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平第四

中国有悠久的文明,也有举世无双的记录历史的传统,历朝历代对涉及天下兴亡的各种大事小事均有祥实的记录。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是轻易不能大规模做试验的,因为成本太高,代价太大,搞不好就为让千万人死于非命。所以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是人类达到少犯错误的唯一可行而有效的途径。古人认真记录历史,其目的就是要让后世能以史为鉴,尽量少犯前人已经犯过的错误。中国古人考虑问题都要顾及到千秋万代,仁德之心不但要惠及当时,还要能够泽被后世,这是中华文明在全世界各古文明中唯一能够延续不断的原因之一。自民国初年以来,一帮知识分子们认为中国绵延不绝的文明是中国文化固有的缺陷,是中国文化不如西洋文化的证据之一。在知识分子们看来,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在玩治乱循环的游戏,一直没有什么长进,并据此总结出了”周期律”和”超稳定结构”。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普遍都很短,整个欧洲大地几千年来由不同的民族”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北美洲的美国从建国到现在也不过是两百多年,加拿大建国一百多年。中国的历史文化与西方相比,确实是大不一样。但只要深入观察,西方文明同样也是有治乱循环的,只不过是形态与中国的不一样而已。以《易经》的哲学看,”周期律”就象人的生命周期一样,根本就没有办法克服。人的身体可以长期保持健康,普通人可以活到上百岁,按照道家的一些特殊方法修炼,寿命可以延长到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但要想永远不死,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可以保持长期稳定,要想永远不乱,绝对办不到。现代西方社会也一样,并不是有了民主制度之后就会永远承平而不会乱,衰亡败乱的时代一定会到来。人类社会作为”负阴而抱阳”的万事万物之一,同样也是遵循阴阳互为消长的法则在演变。《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序隐涵了人类文明演变的过程,不过用六十四卦来推演人类社会的演变太过繁复,用前面说过的十二辟卦来推演更加简明扼要。十二辟卦的乾卦可以用来代表天下太平,相应地坤卦就可以用来代表天下大乱,复、临、泰、大壮、夬、乾这六个息卦用来代表社会逐渐由大乱演变到大治,姤、遁、否、观、剥、坤这六个消卦用来代表社会逐渐由大治演变到大乱。十二辟卦是一个通用的公式,可以用来推演整个人类文明的演变,也可以用来推演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家族、一个公司的兴衰,时间跨度可以放大到几万年、几十万年,也可以缩小到几十年。更准确地说,《易经》法则的运用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事无巨细均可包揽无余。

中国传统的观念认为,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在夏、商、周三代以前,当时的社会被孔子称为大同社会。近现代的中国学者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只相信人类社会是越来越进步,越往上古的人类越是愚昧无知,所有的上古的社会都象美洲、非洲、澳洲原始丛林中的土著一样。所以他们认定孔子说的大同社会只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大同社会就象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只是一种想象,并没有事实依据。西方人传统的时间观念是一条无限长的直线,在数学上用一条数轴来表示;空间观念是一个无限大的盒子,在数学上用三条数轴来表示,称为三度空间。对于时间与空间之间的关系,西方人传统的观念认为两者之间独立不相干。整个经典物理学就是按照这样的时空观念建构起来的。西方人的思想文化观念完全受制于这样的时空观念,无论是进化论、进步史观,还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都无一不是如此。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虽然加入了”辩证法”,说历史是”螺旋式进步”,虽然有曲折,但总体的方向还是一条直线。 西方传统的时空观念来自于人的直觉,在小范围内当然没有问题,但超出了人能够直觉的范围就会遇到问题。一直到建立现代物理学,科学家才搞清楚时间与空间一体,空间是弯曲的,这种观念单独靠直觉根本不可能了解。虽然说现代物理学的结论还不是定论,但已经足以说明西方人传统的时空观念的局限性。遗憾的是现代西方人又偏执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互不相干,没有把新的时空观念引入人文科学。从《易经》的法则来看,宇宙之中并不存在西方人设想的那种直线,所谓的直线只不过是曲线的一部份,道体生化万物的规则是”曲成万物而不遗”。由《易经》数理推演的时间空间是一体的,都是按照阴阳的法则变化,时间与空间都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根据易经的法则,来自于西方的进步史观在一定的范围内是与事实相符的,但超出了其适用范围就是缪论。在近现代的人类社会,有文化的文明人与居住热带丛林中的没有文化的野蛮人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在远古时代,除了存在野蛮人之外,同样也不排除有高度文明的人群,文明的形态也不见得就只有现代文明一种。这种情况正是孔子在《周易系辞上传》中所说的”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孔子是从讲述历史的角度来说大同社会的,从《易经》的哲学观念出发,可以合理地认定孔子讲的就是历史事实。

孔子在《礼记·礼运》中讲述了大同社会的概况,原文如下: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三代以前大道行于天下的盛况,以及夏、商、周三代英明君王当政的时代,他虽然没有赶上,不能躬逢盛世亲眼目睹,但心向往之。在大道行于天下的时代,每个人都能为别人着想,选用贤德而又有能力的人出来管理社会事务,人与人之间讲究信用,谋求和睦。

所以人并不只是孝敬自己的父母,也孝敬别人的父母;并不只是慈爱自己的子女,也慈爱别人的子女。所有的老人都能够得到赡养;每一个正当壮年的人都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所有的幼儿都能够得到良好的培养;矜、寡、孤、独(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礼记·王制》)和残疾者,这些社会上最苦的人都能够得到良好的照顾。男子各有各的职分,各尽其职,女子有自己的归属。对于各种物质财富,只担心被浪费,不必一定要放在自己的家里;对于自身的能力,只担心不能够发挥出来,不必一定要为了个人利益才出力。所以机诈之心杜绝了,劫夺偷盗杀人越货的坏事不会出现,所以连住宅外的大门也可以不关。这样一个人与人之间互敬互爱、没有仇恨、没有争斗的社会,就叫做”大同”社会。

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人的智慧和德行都很高,人与人之间能够做到自觉自愿地互敬互爱。中国文化论人的修善讲究仁与智,仁与智是紧密相关的,大仁必智,大智必仁。如果进一步细讲,还要包括勇,大仁大智必勇,大勇必仁必智。仁者无忧,在于自在随缘,子思在《中庸》中描绘了仁者的境界:”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大仁之人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遇,都可以做到不被环境左右,因而逍遥自在。智者不惑,因为洞察真相,大智之人明了宇宙万物的本原,知道万事万物变化的来龙去脉, 因而可以做到无过失。勇者不惧,源于无我无畏,大勇之人没有自私自利的小我,与宇宙万物浑为一体,因而无所畏惧。能够做到大仁、大智、大勇的人就叫圣人。学习圣人之道已经有一定的造诣,但还没有到达圣人境界的一切人都叫贤人。大同社会就是一个以圣人和贤人为主流的社会,整个社会的风气完全由圣贤所主导。社会的演变是一个缓慢渐近的过程,尧、舜的时代已处处于大同社会的末期,庄子的《让王》篇,可以看成是大同时代的人的思想境界部份写照。大同社会日常生活的祥细的情形难以确定,但显然也不会是现代学者所说的那种原始社会,现代学者所说的氏族部落的原型就是美洲、澳洲和非洲的土著。热带丛林中的土著无论是与现代文明相比,还是与四大古文明相比,其文明程度都非常低。大同社会显然也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原始共产主义”,原始共产主义的原型就是热带丛林中的土著,虽然在部族内部没有私有财产的观念,但在部族与部族之间还是要分彼此的,否则就不会时常发生部族之间的战争。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划分完全是以财产的拥有为标准,财产在马克思那里就是人类的一切,马克思的理论只不过是他所批判的”拜物教”的另一种翻版。孔子所说的大同社会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其物质文明也许远远比不上现代文明,但精神文明绝对是远远超过现代文明。对于达到圣贤境界的人来说,无论是否有现代物质文明提供的方便,都可以做到”无入而不自得”。对于现代科技所带来的物质文明,中国文化并不是没有能力做到,而是不愿意往这个方面努力。以道家为例来说,道家人物可以算作中国古代的科学家,道家注重研究宇宙物理和生命的奥秘,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克服物理世界和物质世界的束缚,克服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实现庄子所说的”逍遥游”,说白了也就是在事相上而不仅仅只是理论上做到圣人的物我一如,”无入而不自得”。以道家思想来说,依赖于物就是”役于物”,被物质所捆绑,过度依赖于物就是被物质过度捆绑。比方说,现代化的城市高度依赖于电和自来水,如果突然停电停水,社会生活就会陷入混乱,如果长期停电停水,社会生活就会陷入瘫痪。人一切的忧患都来源于人的生命依赖于这个由血肉组成的身体,所以《老子》第十三章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身体只不过是生命的工具,并不是生命的本身,由父母所生的这个依赖于物质的身体工具并不好用,除了要吃喝拉撒还有生老病死的麻烦,人世间的天灾人祸种种苦难都是由人的这个血肉之躯而起。转变由父母所生的这个血肉之体,甚至再造一个不受物理、物质束缚,与普通的血肉之躯完全不一样的身体,这就是道家的神仙思想的基本出发点。这种思想显然是现代西方科技文明还没有办法理解的,其思想的来源同样也是出自于《易经》。圣人完美无缺地达到了大仁、大智、大勇的境界,可以做到没有任何过失,当然也不会明知故犯去制造过失,所以超凡入圣之后就永远都是圣人,不会再堕落。贤人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还处于进德修业的过程之中,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超凡入圣也不是人一生短短几十年上百年的努力就能实现的,所以在超凡入圣之前,如果遇到了不好的外在环境,再次堕落是完全有可能的。另一方面,由道体所所变化出来的生命作为宇宙万物的一部份,其数量无穷无尽。”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相同形态的生命会聚在一起,越聚越多之后成为成为相应型态的群体社会。有聚就有散,聚与散互为阴阳,由相同形态的生命聚拢而成的群体社会最终走向消散无可避免。物极必反,大同社会一定会退化,这是由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宇宙万物阴阳消长变化的法则所决定的,圣人只能顺应法则而不能改变法则。

完美的大同社会可以用纯阳的乾卦来代表,尤如月盈则亏, 阳极则阴生,纯阳的乾卦变成了”天风姤”,再变就成了”天山遁”。阳消则阴长,变到最后就会成为纯阴的坤卦。人心开始堕落之后,大同社会就变成了既往的历史。人心堕落表现为人我彼此分别的心态越来越重,厚此而薄彼,背离人我一如、物我一如的境界越来越远。人我之间做不到一视同仁就难以做到”忠”,难以做到”忠”就难以做到”恕”,做不到恕人与与之间就要开始争,争进一步升级就是斗,斗进一步升级就是相互残杀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尸堆成山,血流成河,冤冤相报,苦难无穷无尽。人心一旦开始堕落,”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向往圣贤之道的君子越来越少,背离圣贤之道的小人越来越多。演变到”天地否”时,阴阳各半,否卦彖辞说:”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内小人”就是亲近小人,”外君子”就是远离君子,人们纷纷亲近小人,远离君子,小人越来越多,君子越来越少,所以说”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否卦说得是走下坡路时的情形,与此相对的是,否卦的反对卦泰卦说的是走上坡路时的情形。泰卦彖辞说:”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内君子”就是亲近君子,”外小人”就是远离小人,人们纷纷亲近君子,远离小人,君子越来越多,小人越来越少,所以说”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到人类文明快灭亡的时侯,这个地球上就上的君子之道就完全消隐了,用与纯阳的乾卦完全相对的纯阴的坤卦来代表。在人类文明快灭亡的时代,在这个地球上人与人之间已经没有爱,唯有无穷无尽的仇恨,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随时随地准备残害别人和防备别人残害,整个世界变成了人间地狱。说到人类文明的毁灭,在西方的科技还没有出现之前,人类文明并不具备毁灭的条件,在西方科技的推动之下,人类已经拥有足以自我毁灭好几次的核子武器,只要出现一个西特勒式的恶魔掌握了核子武器的情形,只要按几下按钮就可以让人类文明在瞬间毁灭。按照《易经》的法则,人类文明最终一定会走向衰亡,人类文明的衰亡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的彻底堕落,并不是因为地球的毁灭而灭亡。当然,在人类文明快灭亡的时代,人类的整个生存环境同样也会变得非常恶劣。地球的整个生态环境是全体人类共同的福祉,人类的行为离”亲亲、仁民、爱物”的境界越远则人类整体的福祉越薄,地球的生态环境越恶劣。俗话说”福人居福地,福地居福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眼前就有现成的例子,北欧地区的民风比中国大陆纯朴,道德水平普遍比中国大陆高,所以生态环境普遍比中国大陆好;在非洲的一些地区战乱不断,瘟疫流行,生存环境非常恶劣,不是饥荒就是爱滋病,在这样的地方人的道德水平普遍低下。人类文明必然走向灭亡,就象人一定会死一样。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使身体保持健康,使寿命延长。人类同样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使天下太平,使人与人之间尽可能互敬互爱,延长人类现有文明的寿命。当然如果人类社会已经到了类似于患期癌症患者的地步,那就是真的是不可救药了。以《易经》的法则看,生死只不过是阴阳互变化所形成的两种完全相反的现象,并不存在一般人所想象的那种生与死。在现有人类文明灭亡之后,还会有全新的人类文明出现。就算是地球、太阳系乃至整个银河系毁灭了,在若干亿万年之后,还会有新的星系、新的世界和新的生命形成。所以《周易》的最后一卦是”水火未济”,显示万事万物永远没有穷尽。

介绍完大同社会之后,孔子紧接着又介绍从大同社会退化而来的小康社会,原文如下: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现在人心堕落,大道隐退了,人们只为自家的利益着想,不会为别人着想。人们只是孝敬自己的双亲,爱护自己的子女。人们把物资据为己有,只是为自己出力。诸侯天子们的权力更迭变成了世袭相承,并成为名正言顺的礼制;修建城郭沟池来自我保护;制定礼仪作为纲纪,用来确定君臣关系,使父子关系淳厚,使兄弟关系和睦,使夫妻关系和谐;使各种制度得以确立,划分田地和住宅;推崇有勇有智的人,人们只为自己建功立业。所以,计谋就开始兴盛起来,因而争斗也就不可避免了。象大禹、汤王、文王、武王、成王、周公这些人,由此成为三代中的杰出人物。这六位君子,没有哪个不谨慎奉行礼制的。他们彰昌礼制的内涵,用它们来考察人们的信用,揭露过错,树立讲求礼让的典范,为百姓昭示礼法的仪轨。如果有越轨的反常行为,有权势者也要斥退,百姓也会把它看成祸害。这样一种虽然人有私心,但在礼制的约束之下,人们不会因为自私自利而相互冲突、相互争斗的社会,就叫做”小康”社会。

孔子所说的”今大道既隐”,意思是现在完美无缺的君子之道隐退了,小人之道开始显现了,用卦象说,就是乾卦变成了姤卦、遁卦。小人之道显现之后,人我分别、厚此薄彼的心态越来越重。如果不对人的自私自利进行约束,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就无可避免。象大禹、汤王、文王、武王、成王、周公这些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杰出人物,就是看了人类开始堕落之后的情形,才想办法制定”礼”来补救。《老子》第三十八章也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是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说的与孔子说的是一个意思,社会开始变乱了,需要用礼来防止社会继续变乱。”礼”是一种不得已而采取的办法,就象人生病了不得不吃药,健康无病的人自然不用吃药。夏、商、周三代用礼来治理社会,在礼的约束之下,整个社会和睦相处,人人都能安居乐业,这样的社会就是小康社会。夏、商、周三代的小康社会虽然比大同社会差了一等,但也足以能让孔子羡慕不已了。孔子生活的时代处于周朝的中后期,社会已经演变到了”礼崩乐坏”的境地,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制定的周礼已经开始废弃了,整个社会已经开始乱象萌生。

现代人提到”礼”,一般首先想到的就是”文明礼貌”,再深一点可能还会想到婚礼和丧礼。礼貌和婚丧二礼当然也是礼,但只能算是礼的一部份。另一方面,现代中国人的礼貌和婚丧二礼已经流为一种空洞的形式,礼的精神内涵已经没有了。中国文化所说的”礼”,包括了宗教、道德和法律的规范,广义的”礼”还包括了教育和思想文化。贯串宗教、道德和法律规范的核心精神都是”诚敬”二字,所以统称为礼,礼的真正的精神内涵就是”诚敬”二字。西方法律的精神是公平正义,这是从人的外在行为和行为的结果来说的。中国传统的法律精神就是从人的心态来说的,人在做出一个重大行为之前必然要先在内心有所决定,一个人如果随时能保持内心的诚敬,做出来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自然符合公平正义。礼的精神类似于中医,中医讲究治未病而不是治已病,注重事先的预防,而不是等形成不良后果之后才来补救, 这是中西方法律传统的一大区别之一。对于中国文化中的”礼”,现代的中国的一些学者们出于种种莫名其妙的成见,往往说得异常复杂而又让人不知所云。”礼”实际上是一种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西方文化虽然没有”礼”这个词,但同样也有是有礼的事实和现象的。就以西方人的婚礼来说,是同时具足宗教、道德和法律的成分的。西方人在教堂举行婚礼,在上帝面前宣誓一辈子互敬互爱,同甘共苦,这就是婚礼中的宗教成分;大宴宾客,告知亲朋好友,男女双方正式结为夫妇,以后将按照社会通行的家庭伦理道德规范来生活,这就是道德的成分;在政府的婚姻登记部门登记领取结婚证,这就是法律的成分。再以西方人的国礼来说,美国总统就职要手按圣经宣誓,美国法庭的证人在出庭作证之前也要手按圣经宣誓,这就是西方人国礼中的宗教成分,道德和法律的成分自然已经包括在其中。说到这里不得不让人感叹,近现代的中国人口口声要打倒中国的传统,要全盘西化,实际的情况是置西方文化的精华于不顾,拼命去捡西方人的粃糠渣滓,结果是在断送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之后,搞出了一个不西不中的怪胎,搞得人心大乱,民不聊生,苦难无尽。在中共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深受马列主义的影响,对美国人国礼中的宗教成分以看戏的态度来对待,甚至嗤之以鼻,殊不知正是这一点点宗教的成份对美国的国运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对现前可以观察到的美国人的国礼都缺乏理解的智慧,对于中国两三千年前的古礼就更加缺乏足够的智慧来理解了。要透彻理解礼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只要把婚礼的功用搞清楚就够了。婚姻的目的是让男女双方结成夫妇,要维持夫妇关系的长期稳定和谐,结成夫妇的男女双方之间必须长期保持互敬互爱。夫妇之间互敬互爱的基础当然是男女之间的感情,但感情的实质其实还是自私自利,男女之间爱起来可以爱得昏天黑地,那是因为双方都能满足对方对男女情爱的需要,人的心是会变的,等到某一天其中有一方觉得对方不再能满足自己对男女情爱的需要,感情的基础就荡然无存了。所以要有效地维持夫妇关系,完全依靠男女双方自觉自愿地长期保持互敬互爱,不排除极少数人有做得到的可能,但绝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所以需要有婚礼来从外部约束。作为外部约束的婚礼,并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那种结婚仪式,而是传统文化所讲的包括了宗教、道德和法律的规范在内的婚礼。就婚礼的宗教成分来说,西方人信仰上帝,男女双方在上帝面前发誓愿意与对方结成夫妻,愿意永远敬爱对方,对于真正虔诚的宗教徒来说,发这样的誓言是一桩很严重的事,其严重性远远超过了政府的婚姻登记;中国人虽然没有类似于基督教宗教传统,但在中国传统的婚礼中,男女双方成婚要敬告祖宗,昭告天地,这就是中国式的宗教,与古代诸侯之间昭告天地歃血为盟的宗教精神是一致的。说到宗教,不得不谈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蓄的宗教精神,所谓”道并行而不悖”,你有你的神明,我有我的神明,我敬我的神明也敬你的神明,中国的古人没有因为宗教发生过战争,虽然教义上的学术争论无可避免,但并没有真正排斥过外来宗教。中国传统的婚礼虽然没有政府登记的环节,但婚礼本身就具有法律的效力,所有参与婚礼的男女双方的亲朋好友就是建立婚姻关系的见证人。

对于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礼,与及礼的功用,孔子在《礼记·礼运》中的讲解是:

“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

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七种人情,是人人与生俱来的,不用学习就会。对这七种人情如果不进行治理,就个人来说会害人害己,就整个社会来说会造成冲突斗争不断,苦难无穷无尽。以洪水作比喻来说明,如果洪水不按一定的路径流动就会四处泛滥,造成洪灾,所以需要治理洪水,治理洪水的原则是让洪水按照固定的路径流入江河湖海,而还是任其随着地势乱流。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十种人义,并不是人人与生俱来就会的,一方面需要以内在的人格修养为基础,一方面需要有外在的力量来约束,因为维持大同社会的君子之道开始消隐之后,人心已经堕落了,要完全靠人的自觉自愿来达到这十种人义,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已经无法做到了,这就是礼得以存在的基础。十种人义实际上就是仁爱之心的细化和具体落实,抽象地谈论仁爱没有什么意义,还须要进一步细化和具体落实。需要强调的是,君仁、臣忠这两义所涉及到的君臣关系长期被人曲解,如果不厘清其中的混淆是非就会错解儒家思想,进而贬低中国文化的价值。”君”这个字,从古体字的造型看,是一根拐杖和一个开口,这是一个会意字,拐杖代表的是年岁已高的人,开口代表的是人开口讲话,两者合起来就是一个”君”字,意思是德行高、学识丰富的长者,这样的人开口讲话当然就有威信。所以”君”这个字的原意并不是单纯指国君或者皇帝,君臣关系泛指一切领导与部属之间的关系。君臣关系也不是流俗所认为的那种单向的关系,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并不符合事实。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篇下》)西方社会在原始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家为了大发横财残酷压榨工人的血汗,当然现在中国大陆的无良资本家们也是如此,这种情形就是孟子所说的”君之视臣如犬马”、”君之视臣如土芥”,正是资本家的贪婪和残忍制造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土壤。人与人之间互敬互爱,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信用,亲睦友好,这样的状况叫”人利”;人与人之间相互轻视,相互仇视,为了得到利益相互争夺,相互残杀,这样的状况叫”人祸”。要在人与人之间实现十种人义,使人与人之间互敬互爱,相处有信用,亲睦友好,崇尚辞让,消除争夺,实现人人都能得人利而远离人祸,必须用礼来治理七种人情,若不如此就根本不可能实现。饮食和男女的欲求是人最根本的欲望,能满足人的饮食和男女欲求的事物就是利;死亡、贫穷和痛苦是人最厌恶的事物,能导致死亡、贫穷和痛苦的事物就是害。一般人日常的起心动念,基本上就是围绕着算计利害和如何趋利避害在转。一个的人心到底如何别人是看不到的,美丑善恶在人的内心,而不是在人的外表。如果没有礼的帮助,一个人内心的美丑善恶到底如何,别人并没有办法真正了解,这就是礼的最基本的功用。还是以前面所举的婚礼的例子来说,男女双方是不是真的爱对方,愿意共同在一起过一辈子,从人的外表并不能真正看清楚到底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仅仅只是为了欺骗对方的感情,只有在双方都愿意并实际接受了婚礼的约束,才可以断定男女双方的感情是出自真心而不是欺骗。再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没有完备的商业合同法,现代社会的商业活动将会处于半瘫痪的状态,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就会大乱,可以从这个地方去体会礼的功用。用礼来使整个社会处于”治”的状态,远离”乱”的状态,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福祉,而不是象深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影响的学者们所挞的那样,只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要使社会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只靠礼对人进行外部约束只是一种不得已而用之的补救措施,最根本办法的还是要提高人的内在人格修养,使人与人之间能够自觉自愿地互敬互爱。只有让君子之道长,小人之道消,保证正气能够压过邪气,才能让社会长久保持大治。如何让让君子之道长,小人之道消?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人格教育,这正是《礼记·学记》中所说的,”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是中国文化中真正的教育哲学,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培养一个人的品格,谋生的技能放在第二位,先学做人,后学做事,人品是本,技能是末。如果一个人做事的能力很强,但人品很坏,最终的结局一定是害人害己,而且是能力越强,为害的程度越大。中国传统的人格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小学和大学的划分是按照人心理成熟的阶段来确定教学内容,而不是近现代学从西方的学过来的那种学校制度。小学阶段适用于人的少年时期,主要的教学内容是洒扫庭除,进退应对,学习如何自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琐事,如何爱身边的各种人,如何行各种礼仪,如何说各种敬语,为人一生的立身处世打下扎实的基础。清代的李毓秀(西元1662—1722)根据中国传统的小学教育的原则,并接合当时的社会生活编订了《训蒙文》一书。《训蒙文》以《论语·学而》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句为中心,分为五个部分,具体列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囊括了传统小学教育的全部内容。后来清代的贾存仁又进一步修订改编《训蒙文》,并改名为《弟子规》。《弟子规》是一本启蒙养正,教育子弟敦伦尽份防邪存诚,养成忠厚家风的最佳读物。在佛门大德净空法师的大力倡导之下,近年来在海内外华人中间已经形成了学习《弟子规》的潮流,显示出了中华文明开始走向复兴的迹象。中国传统的大学教育的原则与内容集中体现在孔子的学生曾子所著的《大学》之中。《大学》原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宋儒朱熹把《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合编在一起,并加了他自己的注解,称为《四书集注》。从明朝开始,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法定必考内容,朱熹的思想统治了明清两代五百多年,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大不幸,中国自明代开始的思想专制对中国国运的衰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思想的流弊一直影响到近现代。在朱熹的鼓吹之下,《大学》成了帝王之学,既然是帝王之学,普通人做不了帝王只好敬而远之,而有帝王野心的人却又把朱注的《大学》当作无上的成功秘笈。其实曾子在文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就是大人之学,成人之学,上至天子,下至庶人,任何人都需要不断修身养性,努力塑造一个完美的人格,这就是大学的基本原则。《大学》开篇就提出了大学的教学目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教学目标有三个:一是让人能够明”明德”,就是悟道;二是让人”亲民”,能够做到爱一切人;三是让人”止于至善”,能够达到完美无缺的圣人境界。这三个目标都是针对人的智慧和品格培养而言的,为每一个人的修身养性提供了一个标准。朱熹为了标榜《大学》是帝王之学,在他的《四书集注》中擅自改变《大学》原文的文字和前后句段的次序,把原文的”亲民”改为”新民”,一字之差,文意天地悬隔。所谓”新民”就是把旧人改造成新人,矛头指向的是”愚昧无知的草民”,而不是指向自己,已经远离了孔孟”反求诸己”的根本精神。子思在《中庸》中引用孔子的话:”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皓,反求诸身。”孟子在《离娄上》中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民国初年开始,知识分子们口口声声要”改造国民性”,”改造国民性”就是朱熹所谓”新民”的现代化表述,由此可见朱熹思想的流弊影响是如此之深远。毛泽东在大陆登上帝位之后,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把朱熹”新民”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毛泽东青年时代在长沙的岳麓书院自修,朱熹曾经主持过岳麓书院的教务,毛泽东在朱熹的文化氛围之下读书,深受朱熹的影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毛泽东把他组织的学习团体命名为”新民学会”,朱熹”新民”的思想在青年毛泽东的心里生根发芽,影响了他的一生,因而也影响亿万百姓的身家性命。关于”新民”,什么样才叫”新”,什么样才叫”旧”,从哲学的观念看都是相对而言的,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标准。”新民”最终结果只会是,谁的声音大谁就是”新”,声音小的就成了需要接受改造的旧人;谁手里的枪杆子硬谁就是”新”,无权无势的人就成了需要接受改造的旧人。对于曾子的《大学》,从南怀瑾先生讲课录音整理出版的《原本大学微言》一书已经讲解得非常透彻。

余论

相对于世界其它文明而言,中华文明可谓是早熟的文明,早在秦汉之前,中华文明就已经成熟了。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历朝历代的中国人都是在享用先秦的文明成果,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创新。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秦汉之前的古人们已经把人类面对的各种困境,包括宇宙、生命、宗教、人文等方问题基本搞清楚了,至少可以说对这些问题基本的大原则已经搞清楚了。相形之下,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文明,就解决人类生存困境方面取得的成果而言,远远逊于中华文明。西方文明起点低,所以后世的西方人争讼不休,各种异说推陈出新,乍看之下,似乎一直在不断进步。实际上,时至今日西方人从古希腊继承下来的各种哲学问题,无论是本体论、认识论,还是人文思想,依然还在聚讼不休,并没有真正解决,只不过是物质文明的光耀暂时把这些问题掩盖住了,人们已经沉溺于物欲的追求而难以自拨。在西方文化中,各种哲学思想相互冲突,宗教思想无法自圆其说。现代科学理论在经历了经典物理学到现代物理学的飞跃之后,科学界终于认识到现有的各种科学理论只不过是局部的真理,有限的真理,随时都有可能被新发现的事实证伪。此外,西方的宗教、哲学和科学之间无法融通的问题,迄今为止依然如故。西方文化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在中国先秦的思想学术中找到解决的锁钥。现在说中华文明比西方文明高明,自然是有很多人不会服气的。对于中华文明的责难,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几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西式科学和民主?为什么最近这两三百年来中国落后于西方?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还会有那么多的人祸?关于这些问题,有的已经在上文中有所涉及,要深入展开需要专文来讨论,这里只简单谈两点。对于西方的民主,首先要认清历史事实,古希腊的民主已经灭亡了,古罗马的共和国最终被专制所取代,美国从建国到现在也只不过是两百多年,美国黑人得到真正的国民待遇还不到五十年,欧洲的很多国家脱离帝王政治也还不到一百年,几百年的时间相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来说只不过是一瞬间而已。并不存在什么脱离了人类自身特性的单向的历史进步规律,只要人性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把时间的跨度放大之后,一切皆有可能。就中国本身的问题而言,古圣先贤的思想虽然高明,但后世的人有能力采用多少,愿意采用多少,是由每个时代的人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比如说讳疾忌医的问题,病人如果不承认自己有病,不愿意接受治疗,不管医生有多高明都没有用,而讳疾忌医恰恰是人性的一大毛病之一。”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皓,反求诸身。”孔子的话虽然是在说君子之道,但同时也反映出了一个问题,人世间的事,追根溯源根本的症结还是在当事者自身,不但个人是如此,社会群体也是如此。对于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来说,能够影响社会风气、主导时代潮流的菁英人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也正是《春秋》责备贤者的精神所在。

二零零八年十月七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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