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中国大陆毒奶粉事件被曝光，成千上万婴幼儿惨遭戕害，令人恻然。放眼神州大地，毒气飘荡，毒水四溢，毒食盈市。生存环境之毒化，根源于人心之毒化。今日之中国，人心堕落，道德沦丧。考其根由，数千年来华夏子孙赖以安身立命之文化，几乎已被摧毁殆尽。以文化重建促道德重建乃当世之急，文化重建务必找到中国文化之根。鄙人生性愚鲁，学识浅陋，但思及先贤”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教诲，不敢敝帚自珍，尽倾十数年来研习中国哲学所得的一点浅见，以期能抛砖引玉，共襄盛举。
概言第一
一
到底什么是哲学？维基百科给出的定义是：”哲学是探讨应该如何活在世上（伦理学）、何种事物是存在的及此类事物的本质（形上学）、什么算是真的知识（知识论）以及什么是推理的正确原则（逻辑）的一门学科。”这是现代西方人对哲学一词的一般定义，来源于古希腊的传统。中国文化中原来并没有”哲学”这个词，在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为了翻译”philosophy”才创造出了这个词。”哲”一词在中国起源很早，历史久远。如”孔门十哲”，”古圣先哲”等词，”哲”或”哲人”，专指那些善于思辨，学问精深者，即西方近世”哲学家”，”思想家”之谓。所以按照中国文化的观念，哲学就是指哲人的思想。”philosophy”是从希腊字”Φιλοσοφία”（philo-sophia）转变而来，意思为”热爱智慧”，或是比较少用的”智慧的朋友”，用”哲学”一词来翻译契合原意。西方哲学从内容上分为伦理学、形而上学、知识论和逻辑学几个部份。伦理学探讨的是人的伦理道德规范，”伦理”一词也是近代为了翻译”ethics”这个词而创造出来的，对应于中国文化中的”五伦十义”。在西方，”ethics”一词源出希腊文”ετησs”，意为风俗、习惯 、性格等。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先赋予其伦理和德行的含义，所著《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为西方最早的伦理学专着。按照现代人的习惯，伦理学也可以名之为”人生论”，广义地说，伦理学就是人生哲学，探讨人应该怎样生活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快乐。形而上学探讨的是宇宙和生命中的本原问题，对应于中国文化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的”道”，按照现代的习惯也可以称之为”本体论”。”形而上学”是近代为了翻译”metaphysic”一词而创造出来的的中文译名，”metaphysic”源自希腊文”μετά” (metá)，意思是”之后”或”之上”，而”φυσικά” (phýsis)在希腊语原意是”自然，自然的产物”，两个字根组合起来 metaphysica的意思就是”在自然之后”。《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就是指宇宙万象，”道”就是指宇宙万象的本原。至于知识论和逻辑学，探讨的是得出各种结论的思想方法，按照现代的习惯也可以称之为”认识论”。关于逻辑学，在中国文化中一般会提到公孙龙”白马非马”之辩的”名学”。其实不仅仅是影响不大的”名学”，像影响广泛的《易经》的象数推演、阴阳五行的推演就是以严密的逻辑为基础的，当然所用的都是中国式的逻辑。中国的的古人没有象古希腊人那样对逻辑进行形式化，不过从一般原理得出具体事例适用的演绎推理，以及从具体事例中总结出一般原理的归纳推理，是人类普遍的思维习惯，中国的古人同样也在应用，并不是古希腊人的专利。关于知识论和逻辑学，对人类文明影响深远的有希腊、印度和中国三大传统。三大传统各有特长，若论精微与深度，当然要首推以佛学为代表的古印度哲学，可惜由于印度哲学太深奥，现代人能够深入进去的微乎其微。西方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时来运转，睥睨全世界，以为西方就是世界的中心，并不把中国和印度的古文明放在眼里，所以对二者并没有深入的研究。俗话说”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人情世故自古至今都是一样的。一些唯西方马首是瞻的人说，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可以对哲学一词重新下一个通俗的定义，哲学是指聪慧睿智的哲人们对人类所面对的生存困境进行深入思考之后得出的思想学说。广义地说，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哲学，无论是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还是大字不识的山野村夫，在做出任何一项重大决定之前都得有自己的理由，所依据的理由虽然有浅显与高深、简单与复杂的差别，但就其性质而言不能说不是个人的哲学。
哲学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用于应对人类的生存困境，就算是为满足超越现实功利需求的纯粹的好奇心而进行的探索，也仍然离不开这个目的，因为没有困惑就不会有好奇心，对万事万物的困惑当然是人类的生存困境之一。
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是文史不分、文哲不分，不像西方那样分门别类、泾渭分明，没有单独划出一块作为纯粹的哲学。要真正通达中国哲学必须通达中国历史和文学，所以通达中国哲学相当不容易。这种学术传统的差别，来源来中国人与西方人在民族气质上的差异，中国人富有文学气质而拙于逻辑思辩。中国的古圣先贤们并不是不会逻辑思辩，他们的思想学说是用来贡献给世人的，而不是用来标榜自己有多高明，所以才采用中华民族习惯而又乐于接受的方式来表达。另一方面，逻辑思辩只是一种组织思想学说的方法，但并不是唯一的方法，思想学说同样可以文学的方式来表达。比如象《庄子》这部著作，从头到尾都是美妙无比的文学篇章，但在汪洋姿肆的辞章后面的确是在表达深奥的哲学思想。中国这种文史不分、文哲不分的学术传统，与西方的以逻辑推演为基础来建构思想体系的传统相比，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优点，中国的思想学说不会脱离生活实际，具有相当大的弹性，不会让人产生偏执、走向极端而制造灾难性的后果。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因思想学术的冲突而引起战端的事例，也没有发生过因某种学术思想的鼓动而制造大屠杀的案例。西方历史上远的有因教义冲突而引发的宗教战争，近的有马克思的学说引发的全世界亿万人惨遭马教信徒屠杀的悲剧。马克思的学说从逻辑上看非常严密，理论推导完美得无懈可击，仅仅因为这一点就征服了无数的知识分子。马克思学说的错误不在于其逻辑，而是在于其理论前提的偏狭与错谬。这里并没有贬低逻辑的意思，而是强调逻辑推演只是组织思想学说的一种方法，而且不是唯一的方法。
关于中国文化中文哲不分的学术传统，可以用几个简单的例子来展示。以白居易的一首家喻户晓的诗为例：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赋得古原草送别》
这是白居易十六岁时应考的习作。按科举考试规定，命题诗，题目前要加”赋得”两个字，内容类似咏物诗。《赋得古原草送别》通过对古原上野草的描绘，抒发了送别友人时的惜别之情。前半部份写荒原上的野草随四季寒暑的变迁而有枯荣的变化，体现出万事万物迁流不息、循环往复的变易法则。后半部份承接前面的野草的荣枯变化，凸显出人生的聚散无常。对朋友的离别虽然依依不舍，但明白人生的真象本来如此，所以在送别时可以保持一分豁达的心态。
再以刘禹锡的名诗《乌衣巷》来说：
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乌衣巷在今天的南京市东南，文德桥南岸，是三国时东吴的禁军驻地。由于当时禁军身着黑色军服，故此地俗语称乌衣巷。东晋时以王导、谢安两大家族，都居住在乌衣巷，人称其子弟为”乌衣郎”。
王、谢两家一度掌控了东晋的军政大权，权倾朝野，显赫于当时。到了刘禹锡生活的唐代，乌衣巷沦已经沦为一片废墟。夕阳西下的傍晚时分，乌衣巷口一片破败的景象，昔日的荣华富贵早已烟消云散。这首诗的背后实际上是刘禹锡的历史哲学，贵贱无常，荣华富贵不可能长久保持。
明代杨慎作的《临江仙》词，清朝初年，毛宗岗父子取来放在《三国演义》的卷首，因而广为流传。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首词豪放壮阔，呤诵起来令人荡气回肠。毛宗岗父子深得《三国演义》的旨趣，把这首写历史哲学的词放到卷首。三国时代的社会格局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时代的动荡之中，英雄豪杰们为了称霸天下，耗尽一生的光阴来你争我斗，到头来只不过是”是非成败转头空”，成为后世笑谈的话题而已。
在《红楼梦》的第一回，曹雪芹借跛足道人的口唱出《好了歌》，再借甄士隐为《好了歌》作了注解。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好了歌》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
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
蛛丝儿结满雕梁，
绿纱今又在蓬窗上。
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
如何两鬓又成霜？
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
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
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
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
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
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
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
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
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
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好了歌注》
曹雪芹把整本《红楼梦》的思想内容都概括到这两首歌中，这两首歌就是他的人生哲学和社会哲学。世人费心劳力追求的各种事物，无论是权势、财富、名声还是感情，没有不会变去的。天下事只不过是”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人们都痴迷不悟，”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整日追虚逐妄而不能自觉。一般人认为《好了歌》是”逃避现实的虚无主义思想”，因为甄士隐听了《好了歌》之后就把世人所追求的东西都抛下，跟着跛足道人学道去了。其实，只要平心静气地看，《好了歌》说的有哪一点不是事实？这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真正的面对现实而不是逃避现实。至于说秦汉之前的隐士思想，秦汉之后佛道两家的出世思想，一般人认为是因为”消极”而避世，其实是人各有志而已，用庄子的话说”燕雀安知鸿鹄志？”至于说”大隐于朝市”，以出世之心做入世的事业，那又是另外一种人生境界了。
二
中国文化的源头是《易经》，儒、道两家，乃至诸子百家的一切思想学说都根源于《易经》。《易经》从历史传承上讲，有《连山易》、《归藏易》、《周易》，总称为”三易”。
《连山易》是神农时代的《易》，以艮卦开始。《归藏易》黄帝时代的《易》，以坤卦开始。周文王（公元前1213年-公元前1117年）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城时，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重新推演，以乾、坤两卦作为起始，后世称之为《周易》。周文王演卦而作”卦辞”，他的儿子周公进一步发扬扩充作了”爻辞” 。 孔子晚年作了《系传》等十翼，孔子的弟子们又对十翼作了相应的补充，最终组成了一部完整的《周易》流传后世。至于《连山易》和《归藏易》，一般认为已经失传，南怀瑾先生在三十多年前讲《易经杂说》时提出，这两种《易》在流传在民间，一般人所讲的”江湖”中的东西，如医药、堪舆，还有道家的一些东西，都是《连山》、《归藏》两种易学的结合。说到中国文化的源头，不得不说一点中华文明史。根据《道藏》中的相关资料记载，中华文明史可以追溯到六万多年前。这种看法可不可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睿智如孔子，他的治学态度也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随便就推翻古人经受了千百年考验的结论有失慎重。自近代以来，西方人一方面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无知，一方面也是出于殖民主义者的自大，有意无意地歪曲中华文明。还有日本人的包藏祸心，刻意斩断中华文明史，说大禹是一种爬虫，舜是一种蜡烛台，类似这样的奇谈怪论，都是日本人为了丑化我们的祖先而发明出来的。从民国初年开始，中国的学者们跟在外国人后面一步一趋，纷纷起来质疑古人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史的各种结论。近代的学者把中华文明史裁定为五千年，好象说得太长了在外国人面前直不起腰杆，再后来为了削足适履去迎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五千年太长了，又砍为三千五百年。很多古人认为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典藉，近现代的学者们硬要坚持说是秦汉以后的作品，理由是远古的人们没有后世那样优美的文笔。凭什么说远古的人的文笔就一定不如后世？原来这是所谓的”进步史观”在作祟，”进步史观”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越来越进步，人类永远是一代比一代高明，所以越是远古的人就越愚蠢。这是西方人在文艺复兴之后就西方两千多年的历史经验总结出的一种观点，并不能作为全人类的定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近现代学者对《易经》的渊源和性质的论断，是不可能没有问题的。《易经》到底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通行的说法认为《易经》起源于卜筮，或者直接说就是一部卜筮的书。古人的确是运用《易经》卜筮，但不能据此就认为《易经》就是一部卜筮的书，因为卜筮只是《易经》的一种用途之一，《易经》的原理可以应用于任何一个方面。
对于《易经》的来源和性质，南怀瑾先生的评价是：”有人讲《易经》的科学，问老祖宗画卦是怎样来的？答案是观察来的，是依据科学来的。但是依我的看法，它不像是我们这一个时期的人类文化，而是上一个冰河时期的人类文化，发达到最高点，把科学的无数法则，归纳又归纳，最后归纳到八个简单的符号——八卦，留下来这么一点东西，而被我们的老祖宗发现了拿来用。我想我们的老祖宗，说不定还不会有那么高的智慧，达到能够创造出来《易经》的程度。《易经》的法则，随便用在哪里都通的，以现在的科学来看，《易经》的法则，用在化学上亦通，用在物理上亦通，所以《易经》的法则，真正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如果在上一个冰河时期确实有远远超过现代人类的高度文明，则相信产生于近代西方的”进步史观”的人，以及信奉马克思的马教信徒就成了井底之蛙。按照《易经》所阐释的宇宙万物阴消阳长、阳消阴长的变易法则，所谓”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易·泰》），上一个冰河时期存在远远超过现在的人类文明是必然的，现在的人类文明到达到极限之后走向衰亡也是必然的。宋儒邵雍（1011年－1077年）参考佛经所说的无量无数的宇宙成、住、空、坏的劫运变化，按照《易经》的数理推演出了一套地球物理以及人类文明的演变法则。在《皇极经世》一书中，邵雍在无穷延伸的时间中，取天地循环终始为一巡，称为”元”，以”元”作为计算时间的最大单位，其下又分有”会”、”运”、”世”，合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一元共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年，是地球物理以及人类文明的一个循环周期。按照邵雍的推算，人类目前正处于如日中天的”午”会。根据现代地质学家的研究，更新世倒数第二个冰河期里斯（Riss）冰期（20万年前至 13万年前）结束，到更新世最后一个冰河期沃姆（Würm）冰期（11万年前 至1万2千年前）结束，中间包括一个间冰期里斯-沃姆（Riss-Würm）间冰期（13万年前至11万年前），两个冰期之间的间隔大约是十二万年左右。虽然现代科学家当前的研究成果不见得就能成为定论，但已经很接近邵雍用易经象数推算所得的结果了。最近这几十年来，世界各地都陆续有史前文明遗迹的发现，很多过去得出的科学结论有待重新改写，充分说明现代科学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其实还很肤浅。
《周易》的有一个基本原则也叫作”三易”，意思是说《易经》包括了三个大原则：一、变易；二、简易；三、不易。只要把握住这三个原则，对《易经》的基本思想就可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所谓”变易”，就是《易经》告诉人们，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人，乃至宇宙万物，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在时间、空间当中，没有一事、没有一物、没有一种情况、没有一个思想是不变的，万事万物不可能不变，必定要变。时间不同，环境不同，情感亦不同，精神亦不同，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中，非变不可，没有不变的事物。所以学《易》先要知道”变”，有高度智慧的人，不但知道变化，而且能够适应变化。所以古人才说：”不读易不可为将相”，”不研易，不可为良医”，”不研易，不足以言太医”。说到万事万物的不断变化，不得不说印度佛学中的一个名词”无常”。自天竺高僧鸠摩罗什（梵语Kumārajīva ）（公元 344 — 413年）把《金刚经》首次翻译到中国之后，《金刚经》的哲学思想与《易经》的基本原则完全一致，因而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刚经》末尾有名的四句偈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就是对”无常”的最好的概括。”有为法”指的是宇宙万象，万事万物，没有一事一物不是象梦幻，象水泡上的影像，象早晨的露水，象划过天空的闪电一样，瞬间即逝。这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无常”是佛学的基本理论之一，意思是世界上没有一种东西能永恒存在的，所以名为”无常”，与《易经》中所说的变易的道理完全相通。中国文化中的《易经》讲的是原则，宇宙中的万事万物，没有不变的，非变不可，这是原则。印度人则是就现象而言，譬如看见一幢房子盖起来，这房子将来一定会倒，看见一个人生下来之后，一定会病、会老、会死，再深入观察就会发现宇宙万物都是如此，就把这样的现象称为”无常”。宇宙间万事万物，有许多是人们的智慧知识还没有办法了解的。在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也可以说是哲学上认识论的问题，宇宙之间”有其理无其事”的现象，是因为人们的经验还不够，科学的实验还没有出现；”有其事不知其理”的现象，是因为人们的智慧不够。换句话说，宇宙间的任何事物，有其事必有其理，有这样一件事，就一定有它的原理，只是人们的智慧不够、经验不足，找不出它的原理而已。无论如何奥妙的事物，当人们的智慧足以能够透彻了解它，在找出它的原理之后，就会变得平凡而又非常简单。《易经》首先告诉人们宇宙间的事物随时都在变，尽管万事万物的现象错综复杂，万事万物变化的法则也很复杂，只要人们懂了其中的原理、原则，就会化复杂为简单，”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这就是《易经》的简易原则。《易经》的不易原则指的是，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化，可是却有一个永远不变的东西存在，就是能变出来万象的那个东西是不变的，那是永恒存在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宗教家叫它是”上帝”、是”神”、是”主宰”、是”佛”、是”菩萨”。哲学家叫它是”本体”，科学家叫它是”功能”。不管冠以什么样的名称，反正有这样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不变的，这个能变万有、万物、万事的”它”是不变的。南北朝时的传奇人物傅翕(西元497～569)在悟道之后，借用老子的语言作了一首诗偈来描述这个不变的本体。
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
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 傅翕《法身颂》
二零零八年十月七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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