蓦然回首,父亲离去已经三十年了。父亲走时,我才十六岁,正是满眼未来的蓬勃季节,心中全无“死亡”的概念。
父亲的离去,让我第一次活生生地触摸到了死亡的骷髅槽纹:那夜,在桂林南溪山医院的太平间外,凝望着父亲沉睡般的面容,双手抚摸着父亲尚有体温的大秃头,我怎么也理解不了“死亡”这两个字,我怎么也不敢相信:
这位十多年来音容笑貌相伴、这位昨日还坐在木龙洞前的漓江边,吃着黄皮果、望着萝卜洲,向我讲述他的童年、少年、以及“文革”往事的那位智者和哲人,怎么会“死了”呢?
直到父亲的身体,消失在太平间的黑暗中,直到玻璃柜中蜡黄面孔的父亲,被推离殡仪馆的遗容陈列大厅,被推进通往焚化炉的墨绿色的冷森森轨道…从此再也没有这种凝望,再也没有这种触摸…

他走了,一去不返,原来这就叫“死亡”。


1989年8月22日凌晨,父亲离去那夜,桂林不寻常地秋风习习,次日出殡的艳阳下,穿长裤长袖竟凉得透心,这个岭南城市仿佛跳了一下,从懊热的夏末,跳进了清秋时节。
父亲就这样随风而去,消逝在提早来临的秋凉中,他走时沉睡般安逸的面庞,恰如吹散夏末懊热的习习凉风那般怡人,带着一身解脱的自在:
从今往后,晚期淋巴癌的癌痛,再也痛不到他,无休无止的恶心化疗,再也损不到他,文革的梦魇,离婚的创伤,屈才的压抑…这些都不能够纠缠他、伤害他了。


而今的8月22日的纽约上州,又是一个秋凉的时节,而中纬度上州的八月,秋凉的森林和原野,比桂林更美、更柔、更有层次,而今上州盛开的绣球、野胡萝卜、碧冬茄、百合、千屈菜等花卉的五颜六色,一定不会扫兴生前爱花的父亲…而我,已不知不觉接近了他三十年前离去时的年龄,我的长子,已经超过三十年前我的年龄。

秋凉吹散了夏的热烈,却铺散着更悠长的缕缕思绪,“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清秋于我,永远是离别的季节,空阔的天地间,汩汩的清爽中,飘落一抹怅然若失。

 
三十年前父亲走后,桂林中药厂二号职工宿舍楼一楼那爿傍晚飘出小提琴琴音的昏暗窗户,也便成了永恒剪影:父亲喜欢在晚饭后不开灯的昏暗中拉琴,他特别爱拉的曲子有《梁祝》和青海民谣《四季歌》,他拉得很流畅,这在当年职工当中简直是个怪物,多少次引来了经过窗前的嫉妒眼神;父亲的音乐天赋很高,小学时就自学二胡入门,二十出头当青工时才与人凑钱买了第一把小提琴,此外,他手风琴、口琴、中国笛、简谱、五线谱均无师自通;七十年代没有电视,每逢周末,父亲常拉手风琴,亲戚家人和着琴声又唱又跳,记得他拉的一些前苏联歌曲循律非常优美,其中有一首是《红莓花》,父亲的毛笔书法也是出类拔萃,当时厂里制作科室门牌,都由他写字…
亲戚和朋友们对他的才能羡慕不已,然而父亲有一次叹息说:他因为出身不好,没能上大学,没有机会得到名师的指点,所以永远无法更上一层楼。他曾是桂林六中(松坡中学)的尖子生,只因出身“小资本家”,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他因此渴盼我考上大学。
 

童年时代,父亲给我的印象是火辣辣的皮带——我曾经把邻家的一个四岁女孩推落池塘,因而被他捆在树上用皮带打得浑身伤痕;
小学时代,父亲留给我的印象是他的巴掌:他不准我碰他的小提琴,他专横地剥夺我的绘画爱好…我都记忆犹新…
我曾经怀疑:我到底是不是他的亲生儿子?我甚至暗暗地盼望他象《上海滩》中丁力的父亲那样,早点死去。

 

但是父亲竟在变化,大约十五的时候,他不再打我,反而鼓励我与他争辩,并说这是“民主”,对此,我那位解放军西安军事工程学院的舅公,很不以为然,因为他的教子方法就像军官对士兵训话。
他曾经收藏了整抽屉的毛泽东像章,还有宽宽的军用皮带,这些都是当年“桂林革命工人造反派首长”的装束,八十年代中,他把这些统统丢掉了。我曾经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叹息说:他们当年的单纯和热情被毛泽东利用了。我说:怎么是毛主席呢?“文革”不是“四人帮”搞的吗?他说:不是,是五人帮,毛泽东是头,文革是毛泽东搞的。
我曾问父亲说:造反派是不是很坏?他说:坏的主要是高干子弟组成的那一派,平民的造反派基本上是心怀理想的人,以为自己在推动社会进步;但是后来追究的,都是平民派。
他说:他因为反对武斗,先被造反派批斗,后来受解放军撑腰的“联指”进城大杀造反派,又把他抓起来,幸亏没有找到他参加武斗的证据,否则就枪毙了…

饭时,父亲还常与我谈历史,尤其是近现代中国历史,有一次我不解地争辩:“照你这样说,共产党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十多年,难道是没有意义的吗?”
他说:“有什么意义呢?邓小平现在搞的“改革开放”,不就是回归1949年国民党的搞法吗?而且还不如国民党。”
我不禁愕然,无言以对。

1988年初秋的一天,他的文革“战友”刘友缘,拖着一条在“文革”中被打残的腿,一瘸一拐地来找他叙旧,感叹说:“你当年的雄风去哪里去了?”“当年有什么雄风?”父亲反问。


与绝大多数参加过“文革”的中国父母不一样,父亲敞开心扉跟我谈了许多“文革”往事,包括他自己的感悟,在漓江边“九娘庙”的古榕下,在萝卜洲头的木龙洞旁,在《河殇》播放前的饭桌上…这种做法,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在子女面前对自己的“文革”经历讳莫如深完全不同,我迄今感谢父亲的做法,令我免于象我的绝大多数同学那样,沦为与历史隔断的当代史盲。
我突出的历史感特长,得自于我的父亲。


但是父亲仍然有些东西很难改变。1984年在看日本剧《血疑》的时候,他不满地说:“凭什么那么多人围着她一个人(身患绝症的大岛杏子,山口百惠主演)打转转?”
1986年的时候,他就象当年崇拜毛泽东一样崇拜邓小平,开口闭口“邓伯伯”,我心里很不以为然(当时我不大懂行,只是觉得这个比毛泽东还丑陋的矬子,看起来就不像好东西)。

看了《河殇》之后,父亲非常振奋,在一篇杂文中,把赵紫阳喻为融化一切腐朽落后的“改革熔炉”;怀着对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无限寄望,他笔耕不辍且小有成就,他的短文《论自荐精神之美》,还上了人民日报的副刊。
 
 

以前厂里的人评论说:父亲的相貌,足以能做演蒋介石的特型演员,但父亲却不喜欢这个评论,他说:蒋介石也是独夫民贼,且象历史名人的人,命不会好;没想到竟一语成谶。
就在一片如夕阳红般的无限寄望中,父亲突然病倒了,1988年十一月住进医院,1989年初转到桂林南溪山医院,诊断是淋巴癌。1989年七月,虽然亲戚对我极力隐瞒,我已经直觉父亲病得很重,可能回不来了,因为记得他对“邓伯伯”的看好,就问数月来请假,一直在病床前看护父亲的叔父:父亲是否知道六月初北京的事?叔父说:他当然知道,医院每天有广播,他很愤怒…
父亲是带着对“邓伯伯”的梦破,绝望而去的,难怪八月初我最后一次去探他,他奇怪地要我考上大学,今后出国…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在住院之前,父亲的变化很大,他对我前所未有地充满了耐心,他花上很多时间陪我上街,买鞋子、买自行车、买读书用品;饭煮焦了点,他主动吃锅巴,让我吃新鲜的;他对我的责骂大幅减少,而总是说我的天资不错,错愕之余,这的确帮我走出了因老师和他人评价,而自感一无是处的阴影。这最后时刻来临的慈父,就象夏末天际橘红色冉冉夕阳。

遥记得父亲入院前的最后一次爬山,就是到西山公园看落日,在西山山顶凝望着夕阳,父亲微微浮肿的面庞上,那皱纹是前所未见的慈祥和释然。
遥记得1988年冬,父亲住院之前最后一次与我骑车上街购物,经过十字街中山中路的拐角处时,他在一个乞讨的女童身旁停车驻足良久,他几乎把钱包里的所有钱,都掏给了这个女童,那时的他,整个人如《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


父亲走后,身无余资,留给我的,是他装满一个书柜的藏书,其中有:《日瓦戈医生》、《神曲》、《巨人传》、佛洛依德《梦的释疑》、《李宗仁回忆录》…他曾经对我说:哲学非常重要,一个要有自己的哲学…这句话使我受益终身,我现在悟出:一个人要么有宗教信仰,要么有哲学信仰,如果两者皆无,人生就很苍白。

父亲走在正值我亟需理性扶持的时节,因此随着他的离去,我的精神灯塔顿时倒塌,以致于在他走后,我失眠近一个月…后来常常梦见父亲,1992年四月的梦特别清楚,那时我住在高中的学生宿舍中,高考压力下的心境,就象桂林的春天那样阴沉沉湿漉漉的,父亲穿着他那件黑棉外套,戴着略微褪色的棕色假发,立在教室的窗外凝视着我,却没有说话;之后,我再也没有梦到过父亲。

后来一位通佛教的人士说:你父亲应该在1992年转世为人了。
我闻后释然。真希望父亲转世到一个好的家境,填补他前世未能上大学的深深遗憾,并让他的特长受到充分的栽培。


三十年了,我常常想起桂林中药厂二号宿舍楼那爿飘出琴音、竹影摇曳的窗口。以琴音自我陶醉之余,父亲时常关了灯,独坐在黑暗中吸烟,那忽明忽暗的烟头,就象是忽明忽暗的希望。


曾节明  2019.8.25下午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