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十六岁的花季少女，为饥饿而偷了一块仅值二元钱的面包，却因遭受到羞辱和那铺天盖地的社会性冷漠而自杀身亡了。
在文章的开头，我不得不给读者诸君抄录下这样一段催人泪下的遗书：“姐姐、姐夫，其实我当时真的不是有意去偷那块本不属于我的面包。我知道我错，我当时真的很饿，我也知道不好，我当时真的非常饿，我没能禁得住诱惑，我做了不该做的事儿，我再也没有脸见你们了，也更没脸到学校上课，没脸面对老师。我走了，永远地走了，希望你们能原谅我。”
我还不得不简单地摘录一些有关她偷面包时的情境描写和别人对她的评价：“她被店主抓住后，苦苦哀求”“旁边有人愿意为她垫付面包款，店主仍拒绝原谅，执意要将其送学校或公安机关”。
在得知黄绢自杀身亡后，店主竟冷漠的说：“死了就死了呗。”
熟悉她的人却评价：“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身世非常苦，有点自卑，却非常自律”“四年前来到沈阳读书，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她曾险些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我不得不记录下一些官员和专家发表的评论：
“部分人处事不冷静、欠缺思考……”
“进行挫折教育很有必要……”
在这处于二十一世纪并号称“5000年以来最长最大的盛世”的国家之中，竟然让一个鲜活可爱的生命，为了二元钱面包就消逝了。而且，除了那个愿意为其垫付面包款的市民，我几乎从头到尾都感受不到一丝阳光和温暖，尤其是在官员和专家的议论中，我感受到的是彻骨的寒意！
我知道黄绢决不只是简单地因店主的冷酷而被逼自杀，就象我深深地知道，马家爵决不是仅仅因为遭受到几句侮辱性话语就去杀人。
马家爵作为一个中学时得过奥林匹克物理大赛二等奖的优秀生，高考成绩优秀，因为贫困，降格上了云南大学。经常一天只吃二个馒头，没鞋穿，被同学嘲笑为“土包子”。被恶语中伤、被蹂躏人格。而侮辱他的人“居然还那样嚣张快乐”。于是他杀了侮辱他的那几个人，但没有杀后来来找他的另一位同学。
后来被披露出来的事实，使我们能够想象到，马家爵、黄绢们在作出会导致他们告别人世的决定前，是感受到了那铺天盖地的社会性冷漠氛围的。我们也能想象到他们告别人间前遭受到的心灵煎熬与挣扎，以及心中所怀着的绝望与愤怒。
在这里，我不想就黄绢之死，发表就事论事的议论。因为我知道主流媒体就此类事件发表的报道与评论，其首要原则就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就事论事，尽量无视或弱化这类事件的社会意义。通过这种偷换手法，把责任完全推到少数几个当事人身上。完全推卸政府和体制在这些事件上的责任。这种一以贯之的报道手法，本身就是一把把导致社会性冷漠的杀人之刀！
所以，我在本文中想提出的问题是：这弥漫在中国大陆的社会性冷漠是怎样产生的？导致黄绢们自杀的最大责任者是谁？
中国有句被许多人内心深处信奉着的古话：“窃钩者囚，窃国者侯”。这种应该令中华民族感到羞耻的、荒谬的历史逻辑，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却被现实演绎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当前中国的现实是：在继承了一个泛政治化体制的前提下，通过执法产业化、行政产业化、公共领域的全面泛市场化，实现了全面的权力市场化的进程，从而也完成了国有企业演变成官有企业的过程，打造出一个全社会泛权力寻租的社会景象，使所有的社会资源都可以被权力通过各种手段巧取豪夺、予取予求。
就在这样一个主流社会穷奢极侈、纸醉金迷的盛世背景后面，却是广大底层老百姓的社会保障全线崩溃。看不起病、读不起书、住不起房，甚至还要吃不起饭。
最近，在一个权威人士口中获得一个信息：2005年，全国工资总额是1.2万亿元，仅占GDP的12%不到。当前的现实是很多国企高管的年薪，动辄几十万、几百万，加上公务员的几万、十几万，在这块1.2万亿的蛋糕中，广大国企职工和农民工能分得多少，仅从工资额的巨大反差中，我们就能知道分配是多么的不公平。
更何况在这仅1.2万亿工资总额的背后，是政府官员的公车消费、吃喝与出国考察旅游的九千亿元，是财政监管之外税外收入的2万亿元。至于大量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消耗的资源，通过对优势产业的垄断与倒卖获取的巨额利益以及官员贪污腐败流失的财富，更是无法统计。
正是这种社会分配的巨大不公，使处在金字塔最底层的广大低层弱势群体，处在一种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导致了“许多的惨剧在生活的磨子下”。
记得去年有关方面已作出过一个统计。前年一年全国有28万余人自杀身亡，自杀未遂者达200余万人！但是这样巨大的自杀人群，却没有看到主流媒体对其产生的社会原因作过深层次的分析探究！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却有人在不断教导我们：“你们要保持好的心态，要坚守住道德底线，要忍受住社会转型的阵痛。”
更何况，意识形态的精神鸦片失效后，主流媒体在全力打造一个“国家主义话语娱乐化”的氛围。这种娱乐化是全面的、无所不在的、潜移默化的。它的确成了当前的社会精神鸦片。但是中国人真的都是木头人吗？当处在比杨丽娟更恶劣的生存状态中，马家爵、黄绢们会去追星、会有资格娱乐吗？不！他们感受到的只能是那铺天盖地、无所不在的冷漠！面对的是天一样大的黑暗与不公！而且这社会性的冷漠就是体制所打造的！因为现实告诉他们，为了赖以存活的面包，有时的确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而千千万万贪官腐吏、社会蛀虫，那些群体性窃国者，却受到了体制的保护，仍然滋滋润润、潇潇洒洒的活着却无法追究。
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相信很多人已经看到，广大社会底层的弱势人群正在经受的苦难，遭受的社会性冷漠是怎样产生的。
这种社会性冷漠就产生于权力阶层对社会的巧取豪夺，已经达到了敲骨吸髓、令人发指的地步。贪腐势力几乎已经全面成为执政基础。弥漫性的腐败潮流已经形成，窃国行为已经走过了隐蔽阶段，发展成为半公开、公开化，甚至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这种社会性冷漠产生于体制性的制造一种“盛世”辉煌假象。对许多巨大的社会问题采取逃避、视而不见，甚至打压揭露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制造出一种权力阶层的冷漠、舆论导向的冷漠，也就是一种体制性的冷漠。正是这种冷漠，导致知识分子阶层在分得一杯羹后，心领神会地产生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冷漠。这种冷漠氛围已全面侵蚀到学术等领域。正是这种体制性的冷漠，导致一切公共领域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障以及慈善事业的全面变味。变成了装模作样，变成了做秀，变成了欺骗！
“学术无良知，即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是国家的毁灭。”当一个国家产生一种社会性冷漠氛围后，其社会基础危机发展到什么程度；在思想精神上的危机深重到什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在本文将要脱稿时，山西黑砖窑事件传来。还有更多的黑煤窑、黑矿场事件渐渐浮出水面。由此可以看出，社会性的冷漠与社会性失语，处处可以感受到的贪腐霸权，已经加速了社会许多层面的黑恶化过程。我们的社会会不会回到奴隶时代去，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体制没有根本上的变化，一切几乎都是可以预期的。希望读者诸君多想想这方面的问题，最好展开广泛的讨论！
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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