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五：台海大決戰》
第十章 中共黨衛軍前線司令何衛東的“善敗者不亡”之籌謀
二〇二五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台海作戰前線指揮部”司令何衛東上將，身居“前指”司令作戰室，籌謀“善敗者不亡”之策。作戰室位於江西大山深處數百米岩石之下；何衛東在這種深藏於九地之下的位置中，才能夠找到逃避深刻心理恐懼的安全感。
不過，何衛東的恐懼不是來自於敵軍實施斬首行動的可能性，而是非理性地懼怕習近平那雙似乎無處不在的眼睛，會穿透他的防彈衣，看清他內心的籌謀；唯有把自己“埋葬在九地之下”，他才能找到避開習近平監控的安全感。
大約兩年前，秦剛獲得外交部長的任命。習近平之所以把外交，這種國之重任交託給秦剛，就是因為秦剛信誓旦旦，將會有效動員全部外交能量，力求使美國二〇二四年大選再次成為撕裂美國政治和社會的契機，從而使美國無暇西顧亞太，削弱美國干涉台灣海峽之戰的意志和能力。
現在，美國大選已經結束。共和黨候選人T先生成為新一屆當選總統。可是，秦剛許諾的美國政治和社會大撕裂的情勢並沒有出現；T先生雖然還沒有宣誓就職美國總統，但他在競選過程中卻已經明確表態，台灣受到攻擊，美國必定軍事介入。由此可以判定，美軍介入台海戰爭是極大概率事件。
日本前首相安倍死前曾提出一項國策：“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有事就是美日同盟有事。”這項國策遺囑在國際間被稱作“安倍邏輯”。從當前日本和美國的國內政治情勢來看，台海戰爭一旦爆發，“安倍邏輯”隨即啓動已成定局。
另外，美國與澳大利亞、菲律賓實質性軍事同盟關係的強化，強化了美國軍事介入台海戰爭的戰略縱深和前線戰略支撐點。中共解放軍台海作戰將面對美、日、澳、英聯軍的態勢正在形成。
何衛東從軍委聯合參謀部情報部門得到最新報告表明，兩個月前印度和美國在中印邊境西段舉行聯合軍演的戰略想定在於，台海戰爭爆發後，美印聯軍前出佔領阿克塞欽地區，切斷中共軍隊西藏和新疆的交通；同時，印度將動員強大兵團，從中印邊境東端向拉薩推進，並借諸“護送達賴喇嘛回家”的宣示贏得藏人的支持。
軍委聯合參謀部的情報部門交到何衛東辦公桌上的另一份情報，內容則是關於台海戰爭爆發後越南軍事動態的預判。根據這份情報的預判，越南將乘台海戰爭之機，在兩個方向上展開軍事動作：一是在南海方向展開大規模奪取島礁作戰；一是向北集結強大兵團，根據形勢發展決定是否向中國境內發起佔領南寧的作戰。
還有一份由國家安全部轉來的情報引發何衛東的關注。這份情報聚焦於袁紅冰組建“保衛自由台灣國際志願軍”事件。
根據這份情報，袁紅冰數年前發出宣言，組建以“中國反抗運動”爲主體的“保衛自由台灣國際志願軍”，並聲稱在解放軍武力犯台遭到顛覆性挫敗之後，將志願軍易幟轉化成“中國自由軍”，趁勢進軍大陸，展開所謂“摧毀中共暴政”的作戰。經過數年經營，袁紅冰及其團伙，至少已經在美國和加拿大建立起兩個訓練營地，對志願者進行基本作戰技能培訓。
這份情報特別指出，袁紅冰的危險性在於，他同台灣內部“台獨勢力”的各種民間組織已經建立起極其密切的聯繫；一旦台灣有事，“保衛自由台灣國際志願軍”會迅速在台灣民間社會找到牢固的立足點。
這份情報還特別通報，中緬邊境的中國武裝反抗運動的團隊V字旅、“中國民主軍”和“中華自由閃電軍”等組織，經解放軍數次越境清剿後，退到緬甸和孟加拉、印度交界處的深山密林間休整，企圖“休養生息”，待台海戰爭爆發後“殺回國內”，也由此一度中斷了同袁紅冰的聯繫。不過，根據近期的可靠情報，袁紅冰已經重建與V字旅、“中華自由閃電軍”的聯繫。這也正是袁紅冰的另一個危險之處。
何衛東之所以特別關注“保衛自由台灣國際志愿軍”，以及藏身於緬甸深山密林中的中國武裝反抗運動，並不是因為這些組織現在的極其有限的軍事能量，而是他們對中國民眾潛在的政治召喚力。
根據何衛東瞭解的情報信息，緬甸境內的中國武裝反抗運動十多個團隊加起來不過只有數千戰士；袁紅冰正在籌建的“保衛自由台灣國際志願軍”人數更少，從軍事能量的角度審視，完全不構成對解放軍的挑戰。但是，何衛東敏銳意識到，如果解放軍在台海戰敗，兵敗如山倒的局面一旦出現，“保衛自由台灣國際志願軍”趁勢改旗易幟爲“中國自由軍”，登陸福建，中國民眾心中長期積累的對習近平執政的怨氣，很可能像錢塘江大潮洪濤湧起，而“中國自由軍”極有可能在萬民擁戴之下，解放軍軍心瓦解之際，風起雲湧，風雲際會，迅速席捲中原，直逼北京，形成不可遏阻之勢。更何況緬甸的中國武裝反抗運動也勢必越境進軍雲南，與“中國自由軍”形成戰略呼應的態勢。如此一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導致前蘇聯土崩瓦解的大規模民變和人民起義重演，就將成為另一項極大概率事件。
國家安全部轉來的上述情報最後建議軍方，台海作戰行動展開時，只要“保衛自由台灣國際志願軍”登陸台灣，就應當將袁紅冰也納入“斬首行動”的處置名單，以消除在中國引發“顔色革命”的一個重大潛在危險。
何衛東並不關注國安部這份情報關於戰時對袁紅冰實施“斬首行動”的建議；令他心神不寧的，是這份情報引發的思慮“未慮勝先慮敗”和“善敗者不亡”的中國兵法古訓，猶如走馬燈一般從他意識間反複出現。
不過，他內心深處真正焦慮的，並非台海作戰的勝敗，而是他個人命運的得失。
對當前國際政治和軍事態勢全面評估之後，何衛東得出判斷，解放軍在台海戰爭中取勝的概率不超過三成。儘管他曾多次直視習近平的眼睛，用具有金屬撞擊韻律的聲音說過，“台海作戰必勝——在家門口打仗，我們誰也不怕”，但是，那並不是他的真實想法，而只說出習近平心中震盪迴響的願望而已——畢竟向習近平說出真實想法的反戰將軍，不是受到嚴酷整肅，身陷囹圄，就是被貶斥罷黜。
從國家戰略層面考慮，此戰必敗的原因在於，中國絕大多數經濟動能都處於數千公里的東南沿海一線，解放軍的防空反導能力遠不足以保障這條經濟命脈地域的安全；一旦開戰，僅台軍的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就可能相當程度重創這個地域，美日澳英聯軍參戰，中國的經濟命脈地域遭受毀滅性打擊更加難以避免。如此一來，國家經濟動能基本喪失，約兩億人的失業大潮洶湧而起，變生肘腋、禍起蕭墻的社會政治動亂難以避免，軍隊勢將顛覆性地失去戰志，其敗不問可知。
然而，當下中共千萬官員沒有一人願向習近平發出上述警訊；殷鑒不遠，就連貴為中共太子黨上將的劉亞洲，都由於提出反對發動台海之戰的觀點，被習近平安上“動搖軍心”的罪名，拔官奪職，軟禁在家。習近平推動國家命運之輪無可阻止地向台海戰爭轉動，原因就在於他把自己逼進一次末日賭博的命運決戰。
習近平回歸毛澤東時期國家壟斷經濟的國策，猶如一把鈍刀，血淋淋地閹割掉中國經濟發展的機製性動能，即市場經濟結構，從而使中國經濟變為“太監經濟”，即只能在日漸衰朽中等死，再無創造新的生命活力的可能。
習近平爲“定於一尊”的共產皇座，除實行“任人唯馬屁精”的組織路線之外，又展開一波又一波殘酷至極的權力大清洗，而且經濟大幅下滑，地方財政瀕臨破產，官員工資福利銳減，於是，千萬官員敢怒不敢言之際，普遍躺平怠政，對習近平進行“和理非”抗爭。此舉使中共體制運作宛似患上老年癡呆症，已露末日垂死之相。
習近平受到馬克思和毛澤東鬼魂的詛咒，試圖復興無數次將人類淹沒在血海淚滔中的共產主義運動，並要借共產極權主義擴張，取得國際法的立法權，進而規定人類未來的生活方式。共產主義運動早已是冢中枯骨、棺中腐屍，習近平忤逆天命，違悖人心，自然只能使自己走上外交的窮途——當年阮籍靈秀天成，遂知臨窮途應掩面痛哭而返；今日習近平愚鈍顢頇如野豬，卻只知在窮途之際瘋狂裸奔。
習近平自己把自己逼入絕境，卻仍然不知轉圜；是“定於一尊”的獨裁權力給了他蠻橫的自信。有人說“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殊不知“絕對權力首先導致的，是非理性的瘋狂自信”。習近平就要借助台海戰爭跨出實現“共產主義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步——他渴望一戰扭轉國內政治經濟的頽勢，並殺出外交的重圍。絕對的獨裁權力使習近平愚蠢而又絕對地相信，他的渴望將決定歷史進程；他的意志就是未來人類的意志，他就是要把自己的戰爭意志，強加於二十一世紀人類的命運。
雖然何衛東的心像一座鐵鑄的棺材，裡面封閉著對習近平的蔑視，雖然何衛東對台海戰爭的前景持悲觀態度，但是，他仍然決意首先與命運作一次豪賭，從必敗的局勢中求勝——對於何衛東而言，手握數百萬大軍的指揮權而不進行一項命運的對賭就放棄，那簡直等於暴殄天物。
經過反複權衡，何衛東深知，台海戰爭的唯一勝算就在於，短時間內便摧毀台灣的抵抗意志，完成對台灣戰略要點的佔領，從而在美、日、澳、英作出軍事介入的決定之前，就結束戰爭；只要給美日等國留出足夠的軍事介入的反應時間，則解放軍此戰之敗便難以避免。
為求速勝，何衛東已經指示參謀人員製定出名為“火焚”的台海戰爭第一階段作戰方案。顧名思義，所謂“火焚”，就是運用超飽和火力——用何衛東的話講，就是要使用讓范弗里特都咋舌的火力——對台灣進行七十二小時以上日夜不停的火力急襲。
依照何衛東的“火焚”方案，首先用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對台灣高價值的軍事戰略目標和政治戰略目標，包括雷達、軍事指揮所、機場、港口、總統府和各縣市政府部門實施精确打擊，目的在於摧毀台軍的政治軍事“大腦”和獲取信息的耳目；接著由殲二十隱身戰機爲先導，運用各型戰機實施對戰略目標第二輪打擊。
然後，在取得台灣海峽制空權和制海權的條件下，由十萬噸級半潛船和超大型滾裝船改建而成的火箭炮發射平臺，前出台灣海峽中線，萬彈齊發，對包括各種民用基礎設施和港口在內的目標進行全覆蓋的飽和轟炸。同時，派遣轟六戰機，飛臨台灣上空，淩空投擲與俄羅斯“炸彈之父”具有同樣威力的超大當量炸彈，以增強對台軍和台灣社會的心理威懾力。
解放軍的三艘航母在強大驅護艦隊和潛艇部隊護航下，以演習之名先期分別部署在台灣的南部、東部和北部海域，“火焚”戰役開始，即從反斜面對台灣實施集火打擊。
“火焚”戰役將持續至少七十二小時，全面摧毀台灣軍事和民用基礎設施，力求以超飽和火力同時焚毀台灣社會的作戰意志。
何衛東特別強調對民用基礎設施的摧毀性打擊。他認為，俄烏戰爭就是由於普京最初的“婦人之仁”，沒有運用具有泰山壓頂、巨獅搏兔般的強大火力，摧毀包括民用基礎設施在內的烏克蘭國家戰爭潛力，才使得戰爭拖長，給北約和歐盟決策全力支持烏克蘭留下時空窗口期。
“火焚”戰役之後，立即啓動定名爲“速勝”的立體性登陸作戰。“速勝”之戰以台南和台中作爲佯攻方向；重兵突襲，直取台灣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雙北”地區，則是“速勝”戰役的重心。突襲登陸作戰確定林口、淡水河口和基隆三個登陸點，以期對台北市、新北市形成三面合圍之勢。
何衛東計劃動用全軍百分之九十的專業登陸艦船，包括四艘新銳的七六型兩棲攻擊艦，八艘七四型兩極攻擊艦，百艘七一型登陸、坦克登陸艦，實施第一波立體登陸攻擊。在登陸突襲成功後，再由經改裝的數百萬噸民用滾裝船隊，將後續五十萬大軍和後勤保障資源，快速運送到台灣北部的佔領區。
在製定上述作戰計劃過程中，有參謀官提出，民用滾裝船防衛薄弱，用於輸送兵員，一旦受到台軍殘餘火力的打擊，極可能造成重大人員戰損。當時，何衛東只冷冷地説了一句：“慈不掌兵。”在他冰冷的鐵石心中只有一個執念，即唯有速勝，他才能獲得與榮耀和權力同在的生機，否則他很可能死無葬身之地。所以，為求速勝，即使台灣海峽由“黑水灣”變為“血水峽”，他也再所不顧——這就是他的“慈不掌兵”之意。
待完成對台北市和新北市的全面佔領後，由國台辦主任宋濤負責培訓的十萬青年政治工作人員將分期分批進入雙北地區。因為考慮到福建、廣東與台灣之間的聯繫密切，宋濤特意從廣西招收十萬具有大學以上學歷的人員，集中進行政治和閩南語培訓；這十萬政工人員進入台灣的主要任務是，在佔領地域建立中共政權；對隱藏民間的“台獨勢力“進行甄別，然後交由軍隊處置；對台灣社會開展全面的“思想再教育”。
與之同時，待登陸部隊達到五十萬人以上時，登陸的重裝集團便在海上艦隊強大側擊火力的配合下，以空中火力突襲爲先導，沿台灣西部衝擊平原和丘陵，一路向南，席捲全島。同時，以三個航母戰鬥群爲戰役支撐，由海軍陸戰隊在花蓮、台東登陸，肅清殘餘抵抗力量，最終在半個月內完成對台灣的全面軍事佔領。
近一個月以來，何衛東無數次在他大腦的屏幕上放映上述台海作戰的方案。他這樣作，並不是基於作戰統帥的責任感，試圖從作戰想定中找出瑕疵，加以修訂完善。事實上，他似乎只是渴望憑藉在想像中成功實現預設作戰方案，來麻痺自己過分緊張的神經；這就如同吸食精神鴉片一般。
神經處於極度緊張之中，是因為“未慮勝先慮敗”的兵法古訓已經成為他揮之不去的惡夢。理智無數遍告訴他，是習近平的非理性思維邏輯把中國國運推向台海戰爭的地獄之門，而快速取得台海作戰勝利的比率或許比靠賭博發橫財的可能性還要低；原因在於那需要滿足太多不可控的條件——比如，“火焚”戰役必須能夠確保摧毀台軍戰志和台灣社會抵抗意志，而俄烏戰爭的經驗表明，僅靠大規模導彈和空軍的火力突襲很難實現摧毀敵軍抵抗意志的目的；再比如，爲確保立體登陸作戰的成功，就要確保事先能夠基本摧毀台軍的遠火反擊能力，但是，要想通過“火焚”戰役一舉基本摧毀台軍隱蔽在大山坑道深處的戰力，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何衛東野心勃勃，而又有自知之明。他深知自己可以在數百萬大軍前昂視闊步的榮耀完全來自權力的恩賜；失去權力他就將失去一切——權力就是他的生命，就是他存在的意義。有時他甚至會覺得在他與權力的關係中，權力才是主體，而他只是權力的附庸或者影子；台海作戰一旦失敗，權力就會拋棄他——習近平定會拿他問罪，他則只能在黑牢的陰影下爛死，甚至白骨都會發霉變黑。
何衛東對台海作戰失敗的憂慮歸根結蒂並不是聚焦於解放軍士兵的命運，而是他自己的命運——他絕不願意認命，而即將展開的台海之戰又將他似乎無可選擇地置於敗亡命運的刀鋒之上。所以，除了首先盡全力爭取僥倖獲得台海作戰速勝的可能性之外，何衛東早已經將精力放在思考並實施“善敗者不亡”的古訓之上。
何衛東甘作習近平鷹犬爪牙的奴性外表下，潛藏著“彼可取而代之”的梟雄之思。他不僅要作到“善敗者不亡”，而且要一舉殺出絕境死地，真正登上權力之巔——他爲自己設計的通向權力之巔的“天梯”，便是在台海作戰敗象初露端倪時，不失時機地發動軍事政變，擒殺習近平，並將戰爭罪責推給這個“獨裁國賊”。
借諸中紀委這個超級錦衣衛特務組織和嚴格的制度，習近平對官員實施密如蛛網的監視和權力限制。何衛東雖有中央軍委副主席之尊，但在和平時期他要臨時調動超過一個排的兵力，也必須提前一週向軍委主席辦公室報備，否則將受到軍法懲處。不過，這一整套監控系統和制度，只有在和平時期才有效；一旦進入戰爭狀態，爲高效作戰，前線指揮官將在相當程度上獲得運用權力臨機專斷的“自由”——和平時期，權力對於這些官員相當程度上只不過是不可實際動用的定期存款；戰時，權力就成為這些軍官口袋裡可以自己支配的現金。
解放軍分東南西北中五個戰區，以及陸、海、空、火箭軍、戰略支援軍和武裝警察部隊六個軍種；其中東部戰區和南部戰區承擔台海作戰的主攻任務，中部戰區則充當戰略預備隊。戰爭啓動之後，“台海作戰前線指揮部”將獲得東部、南部和中部戰區陸、海、空軍的指揮權，同時，火箭軍常規導彈部隊和戰略支援部隊，以及相關戰區的武裝警察部隊也統一歸其指揮調動。
何衛東乃是“台海作戰前線指揮部”的司令，這就意味著開戰之後，他手中將真正掌握調動數百萬大軍的權力。因此之故，對於二〇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這個習近平最後批准的展開台海作戰的時間節點，何衛東可謂既畏懼，又渴慕——畏懼，是因為戰端開啓就等於命運把他推上凶險万端的刀鋒；渴慕，則是因為那一刻他才真正能夠聞到權力的氣息，對於把靈魂出賣給權力的中共官員而言，權力的氣息是比國色美女更醉人的天香。
何衛東在沒有引發懷疑的情況下，成功地使習近平下達任命書，即任命東部、西部和中部戰區的司令作為他的副手，共同組成“台海作戰前線指揮部”的決策層。如此一來，這三位手握重權的戰區司令的命運就和他綁在同一輛戰車上——如果台海作戰速勝，他們便一起光宗耀祖，享受榮華富貴；如果台海作戰失敗，則他們將一起墜入地獄。
何衛東已經分別同這三位戰區司令在武聖關公前宣誓，結成共患難、同生死的血盟。他之所以如此作為，並不是相信人的情感和誓言，在崇拜唯物邏輯的中共官員心目中，情感和誓言只不過是美麗的謊言。何衛東相信的是，命運已經把他們鑄成了一個利益和命運的共同體；中共官員普遍相信，人可以背叛一切，甚至可以背叛天理人倫，卻唯獨不會背叛自己的利益。何衛東只不過是借諸“結拜成生死兄弟”這種形式，使這三位戰區司令明確無誤地認清他們之間客觀存在的共存共榮、同生共死的關係。
當然，何衛東與這三位司令分別結成“生死兄弟”，並不是祈願“共死”，而是為了求生，甚至是爲死裡求生。何衛東“求生”的邏輯簡明清晰——首先力爭用“火焚”戰役，在七十二小時內摧毀台軍戰志和台灣社會的抵抗意志，從而在美日決意軍事介入前，就以速勝結束台海戰爭；其次，如果戰事進展不利，解放軍登陸戰役傷亡慘重，戰爭進入膠著狀態，美日英澳聯軍軍事介入即將發生，失敗難以避免，則立即停止台海作戰，反戈一擊，借“反對戰爭，清除獨裁國賊習近平”之名，發動軍事政變。
何衛東敢於決心發動軍事政變以求生的膽氣來自於一項認知：習近平十二年獨裁極權的國策，禍國殃民，不僅導致民生艱難，民怨沸騰，而且在官場中也是萬夫側目，大失官心——使習近平遭受命運的詛咒和天譴，已經成為社會各階層的共同祈盼。
何衛東十分清楚，習近平平素警衛森嚴，且有死士貼身護衛，可謂“水潑不進，針插不進”；想靠宮廷政變的方式清除習近平幾乎沒有可能性。所以，何衛東的軍事政變方案顯示出具有軍人風格的果敢、幹練，甚至直截了當的近乎粗暴。
依照何衛東在心中籌謀過無數遍的軍事政變方案，一旦決意舉事，便由中部戰區司令直接坐鎮指揮“北京衛戍區”部隊，封鎖北京地下、地上和空中的全部對外聯絡通道，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動用重裝火力對習近平的禁衛軍，即中央警衛團實施摧毀性打擊，就算讓“中南海”化為一片火海也在所不顧。
中部戰區開始動作的同時，東部戰區和南部戰區的部隊也立即宣佈停止台海作戰，撤兵罷戰，退回大陸，形成東南互保之勢。這樣即使中部戰區政變進展不順利，也可背靠東南，借助這片由長三角和珠三角構成的中國最強大的經濟帶，與北京習近平當局抗衡。
當然，如果中部戰區軍事政變順利，習近平一舉成擒，或者化為灰燼，何衛東將推舉薄熙來、劉亞洲、曾慶紅一類受到習近平整肅的中共太子黨成員出面，籌組臨時中央政府，而他何衛東將效法當年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從而“挾臨時中央以令天子”。如此一來，何衛東不僅死裡逃生，更一舉成為傲立於權力之巔的王者。
何衛東之心機不可謂不深，然而只恐怕“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因為，軍事政變成功之後，歷史也不可能退回兩千年之前；更何況曹操的才華雄略，也絕非何衛東可望項背。依照現代邏輯，中共暴政出現內亂，全民反抗和人民起義勢必定趁勢而起，自由化浪潮席捲中國將成為二十一世紀中國命運的主題和英雄史詩。
何衛東這類中共軍頭生命腐朽灰暗，又豈能主導中國未來的命運。而且何衛東一旦指揮實施“火焚戰役”，那麽，他所犯下的戰爭重罪，也難逃國際社會的公正審判——何衛東從把靈魂出賣給習近平那一刻起，就已經註定只能在地獄中找到埋骨之所。
（未完待續）
（《二〇二五：台海大決戰》袁紅冰著 / 二零二三年四月第一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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