以边沁主义者为敌。”(同上)比如,乔治三世就不喜欢这样的观点,把人民的幸福和他的幸福看得一样重要。而边沁很快就涉及了国家建制问题。”建制比个人重要。””边沁主义坦白接受国家权力的现实。”于是,在如何评价国家权力的时候,边沁置疑了英国已经存在、却在他看来并不完善的民主制度。这里主要表现在,他认为英国政府的权力过大(试问,那时的英国政府和眼下的中国政府之权力,孰大孰小?)于是,边沁论证英国政府的正当性问题。他说,没有造反,就有正当性;(中国人造反与否,是确定这个政权正当性的条件?)那么,好政府的标准何在?就是谋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个命题很像毛的命题);而悖论是,英国当时也存在既得利益集团。怎么办?就是实行民主。”让人民选择其统治者,并且在下次选择时斥退未能未能增加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统治者。”(中国人如何斥退之?)边沁称之为幸福契约。在此之前,是不是认可强大的中央极权政府有利改革,是一个重要议题。”边沁主义者从来不否认,在反动势力十分强大的社会里,国家权力是改革的基本条件。”(如果反动势力就是政府,也就无计可施?)

上述结论说明,边沁主义的改革前提和幸福前提是十分清楚的。政府是改革和实现民主和幸福的首要条件,舍此无他;同时,政府必须可以实行改革,不改革,不实现多数人幸福,其正当性形同虚设——虽然,英国人并未造反,或言已然造反(英国革命)——这就是国家与自由主义者边沁的实际的和理论的关系。一如上说,这个关系,是建筑在英国基本上宪政已在的前提里面, 而非尚未实现之现实中。如果尚未实现,就不是自由主义谈论的范畴,而是争取自由的范畴。这个自由和自由主义,是不是区隔了自由之实现和未实现的基本局面呢?显然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得以重申边沁自由主义的发动和缘起,是他诉诸英国政府的原因。同理,中共政权是不是英国十九世纪那样一个初具民主宪政的国家呢?自由和自由主义,又如何作用于这样的、即无宪政也无民主的政权,而要争得最多数人之最大幸福呢?眼下所有关于幸福,和谐和人本之说,和英国当时的宪政社会又有怎样的区隔呢?自由主义如何作用于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政权而变悲惨为幸福呢——或言,最少数人得到最大利益之政府,是不是中国改革的结果呢?改革,是在否定这些前提下进行,还是相反?托洛茨基关于一个人的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定义,难道没有涵盖边沁之反的现实描述吗?故此,三十年改革,一言蔽之,成为边沁争取幸福说的反向证明,兹不待言。而所谓中央政府可以实行强大改革的条件设置,也是在民主政权的利益区隔中,方显合理,或者不合理。其间,改革由强势政府行,而得当,由弱势政府行,而不得当,历来如此。中国历史上,也并不缺少此例——所谓”康有为不是王荆公”(王安石),就是前人如此之说法;邓氏改革,是强人政治,其成与否,相比赵紫阳或者胡温,也是区隔所在,弱人无改革,即是!

边沁接下来主义的两点,一是,民主改革的民粹化——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如此——也就是人民公意和民主少数之间的龃龉——这也是后来民主制度出台保护少数的理据。

再就是边沁所言之改革成本和幸福微积分之间的奥秘之关系。而所有这些关系,又牵涉到自由,幸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当然是沁主义的精要了!

先说改革成本的话题。一言蔽之,边沁认为,如果改革成本过大,改革时间太久,改革利益分配不公,改革绝无出路。何以改革成本太大?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拖延——既得利益集团的拖延,又造成成本入不敷出,遂使得改革不成功。该书说,”在改革往往不利于既得利益的社会里,任何一项改革立法势必引起一定程度的不乐,既得利益者可以预料必定尽其所能,且战且走,打他们最有效的拖延战。若是如此,则改革过程在人力资源上将会所费不赀,有些改革的收益可能因此变成不值得花费这么大的资源。”(同上)这就是他的会计改革,成本核算的意思;也就是他所谓”幸福微积分”的称述。边沁的这个理论,对于百年后的中国人,难道没有一点启示吗?看看我们的改革。一是,既得利益集团改变了他们一穷二白,祸国殃民的荒草政治,变成某得最少数人最大利益的掠夺;二是,他们破坏各种自然和人力成本,造成不管身后洪水滔天的超大成本付出;再就是,他们反对改革这种不计成本的改革,而追求利益的无时限,无地域,无止境。他们难道可以和自由主义者边沁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吗?他们难道受到了中国伪自由谈者们的有效阻遏和批判吗?他们这样的中央极权,究竟是有利改革,还是有利胡作非为!

再是,边沁认为,民主政府在操作民意的时候,最怕出现”人民意志”左右局面的状况,他称之为,由民主限制国家权力变得十分困难。因为人民主权论者说,人民意志即法律!

于是,代议制民主,成为必要。克制民主泛滥的手段,在美国称为”宪法延宕”。而在此之前,各国关于阶级立法和暴民制衡或者制衡不了,导致革命,成为忧思所在。”暴民不时发生,抑止了混合政府或暴政本身向寡头式暴政的堕落的倾向。孟德斯鸠可能认为,在英国,或在任何地方,完全的权力分立将会比较能维护自由,……国王,贵族和人民公平分享政权。”(同上)孟德斯鸠称人民或者暴民为第四阶级,一个制衡其间者——而东方和俄罗斯的教训正好相反——人民一旦抛弃各阶级融和制衡,就会导致一个阶级的凸现和夸张。无产阶级成为不单”阶级立法” 的主导者,而且成为无产阶级领袖的牺牲和铺垫。成为寡头独裁和极权统治,暴民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革命和造反历史,我们都耳熟能详,不存在用这个阶级制衡其他”地富反坏右”的任何可能,反倒是被独裁者利用,行同武器或者垃圾。这是边沁和穆勒不能察觉、甚至孟德斯鸠也不能察觉的后来历史。

而法国革命以多派别的罗伯斯庇尔式法制进行屠杀,与斯大林和毛亦异:法国革命是一切阶级及其领袖主导的轮番屠杀,而毛或斯大林,是他一个人杀死所有人。此为巨大不同!

再是,法国革命是阶级翻身的第三等级革命,而俄国和中国革命,则是消灭一切阶级——含工人和农民阶级,独剩一个新阶级——这个新阶级,昨天是政治垄断者,今天是财富垄断者。这是自由主义理论和实际分析缺少关注之地。而中国自由派却以为这是一种自由契机,从这个契机,也许是唯一的契机,会引来民主。实大谬也!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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