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仔简村位于阳朔县城的东面约35华里,龙尾瑶南面20华里,一条小河从龙尾瑶流来,蜿蜒地流过村边,使这个小山村山青水秀,显得十分美丽。我的母亲莫祥英民国四年四月初一(公元1915年5月14日)就出生在这里。她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兄妹共八人,是一个多子女的家庭。这个村都是莫姓人家,全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在那个时代大家都过着日出而起,日落而归的纯朴自然生活。

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早已去世,我从未见过。从我能记事起,我对舅父母家都充满了好感,每次随母亲到舅父母家时,舅母不是忙着杀鸡就是宰鸭,有时表兄们还到山上打回野鸡、野兔、野鸟之类的山味,几个舅舅家轮番叫我们去吃饭,生活自然是十分愉快的。因为母亲是他们家的小妹,受到舅父、舅母们的特别关照是十分自然的事。

这个村的农民有唱彩调剧的传统,村里有一个业余的彩调班子,每逢过年、过节村民们都要娱乐一番,要是什么地方有庙会或庆典活动,也会邀请他们去演出,我的几个表兄有的是主要演员,有的是二胡手、鼓乐手。我曾多次看过他们的演出,感到十分好看。在平时,每当我随母亲到舅父母家时,晚上彩调班排练,表兄们都会把我带到排练现场,时间长了,我也能学着哼几句彩调,往往会把大人们逗乐了。舅父和表兄常爱逗我玩,教我翻跟头,我也能大胆地翻、跳,每每大人们都会发出欢乐的笑声,母亲也会现出了愉快的表情。要是在秋天和冬天到舅父家,大人们会带我到山上打板栗,摘野果;夏季时则会到小河里摸鱼,使生活充满了乐趣,这些童年时的生活往事至今仍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的母亲和舅父、姨妈们都是农民出身,从小在山村中过着粗茶淡饭的纯朴生活。由于山村优美的自然环境,加之他们从小劳动,生活安定,所以他们个个都可以称得上长寿。除八舅父莫锦林在1951年初所谓“剿匪”时被非法杀害,小舅父在国民党军中从军后来去了台湾无下落外,二舅父、四舅父、十五舅父都分别活到了75岁以上至80多岁;而母亲和她的两个姐姐都活到了95岁,这可称得上是一件奇事了。

2009年4月25日(农历四月初一)是母亲的95岁生日,我曾回家为母亲祝寿。刚过完生日,不幸的事发生了。4月26日中午,母亲意外的跌了一跤,把左腿跌断了。我们兄弟4人急忙送她去照片、诊治,由于年事已高,接骨是不可能了,只能用些药物治疗,母亲从此卧床不能站起来了。大弟是中医师,吃药打针自然是他负责了,母亲的日常生活照顾则由二弟、三弟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轮流负责照看。安排好人照料母亲,几天后我就回省城了。我经常惦念着母親,常打电话回家询问母亲的情况;6月底弟弟来电话说,母亲这几天不思饮食了,身体十分虚弱,可能会不久于人世了。6月27日我急忙赶回家中,只见母亲靠着被子静坐床中,由于近十多天来饮食量大减,近两日来基本上不思进食,人显得十分干瘦。但她的精神还显得清醒,见到我时还能轻轻的说话,常常握住我的手不放。看到母亲这样,我的心里万分难过,不由暗暗流下了痛心的泪水。

从6月27日下午我回到家,几天来我们几兄弟都轮流守护在母亲身边,常把各种补品送到母亲嘴边,但她经常是不吃,偶尔尝一点也实在太少了,只一两匙羹而已。

她的神志仍是时断时续的清醒或者昏睡。每当清醒一点时,她有时会说:“我不行了,会死了,我死了你们要叫多多的人来”。我们明白母亲的意思,她历来喜欢热闹,在病危中,都不忘这点。我们答应她,一定会叫许多亲朋好友来,把她的事办得非常热闹。母亲听了只是点头微笑,内心里是明白的。

7月1日下午5时38分,母亲终于静静的离开人世了。她的双眼闭得很好,神态十分自然,静静的躺着,永远安祥的熟睡了。

人总会有一死的,母亲95岁高龄自然的逝去,这虽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但对我们作为子女的来说,内心里仍然是痛苦和依依难舍的,特别是我,作为母亲的大儿子。与母亲共同生活的时间更长,经历过的往事更多,我更是充满无限的思绪与悲伤。

下午6时多,弟媳和侄媳们为母亲最后洗了澡,换上了寿衣、寿鞋、寿帽,然后我们兄弟4人把她安祥的放入冰棺中,在冰棺前放上她的遗像和香案供品。

按照传统的方法,第二天即请来了算命先生,看好日子,定在7月4日晚上办事,7月5日早上出殡。然后分别告知亲友,做各种准备工作。

为安慰母亲在天之灵,她老人家的丧事办得确是热闹的。亲朋好友和乡邻来了500多人吊丧,4日中午开了十多桌酒席,晚上50桌,5日早上50桌。4号晚上办事更是热闹非常,请来了鼓乐队(兼文艺演出队)、舞狮队、舞龙队、吹鼓手、道公。各队轮番表演,几乎闹了一个通宵。

5日早上出殡时,数百人的送葬队伍,鼓乐声声,鞭炮齐鸣,在本地却是从未有过的热闹场面。最后送到殡葬处时由于只有十多辆车子,只去了二百多人,殡葬管理所的人员说,他们从未见过这么多人的送葬队伍,连一些领导干部去世也未见有这么大的场面。

这一切虽然显得有些铺张,但旧的风俗一时难以改变,只好顺其自然了。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母亲的为人,是深受晚辈和乡邻们敬重的一位老人,也算是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吧!

送别母亲,几天后我就离家回到省城了。这些天来我都沉浸在无限的思念和往事的回忆与思考之中,回忆着母親过去的种种……

母亲的一生经历了军阀混战的年代,国共十年内战,八年抗战,第二次国共内战,毛泽东的独裁专制年代,文革浩劫,改革开放的年代。在95年的人生岁月中,可以说经历是颇多的,是坎坷的一生。就我记忆深刻的,下面的几件事是令我永远难忘的,而今再回首,算作是对母亲的深沉悼念吧!

1、为躲避日军的艰危逃难

1944年的夏、秋季节,日军为了打通湘桂线,相继攻占了衡阳、桂林后,很快侵占了我们的县城。一天下午,传来日军当晚要侵扰我们这个村庄的消息,顿时全村的人都在紧急疏散。我当时是一个年仅7岁的儿童,母亲担着行李带着我随疏散的乡亲往山上跑,到一个岩洞中去躲藏。沿路看到许多男女老少挑着行李,粮食、炊具,有的赶着耕牛,慌忙的往山中奔去。我感到既紧张又害怕,茫然不知所措,只是跟随大人们走。母亲带着我很快的爬上了山,进到岩洞中。这个岩洞很宽大,可以藏数百人。晚上各家吃过晚饭后,有人探听到消息,说是日本鬼子和汉汗进村了,当晚有可能来搜查这个岩洞。听到这个消息,所有的人都惊慌了。大人们决定,男的留在岩洞,在洞口堆石头,利用石头和少数的枪枝,准备日军来进犯时与他决一死战,妇女和小孩则从后洞分散到山中躲避。母亲用背带背着我,与其他的妇女和小孩整晚的在山林中爬来爬去。这里是山崖陡峻,荆棘丛生,在漆黑的夜晚爬行,困难是可以想见的。母亲的衣服被划破了,手和脚都被刺出了血,我的脸也被划破流血了。可怜的母亲背着我,不时轻声的呼唤我不要怕。她当时年青,身体很好,又能吃苦耐劳,有胆量。这一夜母亲的艰难行动给我留下了永难磨灭的记忆。

第二天一整天,鬼子和汉奸都在村子里掳掠,但始终没有搜山,也算是万幸了。第三天早上鬼子和汉汗离开村子回县城去了。下午村民们才陆续从山里回到家。母亲带着我回到家,看到的情景使人惊愕,只见各种物品和粮食丢满了一地,碗碟和坛坛罐罐许多被打碎,许多鸡和猪被宰杀,吃剩的饭,菜丢满地上,随处可见大小便,一片满目狼藉的景象,使人感到既难过又可恨。

后来听说本村有几个人跑得慢了被鬼子抓住,男的被鬼子抓去当挑夫,女的被强奸了。一些家人的耕牛被鬼子们赶去县城了。鬼子和汉奸的这些可耻行径激起了村民们的的满腔怒火和无比的仇恨。

在此后的数月中,抗日自卫队住在我们的村上,我几次看到自卫队抓到汉奸后,把他们推到村边一座小山的岩洞边抢杀,尸体椎入洞中,村民们无不拍手称快。

2、八舅父被非法杀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1946年6月26日国共两党再度暴发内战,最终共产党在1949年战胜国民党,取得了胜利。

1949年11月我的家乡解放了,建立了共产党的各级政权。由于形势的突变,许多人尚认识不清,对共产党还存有疑虑,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也乘机组织力量反对共产党,1950年我的家乡许多地方都有国民党残余势力组织的反对共产党的武装斗争,这些被共产党称之为土匪暴乱,互相残杀在不停的进行,使老百姓不得安宁。

我的八舅父莫锦林早年曾在桂系军中从军,担任过排长、连长等职务。由于他为人本分老实,不善于钻营,无法再得到提升,很快就被排挤出了军中,回到家乡当上一名村长。1950年国民党残余势力组织反共时,又强制的把他拉入其中为他们做参谋, 八舅父也违心的顺从了。

到了1950年的冬天,解放军剿匪运动开始了,各地的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组织很快被打垮,这些人不是被击毙,就是被抓,许多投诚了。就在解放军剿匪运动开始之后,八舅父和八舅娘带着我的表妹、表弟一家四人到我们家来躲藏。

在这里八舅父完全是一个帮工模样,每天他都到油榨扫地,上山打柴,解放军经常来村中他也没有出现什么麻烦事,这期间我们和八舅父一家相处得很好。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时间,局势平静了,八舅娘带着两个小孩先回去了,不久来信说没事了,叫八舅父也回去。八舅父与我母亲商量后,决定把我带上与八舅父作伴回他的家去,这样路上遇到什么事,带着一个小孩也好说话些。大约在1951年初的一天,八舅父带着我上路了,我们经过长冲、山马塘、庙背岭等山区而进入沙子地带,当天是沙子街圩日,我们不敢从街上过,就从沙子街的下游过河,当晚在龙家村一个亲戚家住了一晚,此地离舅父家不远了,第二天八舅父独自一人回他家,因为春节快到,我则返回自己的家了。

听当天到沙子赶圩的人回来说,这一天沙子街枪杀了几个匪首,有黄军福、何老桥等人,听说这些人都是主动向解放军投诚的,也被枪杀了。

十多天后传来不幸的消息,回到家后,第三天八舅父就到政府机关登记自新,后被送到阳朔县城关押,几天后就在县城被枪杀了。

听到这一消息我很难过,想不到与八舅父龙家村一别竟成了永别。八舅父高高的个子,为人和善老实,完全是一个斯文的文化人样子,他每次来时经常教我识字、写字,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更为悲痛的是我的母亲,我看到她流泪了,几天时间都休息不好,吃饭不香。母亲虽没有文化,但她很明事理,八舅父之死她曾对我说:“你八舅这么好一个人,又没有做什么坏事,怎么就要镇压呢?共产党不是讲宽大政策,主动去登记投诚了也要杀,还有什么政策可讲”。我那时尚不懂得这些,也只有和母亲一样痛心而已。

八舅父是母亲最敬爱的一个哥哥,以往母亲遇到什么事都会找八舅父商量,因为母亲是八舅父的小妹,从小是在八舅父的关爱下长大的,而后虽然长大成人了,八舅父对她也总还是同过去一样给以特别的关照。如今永远的失去了这个兄长,怎能不叫母亲伤心流泪呢!

3.大跃进岁月中的母亲

1957年的暑假我回了家,与母亲生活了一个多月,假期结束回到学校后,由于反右运动的开展,形势发生变化,1957年冬天的寒假学校没有放假,全体学生都留下来搞运动和劳动。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6月全体学生分别被派到广西的各野外地质队进行生产实习,直到1959年的春节我才有机会回家看望父母亲和弟妹们。已经一年半的时间没有回家了,思乡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1959年的 1月底我回到了家,此时离春节尚有几天,一年多没有回家了,此时的农村形势大变,显示出一片冷清和萧条的景象。

1958年6月下旬到1959年1月,正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的疯狂时期,我跑遍了桂东南几个县的许多乡镇和农村,看到了那里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场面。农民们在军事化的组织里奴役般的艰苦劳动,吃饭不要钱的集体食堂,都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

母亲非常关心我,回到家后向我问这问那的,我都一一如实相告了。我特别告诉母亲,我在外面看到各地农民千军万马的上水利工地,敲锣打鼓的成立人民公社,人山人海般的上山砍树烧炭,炼铁,炼钢。甚至把自家的铁锅砸了拿去炼铁,心里总感到不是滋味,很为农民们担心,也十分同情他们的处境。

回到家与父母和弟妹们相聚,心里当然是高兴的。我也关切的问母亲这一年多她是怎么过来的。母亲说去年下半年开始,县里在平口和谢家两个地方修建大型水库,集中全县的人力无偿地去劳动,我们村里许多人都去了,母亲没有被派去,而是留在村里干农活,也是万幸了。但1958年的大炼钢铁时,她也随村民们被派到保安山区砍树烧炭,他们妇女被组织起来搬运木材,干了约20天就回来了。母亲说这20天的劳动,人山人海,虽不十分辛苦,但劳动时间很长,从早到天黑,大家都在磨时间,像这样的劳动根本谈不上什么效率。她看到成片的树木被砍掉,心里只觉得可惜,这样的树林什么时候才能再长成呢?如此的砍树烧炭,挖矿炼铁,这种轰轰烈烈的场面能有什么成效,母亲说她是心有疑虑的。

母亲还对我说到了另外两件事,一是去年工作组下乡来推广水稻插秧小株密植法,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如隔壁村的农民潘某某就是一个,结果被工作组和队里的干部民兵抓去各村游斗,以压制农民同意他们的“小株密植”法。怎么农民一点意见都不允许提,有一点不同意见就要抓人去游斗,母亲说她看到这些心里很不好受。

另一件事是1958年的上半年,县里开展了反右派运动。什么是右派母亲说她不懂,但水冲村的陈友值和小村的郭嗣茂,分别是我的小学老师和私塾老师,陈友值只因说了一句“鼓足干劲,拿灯上油”,被打成右派,并被开除出了教师队伍,郭嗣茂不知为什么也被划为右派,现在还在水利工地劳动。你回来了,有时间应该去看一下他们,怪可怜的。

听到这些,我的心里很不好受,十分同情我的两位小学教师。母亲向来有一颗怜悯之心。对人充满了同情和关爱,这也是她历来受人敬重的原因之一吧!

4.大饥荒的苦难岁月

1960年7月我从地质学校毕业后, 留校从事教学工作。一个学期过去后,放寒假了我回家,此时已是1961年的2月初,离春节尚有一个星期左右。到家后看到家乡的景象顿时使我震惊了,不论是老人、小孩还是青壮年人,都面黄肌瘦的,显得无精打采,没有生气,全没有了往日过年时家家户户杀年猪、做年糕、打糍粑的热闹情景,一片萧索,偶尔只听到几声犬吠而已。看到这些使我的心全都凉下来了。

我回到家了,父母亲和弟妹们都很高兴。我用节省下来的糕点票和粮票买了不少点心之类的食品,也买了些不用粮票的高价食品,弟妹们高兴极了,这可是他们长年不见的稀罕之物,都争先恐后地拿来吃。母亲见了忙叫他们少吃些,留些过年时再吃,到时姐姐带着外甥回来也好有东西吃,母亲对问题的考虑是很周到的。

刚从水利工地回来的乡亲们,虽然他们常年在外劳苦,疲惫不堪,身体瘦弱,但此刻也顾不得这些,都忙着去打柴,砍树烧炭,抓紧过年前后难得的休闲时间,以便到集市上去卖柴,卖炭,赚些钱作过年之用。当时农村没有电灯,照明总得要买些煤油吧,再有买火柴,买食盐,甚至买香、纸、蜡烛来祭祀祖先也总得要钱吧,这些钱自己不去弄不是会有的。为了卖柴、卖炭还得趁天亮前就偷偷走山路去,不敢走大路,否则给工作组和干部们看到了说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会要挨批斗的。

大过年的,生产队也杀了几头集体养的猪,猪很瘦,没有多少肉,按人头每人也只分了三斤肉,也算是过年了。

我是从城里回来的干部(当教师的也被乡亲们称之为国家干部),父老乡亲们总会来问我,现在形势怎么了,农民缺吃少穿,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即使有一点东西都要凭什么“票”才供应,“票”只发给干部和城里人,农民没有“票”这是为什么呢?也有人说即使有“票”农民也没有钱买,怎么会出现如此的局面呢?

乡亲们说的都是实话,我只好把从报纸上看到的,从领导者报告中所讲的,再给乡亲们重复一遍。当时我很相信毛泽东和党的正确领导,认为问题都是下面干部造成的。我对乡親们说“困难是暂时的,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这些困难也只是由于天灾和苏修逼债造成的。当然,一些地方干部也有搞糟了的,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瞎指挥,也是造成困难的原因之一。只要大家共同努力,渡过难关,形势一定会变好的”。

听了我的这些讲话,有人马上说“你说干部瞎指挥,刮共产风,搞糟了,这我们相信,但我们这里这两年没有什么大的自然灾害呀” !

这两年我们这里确实没有大的自然灾害,我只能说“全国这么大,灾害是发生在别的地方,但影响到全国,还有主要的是苏修逼债,我们只好艰苦奋斗吧”!更多的道理我也讲不出来,乡亲们听了也显得忙然和无奈,不甚了了的慢慢离开了。

乡亲们走后,母亲又几次对我说,现在农民真苦,吃不饱,那少得可怜的一点米根本不够吃,要不是山上可以种许多洋芋,用洋芋掺杂起来吃,才免强可以吃饭肚子,但由于没有油水,洋芋这种东西吃多了,很寡,根本没有营养,许多人为此都得浮肿病,村上的蓝耀德、蓝耀甫和蓝老荣几个大男人都是因为都得了这种病无钱医治而死去的,实在是可怜。我们家要不是你父亲在外当医生有点付食品供应,经济上也有些收入,加上你常寄点粮票和钱回来,才不至于挨饿,否则也会和村上人一样得浮肿病的。

我是很理解母亲的,其实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她的节省和勤简持家,要不是她的艰苦劳动,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等一家人的生活肯定是难以维持的,我非常敬重母亲,很同情她,总是时时注意节省以支持家里的生活。

春节期间极少有走亲访友的,因为大家都缺吃的,如果有亲友来拜年,自已就缺少吃的,拿什么去招待亲友呢?又能拿什么礼物去拜年呢?只好各家各户关起门来自己过年吧了。我们家只有姐姐带着小外甥年初二就回来了,母亲留下些食品给姐姐和外甥,虽然数量不多,一家人团聚,也凭添了些许乐趣。

在此期间母亲还对我谈到一件事,就是工作组和干部带着民兵来搞什么“反瞒产”运动,从去年冬天就开始了。这些人到各家各户去搜查私藏粮食,楼上楼下,房里房外都查遍,如果发现那家有多余的粮食(生产队分的那点口粮除外)就要拿走,甚至还要组织社员开斗争会,批斗私藏粮食者;隔壁满婶家就是因藏了几十斤粮食被查出来了,结果被民兵们五花大绑,受到了打骂。母亲说这真是伤天害理的事,难道党的政策就是这样的么?现在的生活真是不如从前,那时许多人卖柴、卖炭也能买回粮食度日,生活虽然苦,但总不至于饿死人。1945年日本鬼子走了,第二年发生饥荒,我们这里都没有人饿死,怎么如今还会有饿死人的呢?

母亲说,隔壁村一个姓潘的地主,在从水库工地回家的路上,因为饥饿,走着,走着,倒在地上就死了,实在是可怜而又可怕的。母亲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她的所见所闻很多,回想孩提时代的生活,我真的没有看到饿死人的,那时我们家的生活基本上可以过得去,村上的所有人家即使打柴卖,都能生活得下去。特别当时 我跟随父母亲在县城住的两年多,我看到的是市场繁荣,普通人的生活虽是劳碌奔波,但生活都是井然有序,就是那些付饭的我也没有看见饿死的。

想到这些,再看看現实的一切,我的头脑中充满了矛盾,陷入了无限的深思之中。

5、文革大屠杀中冒死去搜寻父亲的尸体

1968年的广西,在韦国清的指挥下从年初就陆续出现了屠杀事件,7、8、9三个月达到最高潮,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但那时我在城市中,城市受到韦国清和“联指” 派幕后指挥者调动农民的围攻,使我们对各地发生屠杀之亊还全然不知。1968年8月22日晚我被非法的抓捕了,随后遭到关押、游斗、批斗。1968年的11月,全广西的事件稍平静后,母亲十分关心我,就坐长途汽车跑到城里来看我。由于我尚被关押中,母亲就与武装看管的人说,要求见我,得到允许后,被安排在另一个小房间里我与母亲单独的会面交谈。

处在囚禁中的我,突然间能见到母亲,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使我非常高兴,也十分惊奇。见到我后,母亲十分高兴,因为她早些时听人说我是单位中“老多”派的头头,与父亲在同一天被打死了,所以急于赶到城里来要打听我的下落。现在见到我人还在,怎能不叫她高兴呢?她仔细地端详着我,见我人消瘦了,就关切的问我“吃得饱吗,挨打了没有”。我安慰母亲说“生活还是可以的,只是被抓的那个晚上被打了几下,以后没有挨打,我知道自己没有事的,你放心吧!”我又悄悄地对母親说:“这些都是韦国清和‘聅指’ 派的一小撮坏人对造反派的疯狂镇压与报复,我们的心里是很清楚的。我们三个被关在一起的‘老多’ 派头头,晩上都会在私下里议论,对韦国清及‘联指’ 派的胡作非为是既可恨又可笑。我们争人权,争民主,反迫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是根本沒有错的;現在迫于形势也只好表面上装着‘认错’ 吧了”。 母親听了忙说“你们要小心点,许多人心里都是清楚的,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而又沒有办法吧了。你们千万注悥不要吃眼前亏”。 母親是多么的明白亊理啊!              接着母亲把父亲被非法杀害和农村中乱杀人的事情告诉了我。

母亲说:“1968年9月11日下午傍晚时分,父亲外出诊病回到家里,吃过晚饭后天已经黑了,他还要回到诊所去,叫他不去,他还是去了,怕别人说他不回诊所会有闲话。第二天早上县卫生局的干部肖焦生(“联指”派的小头目)就带着两个民兵到诊所把他抓到马蹄井“剿匪部队”驻地,关押了一天一夜,9月13日把他押到黑山脚河边枪杀了,杀人后还以“贫下中农人民法庭” 的名义出了一张所谓“布告”, 胡说什么“老特务落网……,我代表贫下中农宣布其死刑……”

得知父亲被杀害的消息后,母亲就带着大弟到黑山脚河边来找尸体,没有找着,听好心人说尸体是推下河被水冲走了。第二天母亲就到生产大队找干部出证明(因为当时各地尚设有关卡,没有路条不给通过),开始大队干部不肯出证明,母亲据理力争,最后终于得到了证明。

第三天母親就带大弟和几位堂兄堂侄沿河边一直往下游寻找,沿途他们看到了许多浮在水上的尸体,很多发臭了,气味难闻。走了十多里路,快到长滩时,在一个河道转湾处,他们终于发现了父亲的尸体,把他抬回来安葬了。

在找到父亲尸体的地方,还有数十具其它死难者的尸体,无人认领;只见父亲的双手被反手紧紧的捆绑着,弟弟用刀把绳索割断,一边割一边骂,心头的愤恨到了极点,大骂那些杀人的狗杂种。母亲曾叫他不要骂了,以免给别人听见。见到尸体所有人都痛苦的流下了眼泪。

母親还说我们一个大队就有十多人被杀害,我们生产队就被杀了五人,洪家小养〔一个十五岁的未成年人〕和他的母親〔富农〕被杀害了;学校的两个年靑女教师温素杰、陈贵珍和一个男教师梁良忠都被杀了,他们就是因为参加了造反派而已;你过去的私塾老师郭嗣茂〔五八年曾被划为右派〕也被杀了,实在是可怜又可怕,整个大队都处在恐怖之中。

突然听到父亲被非法杀害的噩耗,我顿时如五雷轰顶,天昏地暗,泪水不由自主的流出来了。我突然想到了许多,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父亲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中医,人际关系也很好,是谁在搞鬼枉害人命呢?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是地方抗日自卫队的特务长(即伙食管理员),怎么就成了“特务”呢?退一步来说,即使是“特务”,也应由司法机关处理,怎么平白无故地杀人呢?村上和学校被杀了那么多人,我还是第一次听到,顿时使我震惊了。我们“老多” 派的人被抓,我原以为这仅仅是“派性” 在作怪,是韦国清和“联指” 派的报复吧了,绝对没有想到他们竟会随意乱杀人。母親是旧时代过来的人,她说她从未見过如此乱杀人的,她完全不能理解。我也感到十分惊奇,怎么会出現这样的亊呢?当地的政府是干什么的?这个社会怎么成这样了?这个国家怎么了?这绝非什么“派性” 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凶杀案了。

父亲是家里的精神支柱,也是生活的支柱,父亲死了,母亲和弟妹们怎么办呢?母亲边说,我们母子二人都眼泪汪汪,内心里都悲伤到了极点。

母亲同时把父亲的一件大棉衣拿了来给我,这是父亲唯一的一件遗物,我其后穿了多年。许多年以后,我儿子上大学了,在南京那地方冬天冷,我又把这件棉衣给了他,并嘱咐他爱护珍惜。

会面大约一个小时,看守进来,我只有依依不舍地和母亲作别了,叫她多注意保重自己,照顾好弟妹们,母亲含着泪水轻轻地走了……

望着母亲离开的身影,我猛然感到母性的伟大。她关爱自己的親人,有胆有识能在那恐怖的形势下去寻找父亲的尸体,使父亲能归宗得到安息,能刭城里来寻找我,是多么地令我感动和崇敬啊!

我心中在默默地想着,母亲啊!儿子非常惦含着你!等恢复自由后,我一定要加倍的照顾你,关爱你!

6、“处遗”中母亲曾大胆地找法官论理

文革中的1968年广西非法杀害了近十万人,十多年来不但未作任何处理,受难者家属们还受到种种压制和歧视。父亲的被害,我的家人曾被一些人称之为“反霸家属”,真他妈的混帐到了极点。

“四人帮”倒台后,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开始了追究文革中的杀人凶手。然而在广西,由于韦国清的阻挠,由于他的帮派势力还在控制着广西的各级大权,直到全国“处遗”工作结束多年之后,1983年在中央的过问下,在中央新领导人胡耀邦的领导下,广西才开始了真正的“处遗”工作。平反了冤假错案,查清了受难者的身份和人数,也查清了为非作歹的凶手,给受难者平反昭雪,每位受难者给予100元的丧葬费,120元的抚恤费,并追究了极少数凶手的刑事责任。虽然受难者家属都不满意,但这样处理显然也是一大进步了。

大弟告诉我,在“处遗”中他曾带上几个堂兄堂侄去县城找到肖焦生论理,责问他凭什么去抓我们父亲,此时的肖焦生只有下跪认罪,没有了往日的威风,活象一条丧家之犬。弟弟并揍了他几下,以解心头之恨,弟弟说他恨不得一刀捅死这个家伙。

在此期间, 母亲也勇敢的到法院找到原来的法院院长曾冬梅。此人当年在“剿匪大队”中干事,曾亲自非法审问过我的父亲,母亲责问他凭什么审问她的丈夫,并加以杀害,这是哪一家的法律。曾冬梅无话可说,只是摇头,摆手,说不关他事,叫去找“处遗”办。曾冬梅身为共产党员,一个县级法院的院长,竟会支持凶手们的无法无天,残害人命,这是为什么呢?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当弟弟和母亲告诉我这些后,我对弟弟说,现在去打人也是不对的,也解决不了问题。我敬佩母亲的勇敢精神,一个农村妇女能去找法官理论,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母亲是非常明事理的。

我也曾为此事写过不少申诉材料给县里的有关部门,但都如坭牛入海,全无结果。我告诉母亲和弟弟们,找这些低能而又不懂民主和法治的官员是无用的,是这个社会制度的问题,只要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法治未真正建立,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只有少之又少的凶手受到法律制裁,多数的凶手逍遥法外,对受难者只给予120元的怃恤,这太不可思议了,这不就说明一切了吗?面对如此的社会現实,作为老百姓,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不断的申诉和等待吧了……

7、临去世前仍在关怀着子孙后代

母亲不但儿孙满堂,而且有曾生了,已是四代同堂,第五代也即将出世了,这在现时的农村中是少有的。

“四人帮”倒台后,开始了拔乱反正 ,开始了改革开放,政治和经济各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步。特别是弟妹们早已成家立业,也都有儿孙了,生活上也大为改善,使母亲能够安度晚年,看到这样些,母亲的心里自然是十分高兴的。

母亲一生虽不懂得什么政治、经济之类的,但好坏是非在她的内心里是明白的。她常常教育孙子和曾孙们,要好好学习,听大人和老师的话,将来争取考上大学,千万不要做坏事,不要学那些流里流气的人,一定要做一个好人。

听我的二女儿说,她在6月中旬回老家看祖望祖母时,祖母关切地问她“你们的官司怎么样,有结果了吗”。原来我的二女儿与她丈夫在早两年承包了一段高速公路的修建工程,由于发包方的克扣、违反合同,侵害了女儿夫妇的合法权益,他们到法院起诉对方,要求对方赔偿80万元的经济损失。女儿曾把此事向她祖母说过,不想到她老人家在病危之中还记得此事。

女儿曾和她的祖母说过,80万元的官司,他们已经付出16万多了,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都判决胜诉,但对方又上诉至省高院,现还在等待审理之中。女儿说,祖母听了这些十分惊奇,“怎么打官司要花那么多钱,旧社会打官司也不要这么多钱呢”。她老人家哪里知道,现在的官场腐败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令人不可思议。更多的她也不好和祖母说了。

从这些都可以看出,母亲是多么地关心她的后人,她的内心里是多么地明白事理啊!

女儿说她临离开祖母时,祖母紧紧握住她的手不放,叫女儿过些时再回来看她。女儿说一定会再回来看你的,过几天我爸就回来看你了,你好好养病吧,你一定要多吃东西……

女儿走了,她听到祖母细声地说“唉!一个人老了会要死……,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多好啊!……”作为个人来说,总会有一死的,母亲是懂得的,有聚必有散,这是人世间的自然法则;但,更深的人生哲理也许母亲就不十分清楚了。然而从她的这些自然自语中,反映出她多么地热爱生活,关爱她的子孙后代,多么希望与子孙后人永远地生活下去,这在她的内心世界里是始终在想念着的。

她是多么地留念这个世界啊!

女儿痛苦地离别了她的祖母,不想这一别却成了永别!

……

母亲一生的经历是数不尽的,这里记述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些片断吧了。但仅从这些片断中,就足以看出母亲的为人,足以看出一个农村妇女那纯朴优良的品质,与人为善,有胆有识,明白事理,关爱后人,是永远值得儿孙们敬仰和怀念的。

母亲逝去了,永远的离开了她的子孙后代。愿她的灵魂得到安息吧!愿她的英灵护佑子孙后代!

仅以此文沉痛悼念母亲。

作于母亲逝世三十五天之后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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