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七年六月三日)

天风浩荡,斗转星移,六 . 四祭日又将来临。她要再次拷问中国人的良知。

尽管无数活人身体里的血都已冷却,但是,染红北京夜空的六 . 四之血依然在历史的祭坛上燃烧。

很少有历史事件如六 . 四血案这样,注定要对中国命运的前途产生无可规避的影响,尽管中共暴政竭尽全力试图让中国人忘记六 . 四;也很少有历史事件如六 . 四血案这样,时间逝去愈久,她所聚积的可能重新震撼历史的能量便越强,因为,中共暴政的六 . 四罪恶,为人类良知所不能饶恕。

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六 . 四的结局都意味着民族的悲剧。为使悲剧不再轮回,中国人必需达到对悲剧原因的深层次理解。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很少看到从文化角度对六 . 四悲剧原因的探讨。而文化正构成一切历史事件的最深刻的原因背景。

此刻,我愿以现代中国文化状态为基点,探讨六 . 四悲剧的启示。确认六 . 四之血的价值,依赖于对六 . 四的深刻理解。为拯救在物欲中腐烂的中国,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刻都更加需要直视六 . 四之血的启示。

一、六 . 四横空出世的社会背景

毛泽东为攫取绝对的个人独裁权力而发动的社会运动——这个判断是“文化大革命”的本质。为掩盖这个极端私欲化和个人性的本质,以欺骗历史,毛泽东用共产主义理论为“文化大革命”缝制出豪华的思想战袍。

在现实领域,毛泽东取得了胜利,他踏着累累尸骨,登上绝对皇权之巅。但是,在另一个领域,即人的心灵的领域,他却是彻底的失败者。“文化大革命”已经被绝大多数人视为社会大劫难。虽然对大劫难的理解各不相同,甚至可能有原则区别。

毛泽东之死意味着绝对皇权的象征的陨落。由于毛泽东是以共产党的名义发动“文化大革命”,因此,“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实际上也意味着国会长的在精神、政治、社会、经济领域的全面大溃败。毛泽东给共产党留下的政治遗产,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崩溃、共产党政治道德的废墟,以及毛泽东创立的极端的专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的破产。

“文化大革命”以造成共产党官僚专制统治的总体危机而告终。不过,被专制之鞭抽怕了的狗一样怯懦的中国知识份子,却没有思想勇气和政治能力,主宰难得的历史机遇,摧毁专制政治,引导中国的命运转向民主建政的历史进程。与之同时,共产党老政客邓小平却纯熟地运用种种策略,以改革的名义,使共产党官僚集团渡过了大危机。

在对中国人进行精神统治和坚持共产党官僚集团一党专制的基本政治立场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毫无二致。邓小平改革的核心内容,便是终止毛泽东式的专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实施专制权力为政治基础的权力贵族阶层主导的市场经济。邓小平认为,前者已经成为一只没有能力逮到老鼠的猫,后者才能抓到老鼠;在他的心目中,所谓的“老鼠”就是足以维持共产党官僚集团专制统治的经济效率。

共产党内的良知人士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率先推动农村的改革。改革的重点,在于废止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农奴集中营——“人民公社”,使农民在极其狭小的程度上获得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即自主经营土地的权利。

农村改革的实质,不过是有限度地回归于古帝国时期延续了数千年的小农经济时代而已。之所以说有限度,是因为古帝国时代的农民可以拥有土地所有权,共产党治下的农民却只有土地使用权,土地所有权则归国家所有。而国家权力又由共产党官僚集团垄断,共产党官僚集团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地主。

但是,即便只是这样一种有限度的退回历史的改革,也因为废止“人民公社”,使农民们暂时摆脱共产党基层官吏的压迫,而呼吸到一丝自由的空气。在“自主经营”的激励下,从中国农民比野草都顽强的生命中涌现出的生产力,很快就将中国经济推出濒临崩溃的危险境地。

中国知识界有一个令人费解的奴性怪僻——它总是紧张地屏住呼吸,凝神仰视共产党官僚集团,竭尽全力乞盼发现哪怕苍蝇屎一样微不足道的理由,使它有机会如发情的鹦鹉,开始歌喉百啭地颂扬共产党官僚集团。而此刻,它确实找到了这种理由。于是,一时之间,在知识阶层的鼓噪之下,中国漾溢起希望的春风,似乎通过自我改良的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体制,也能够实现社会正义、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共同构成的理想。

希望产生幻想,幻想催生信任。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上层知识份子对共产党改革的幻想,演变成对共产党改革的社会信任。

但是,随着中共农村乡级政权体系的建立和逐步完备,中国农民又被置于专制权力的严格桎梏之中。就这样,由废止人民公社到建成完备的乡级专制官僚体系之间,那一段由于专制权力削弱而农民较为“自由”的时期,又很快就成为昨日黄花。而新名称下的专制官吏践踏民权、鱼肉百姓的恶行,丝毫不亚于人民公社时期。因为,专制官吏本性上就是人民的天敌。

农村范畴之外,以专制权力为轴心的市场经济改革,甫一推动就展现出两个效应:一是效率远远超出毛式的计划经济,一是缺乏科学而严格制约的专制权力,急不可待地表现出对财富的贪婪;通过权钱交易,攫取社会财富,成为共产党官僚阶层强烈的意志冲动。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普遍愤怒了。那是从对共产党改革的幻想和信任中涌现出的愤怒——愤怒是基于幻想与现实的差距,但信任仍然没有消失。八九年寒假之后,来源于社会各个阶层的大学生重返校园,他们把人民对于贪官污吏、奸商恶贾的愤怒也带进大学校园。

胡耀邦因其良知而受到共产党官僚集团的政治迫害,或许正由于此,人民普遍把胡耀邦视为对共产党改革的信任的人格依据。胡耀邦猝然逝世,举国悲痛。人民的愤怒则以这种悲痛为契机,通过大学生爆发出来。

六 . 四就是一次从愤怒和悲痛的激情中崛起的社会运动。许多崇拜理性的苍白或者肥嫩的小男人永远不会理解,历史往往是被高尚的激情所点燃。

二、对六 . 四性质的理解

六 . 四是大学生发起的全民抗争专制政权,追求自由民主的社会运动。

从大学生到小学生,从知识界到工人、农民,从演艺界到教育界,从自由知识份子到体制内官员,从员警到法官等等,几乎各个社会阶层,都有人参与到六 . 四的历史进程中;从大江南北到黄河上下,中国的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都被六 . 四强烈震撼。中共暴政实施残酷的铁血专制四十年后,历史第一次以如此波澜壮阔的全民抗争的方式告诉世界:中国人并非适于作专制奴隶的种族;对自由、民主、公正和尊严的渴望,是中国人心底里最深沉的情感冲动。

六 . 四是由大学生年轻的生命激情所点燃。六 . 四始终是追求社会正义和民主权利的激情运动,而不是深思熟虑的理性的产物。她确实曾经希望,甚至企盼得到坚硬的政治意志的引导。遗憾的是,中国可悲亦复可怜的知识界并没有形成结束专制的政治意志的能力。这样一来,六 . 四的悲剧结局就无可避免——历史往往需要由高贵而纯洁的激情点燃,但是,坚硬的政治意志才能主宰历史命运。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共党内的良知人士胡耀邦、赵紫阳等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获得了引导社会进程的可能。这是命运抛给共产党官僚集团的最后一次拯救自己的机会。然而,共产党官僚集团最终将这次机会溺死于六 . 四之血。从此,等待共产党官僚集团的只有对其反人类罪行的末日大审判。

正是由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思想宽容政策,精神自由的浩荡春风涌进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当时的北京大学以中国最高学府的资格成为思想多样化的典范,而一批中青年教师则是这次精神自由化进程的生命载体。

自由之花,总会结出追求正义之果。八十年代大学校园的思想多样化,为反对官权腐败,追求社会正义的民主运动的形成提供了精神背景。而数百万大学生属于青春生命的纯洁的激情,则把人民对权贵阶层腐败和不公正的愤怒,熔铸成现实的社会运动。六 . 四由此创生。

政治压迫必定激起社会反抗,但是,如果政治压迫的程度极端酷烈,彻底击碎了反抗的意志,则民族人格的奴性化就无可规避。历史将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中共暴政极端的国家恐怖主义造成的民族人格的奴性化,是中国面临的最深刻的危机。

追求社会正义的激情构成六 . 四精神之魂。不过,高贵的激情运动也仍然不能完全摆脱奴性化的民族人格。从情愿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门前高台上的颓然跪倒,到学生纠察队竟残忍地将三名毁坏独夫毛泽东之像的勇士押送到警察局,都显示出奴性人格的影响。而奴性人格的深处隐藏的,则是长期的国家恐怖主义造成的刻骨铭心的恐惧。

千百万人的激情一旦超越个体,升华为社会运动,她就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独立的人格,而不再特殊个体生命的驾驭。这就是六 . 四学运领袖并不能控制天安门广场局势的原因——控制天安门广场局势的,正是获得了独立人格的高贵的激情。绝不妥协,绝不退缩,只追求正义的实现——这便是六 . 四激情之魂。但是,覆盖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恐惧和奴性,却犹如无形的铁链,束缚六 . 四激情运动,使她无法靠自身的力量,形成结束极权专制,创建宪政民主的意志。于是,源于青春生命的激情期待来自知识界的启示。然而,中国的知识界却只能再一次证明自己的卑微、无能、甚至无耻。

三、中国知识“精英”与六 . 四

“知识就是力量”——无论培根是根据何种思索提出这个论断,在社会历史运动的范畴内,这个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任何社会历史运动都需要明确的意志,作为灵魂。而这种能够主导社会历史运动的意志,只能由知识界,特别是知识精英创造。知识份子不仅应当是社会的良知,也应当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价值的创造者。

如前所述,自由精神通过一批中青年教师的生命活动,转化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学校园内的思想多样化的进程,从而为六 . 四学生运动的洪波涌起,提供了必要的精神背景。同时,被学生纯洁的激情所震撼,各种职业的知识份子广泛地参与了六 . 四运动的整个过程。但是,知识“精英”却以他们面对六 . 四激情表现出的混乱、怯懦、自私、奴性、猥琐、投机、狭隘等等,论证了“知识就是力量”,这个判断不应当被视为普遍真理。

历史事实的进程极其复杂,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就知识“精英”在六 . 四中的思想与行为,作基本分类,并分述如下。

(一)有一批知识份子,他们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或者四十年代服从马克思主义的召唤,成为中共夺取国家权力的知识基础。中共建政后,这批知识份子中的部分人士,或者因为个人的良知,或者由于种种命运的偶然性,受到中共暴政的思想整肃。从而形成一类特殊群体。

这类知识份子具有两个基本情感特征。首先,他们对中共怀着类似被虐待的儿子对虐待他的母亲的情感。尽管他们也时常基于个人的痛苦而批评中共,但是每到关键时刻,恋母情结就会发挥作用,总不愿将中共专制置于死地——对于奴性入骨者,由于在地狱中度过太久的时间,以致会对魔鬼产生依恋之情。其次,中共暴政的整肃在他们心底里留下了一片“柔软的痛楚”,那是奴性和恐惧的烙印。虽然个人的痛苦经历有时会使他们丧失理智而发出比较勇敢的声音,不过,奴性与恐惧总使他们偶尔的勇敢变为一首永远不能完成的诗。平时的气壮如牛与命运焦点上的胆小如鼠,极其完美地统一于此类人的生命。

六 . 四的突然崛起,给他们出了一道必须回答的情感的难题。恋母情结使他们不可能赞美完全超越共产党体制的社会运动;对暴政的深刻恐惧,又使他们不敢参与六 . 四。然而由于远离六 . 四,他们又处于被历史抛弃的感觉之中。于是,为了证明他们存在的价值,掩饰他们的怯懦,这类“精英”就以贬低六 . 四作为他们的言论主题之一。诸如“六 . 四不属于民主运动”、“由于学生没有理性,才迫使当局镇压”、“以后再也不能搞六 . 四这类的运动”等等指斥六 . 四的滔滔恶语,就是从这类知识份子伪善、怯懦而又本质上充满奴性的灵魂中涌溢出来的。

其伪善的经典者,竟想要把自己不参与六 . 四的行为同真理联接在一起,故而提出“为保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知识份子不应当介入”。——他自己怯懦,就要求所有的知识份子同他一起作胆小鬼,并为此制造出一项神圣的理由。此类人的伪善已经达于无耻,只是不知他们将来进入死亡之时,是否也要继续伪善。

(二)有人说,“性格就是命运”,然而,对于一类知识份子,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屁股决定命运”。这类人便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不同层次上构成赵紫阳智囊的群体。他们当时所处的政治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这个群体有一个基本信念——即在共产党极权体制范畴内,由良知领导人主导的改革,逐步推进社会进步,是中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很难说是信念选择了他们,还是他们选择了信念。不过,“体制内改革派”这一定位,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囚禁了他们的政治想像力。虽然在赵紫阳时代这类知识份子风云一时,但一遇到突发的社会大动荡,他们便显得怯懦而又缺乏决断力。

这类知识份子致命缺陷在于没有超越中共极权体制思考问题的能力。他们不具备运用重大历史事件解决重大历史课题的意志。猝然与六 . 四狭路相逢,他们茫然失措,根本不能意识到这是一次极其可贵的创造历史的机会。他们所作的,只是试图利用学生运动,向中共党内顽固派施加压力,以扩大和巩固赵紫阳的权力。他们不理解,赵紫阳同顽固派的矛盾,是赵紫阳的个人良知与中共极权体制的本质的冲突。不彻底否定极权体制,赵紫阳就不可能取得对顽固派的胜利。这样一来,赵紫阳的“智囊”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不仅不能给赵紫阳提供主宰历史命运的建议,反而以他们思想的局限,束缚了赵紫阳跨越悲剧命运的脚步。

(三)当美成为一个人最炽烈的追求时,他的生命也会变得很美;当渴望接近专制权力中心成为一个人生命的兴奋点时,他的灵魂就变得丑陋,如果这个人还处于专制权力体系之外,他的灵魂就不仅丑陋,而且猥琐。曾有一类知识份子,企图利用六 . 四,实现他们走进专制权力中心之梦。

此类知识份子实现其权力之梦的具体方式,便是力图充当学生运动和当局之间进行政治交易的掮客。不过,他们的努力注定不可能成功。原因首先在于学生运动是激情运动,而同专制当局政治交易需要阴暗的理性。其次,中共当局的顽固派根本不屑于把学生当作政治交易的对手,而赵紫阳则既没有满足学生对正义的最低要求的能力,也没有代表中共当局交易的实际权力。

政治交易不可能成功,掮客却付出了个人代价。中共当局屠杀学生之后,企图当掮客的知识份子也受到惩处。他们的罪名是“暴乱的幕后黑手”。显而易见,这个罪名对于“掮客”是千古奇冤。因为,“掮客”不仅不想暴乱,而且极端蔑视学生运动,将之称为“街头运动”,同时,他们对中共政权又一往情深。但是,历史就这样不公正。

此类知识份子的命运悲剧令人无法同情。在权力的意义上,他们本是衣衫褴褛的乞丐,却又非要让痴肥的胖脸显出权力贵族的傲慢,特别是当他们面对同暴政抗争的底层民众时;在专制法律的意义上,他们本是罪犯,却又十数年如一日地向中共献媚,希望得到暴政的理解和宽恕,只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无法让人同情的悲剧是失败的。这类人的生命是一个失败的悲剧。

(四)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都有投机者。成功的投机者会成为政治暴发户,失败的投机者可能会输掉未来。

投机者要想取得成功,不仅需要幸运的眷顾,而且还需要具备准确判断形势和控驭事件进程的能力。也曾有知识“精英”试图投机六 . 四,可是他们只构成人类政治投机史上最猥琐的族群。因为,他们除了炭火般炽烈的野心和鼠窃狗偷的能力之外,缺乏政治投机者取得成功必具的任何素质——他们即没有准确判断形势的能力,也没有真正赌徒的魄力,更没有驾驭历史命运的策略能力和行动能力。

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戒严部队被英勇的北京市民拦阻于市区之外。六 . 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进入新的高潮。许多人由此认为学生运动很可能会获得历史性胜利,却很少有人能清醒地意识到,激情性的社会运动成功的根本条件,在于政治意志化和实现政治意志的策略和行为能力,而当时的学生运动还远没有找到这个成功的根本条件。

对于成功的预期令一些此前与学生运动无关,或者关联不紧密的知识“精英”心急如焚。他们唯恐被历史抛弃,便迫不及待作出种种夸张的个人表演,象喝醉酒的火鸡一样,晕头晕脑而又狂热兴奋地闯入学生运动的进程。他们毫不关注,也没有能力关注学生运动的政治意志化,而只痴迷于将自己的名字花哨地描绘在学生运动的历史背景上。

六 . 四屠杀,如铁棍击碎鸡蛋壳一样,轻易地击碎了政治投机者的梦幻。在暴政的国家恐怖主义前,仅仅因为怯懦,投机者转瞬之间便由雄赳赳的火鸡,退化成卑微的悔罪者。他们涕泗滂沱,忏悔罪过;呼天抢地,诅咒学运;花眉笑脸,谀媚暴政;奴颜婢膝,祈求宽恕。

投机者果然得到了宽恕,但他们失去了人的尊严,他们的生命变成一片道德的垃圾场。

投机者的胸膛里蠕动着一颗谎言化的心,他们经常忏悔,但每一次忏悔都缺乏真诚。有一个投机者,六 . 四之前以演街头猴戏式的张扬,假充支持学生的“君子”;六 . 四之后则吓得屁滚尿流,沦为暴政狗奴,公开证明“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后来,为了给自己重新找到生存下去的道德立足点,他又开始为自己背叛六 . 四之血悔罪了。他肃立在六 . 四受难者灵前,痛心疾首地为自己还活着忏悔,却又绝不肯自杀——他只不过试图暗示,六 . 四后所有活着的人都同他一样卑微,一样有罪,从而剥夺别人指责他的卑鄙的道德权利。

六 . 四是民族悲剧。目前还无法准确计数的人失去了生命。但是,知识份子“精英”中的投机者失去的最多,因为他们失去了人格。由于他们的存在,“精英”这个词已经变得如同不停打喷嚏的绿头苍蝇一样令人厌恶。

(五)最清醒者往往最痛苦。少数对中共暴政本质有清醒理解的知识份子,一直以终结中共专制作为政治目标。不过,六 . 四运动的突然性却超出他们的预见。尽管他们作出种种努力,引导六 . 四运动由激情转向政治意志,并试图在关键时刻说服军队将领起义,但是由于缺乏真正的准备,他们的努力根本没有可能达到创造历史的水平。于是,这批知识份子只能怀着极度的痛苦,让一个重大历史机遇在腥风血雨中飘散。

四、中国的知识“精英”为什么失去了六 . 四

对于中国的命运,六 . 四是由学生追求正义的激情创造的一次伟大的历史机遇。然而,中国的知识“精英”却失去了这次机遇。之所以如此,具体原因可能很多,但终极原因则在于,自近代史起,中国的知识份子就丧失了灵魂。无魂之人,没有能力主宰伟大的机遇。

属于人的灵魂,本质上是指特定的文化精神,以及从文化精神中涌现的道德准则。如果穷尽文化精神的底蕴,人们在其最深远处发现的,只有生命哲学原则,即对生命意义的理解。文化精神正是以生命意义确定者的资格,来确定道德准则的。同夏日夜空满天的繁星一起使康得心灵震撼的道德准则,并不具有终极性;终极性的,乃是文化精神的核心——生命哲学,或者说生命的意义。

中国的危机应当归结为人的危机,人的危机则可以归结为生命哲学崩溃。中国人,中国的知识份子由于丧失了属于自己的生命哲学,才丧失了多次机遇。而其中尤其令历史掩面悲泣的,则是失去了六 . 四。

中国在近代史上的现实命运的失败,可悲地导致东方文化失败主义。尽管现实命运的失败总有文化的原因,但是,一个国家的知识“精英”如果接受了民族文化失败主义,那就意味着与这个国家一致的历史命运的崩溃性失败,意味着从现实到精神的全面失败——意味着对一个民族全部历史的绝望。

东方文化失败主义的直接后果,便是知识精英丧失了依据民族命运所面临的挑战进行精神创造的意志。一旦丧失精神创造的意志,就丧失了超越失败的宿命,创造光荣历史的可能。因为,历史进程起步于心灵,而创造精神价值的激情是心灵免于枯死的唯一依据。

中国的知识精英拖着文化失败主义的沉重步履,踏上向西方乞讨真理的百年历程。毫无疑问,拒绝学习先进文化等于民族自杀。不过,创造性意志乃是学习之魂,泯灭了创造性思维的学习,属于猴子式的模仿,与自由人无关。中国的知识精英恰恰丧失了精神创造的意志。他们的所谓向西方学习,只是一种精神乞讨。

街头的乞食者只能乞讨到卑微的生存。事实证明,真理的乞讨者要承担比街头乞食者更可悲的命运。经过向西方的百年乞讨,知识精英为中国讨来了源自德国的极权理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发挥到极致的中共国家恐怖主义结成神圣同盟,使中国沦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殖民地。

中共建政之后,经过一次又一次政治大迫害,中国的固有文化受到严酷摧残。中国文化之魂早已死去,残存的中国文化外形,只是中共暴政用来宣传它代表中国人民的伪证。在文化的意义上,中国人半个世纪前就沦落成亡国奴。

另一方面,中共暴政的铁幕,又将中国同世界分隔开。中国人很少有可能系统、全面地接触和理解外部世界的优秀文化成果。中国实际上变成一座精神的集中营,马克思极权主义则是这座集中营的监狱长。

西方文化中最堕落的因素凝结在一起,形成马克思极权主义。马克思生命哲学把物质作为生命的起点和归宿——活着是一块被欲望驱动的物,死了则变成不会欲望的物——生命由此失去神圣感;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把世界描述成宿命的、必然的过程,生命由此从根本上失去了自由的可能;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把经济利益视为人类社会历史的主宰,把阶级仇恨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物性的利害权衡和仇恨就变成生命活动的基本原因。

中共暴政用铁与血为马克思极权主义铸成绝对真理的王冠;马克思极权主义则通过国家恐怖主义,重新雕刻出中国人的人格——崇尚物质,相信物性宿命的必然,经济利益至上,膜拜仇恨,热衷于权力。崇尚物质使人远离精神的高贵;相信物性宿命的必然,使人丧失对自由的信心,并趋向精神奴性;经济利益至上使人成为只懂得利害权衡的卑微的存在;膜拜仇恨使人性退化成展现暴力的兽性;热衷于权力,人便既是权力的觊觎者,又是权力的奴隶。

除了极少数天纵英才可以从天启中领略自由和生命之美的灵感外,绝大多数中国的知识份子的人格,都是马克思极权主义造就的。那些由于个人命运的偶然性或者凭借一星未泯的良知与中共暴政对抗的人,心灵中也覆盖着马克思极权主义造就的人格的阴影——马克思极权主义甚至毒害了它的反对者。

邓小平的开放式精神奴隶制取代毛泽东的封闭式精神奴隶制之后,部分知识份子获得直接接触外部文化的机会。但是,他们对任何文化现象的理解,都不得不通过马克思极权主义精神体系产生的人格来进行,因此,他们心灵中呈现的理解,都被这种卑微而阴暗的人格所扭曲。马克思极权主义排泄出的丑陋人格,已经使中国知识份子,特别是知识“精英”,丧失了准确理解真理的能力。所谓自由知识份子和“民运”人士群体间层出不穷的阴谋内斗、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嫉贤妒能等等丑态,正是堕落人格千姿百态的展现。

属于中国文化的生命哲学已经被摧毁,同自由人性一致的生命哲学的创造与重建还没有开始;心灵间横亘着生命意义的废墟和道德原则的残垣断壁;意识里颤动着对自由、民主、人权理念的缺乏创造性的僵化的理解——这便是中国知识“精英”面对六 . 四时的精神状态。这是一群失魂落魄的人,一群需要被命运怜悯的人。他们首先应当被拯救,他们没有拯救中国的精神能力,他们不是自由人。因此,他们只能失去六 . 四。

五、启示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宣示,她的价值目标在于,“以自由的名义,重建我们心灵的家园,重建我们精神的故乡”。这项宣示实际上也陈述了一个中国文化的历史性悲剧,即属于中国的心灵家园和精神故乡已是废墟万里。正因为如此,才需要重建。

文化精神的复兴同时也是心灵的拯救,而拯救心灵需要生命哲学的创生。任何时代的高贵的生命哲学都以自由为永恒的主题,但是,每个时代趋向自由的精神内涵却都具备独特的个性——个性是由各个时代面临的命运挑战的不同所决定。

没有与自由人性一致的生命哲学的创生,就不可能创生新的时代。因为,任何时代的创生,都是特定的精神召唤的结果,都是对特定生命意义的理解的结晶。中国如果丧失了创造新的生命哲学的能力,中国文化也就丧失了复兴的可能,中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就将在马克思主义精神殖民地的命运中最终消亡。

中共专制统治中国半个多世纪过程中,六 . 四是规模最宏大的一次全民抗争暴政的激情运动。然而,由于知识“精英”缺少创造伟大生命哲学的能力,所以六 . 四不可能成为新的时代的起点。要想拯救中国的现实命运,必须首先,至少必须同时拯救中国人的心灵。六 . 四之血的文化意义上的启示正在于此。而中国人,中国知识份子,只有通过自由文化运动,才能实现心灵的自我拯救。

六 . 四在现实政治范畴内的启示则更为明确:民众追求正义、反抗专制的追求,只有广泛的社会运动化,才能强烈地震撼暴政——这是六 . 四已经作过的;社会运动化的反专制进程,必须政治意志化,即以终结专制,实施宪政民主为政治目标,才能获得彻底否定中共暴政的社会能量——这是六 . 四没有做到的。

六 . 四之血烧红北京夜空的那一刻,启示就已经书写在苍穹之上。那从美丽的少年男女的血河中涌现的启示,终将感动历史。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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