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世纪:知识分子的存在性困境

在中国当代的语境之下,知识分子的道德担当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沉重问题。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历了无法言述的种种磨难,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本来应该从事于创造性的人类精神活动,致力于社会公正之实现的知识分子,遭受了种种骇人听闻的“改造”。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岁月里,很多人被划为阶级敌人,他们被迫戴上高帽,被疯狂的红卫兵们批倒批臭,直至惨遭“肉体的消灭”;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们,也要在毫无尊严的劳动改造下,被迫着从事着知识分子原不适合的繁重体力劳动。曾经自序为“铁肩担道义”,“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的知识分子群体,不但在肉体上遭受这日复一日的强制性劳动;还要被那些翻身作主人的流氓无产者在人格上受尽羞辱,而最不可堪的是那些大小不断的学习班,批评与自我批评大会,直到把自由思想者的灵魂洗成了极权专制的歌功颂德的奴才。

文以载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里,始终将这样一种义理性的道德担当视为其自身存在性的内核。其实当代“知识分子”这个名词本身,在侈译的时候开始是称以“智识分子”,智识的语义学意蕴就是为了表达出自启蒙时代起具有反思精神及现代性的知识分子在工业化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广义而言的知识分子除了人文学者也包含着自然科学研究家,理工类的工程技术人士,而知识分子这一独立身份的群体也正表达出工业化社会中知识的重要性及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在规模化生产中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知识分子”一词体现着出具有道德意味的公共性,无论是诗人、艺术家、科学家或教育工作者,通过他们的道德影响力而陶冶了国民思想,重塑了具有现代性的伦理精神,“自由、平等、博爱”所体现的就是在民主原则下,知识分子群体所诉求的伦理责任和道义原则。

从语源学的语义分析角度而言,当“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从法语里的les philosophes或republique des lettres,转写成俄语里的intelligentsia(интеллигенчия)时,对于中国近代的智识阶层产生了更具深远性的影响,以至于很多学者以intelligentsia自许,因为“知识分子”这一角色认同所体现出的那种追求真理、践行真理的道德担当,恰恰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伦理精神相契合。站在二十一世纪的角度,反思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近代史,在当时那个落后而保守的大清帝国中的先知先觉者,他们本身属于士绅上流社会,接受的是传统的儒家经典教育,而在东西方的冲突与碰撞时,又开始追求西方的新学,以“革新志士”这样一种道德担当的精神态度,他们对于千年中华帝国那由治而乱,由乱而治,分而复合的落后野蛮的专制制度有着更切肤的感受。俄罗斯知识分子所谓的“灵魂因全人类的受苦受难而彻夜不宁”也同样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站在二十世纪初的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他们放眼所及看到的是倒是一个极为丑恶,处处不合理的社会,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便产生了对于传统中国帝制秩序的强烈的异化与反抗的感觉。经由异化精神,这些知识分子与他们自幼所受的教育还有向来所遵循的伦理道德便产生了疏离性的分裂意识还有批判性的背叛意识。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强调独立思想与独立人格的疏离性与批判性,使得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以意识形态及国家机器的双重暴力对于这些异类的精神求索者展开系统化的清洗与灭绝。在各种各样的公审大会,接着其后的批判牛鬼蛇神的游街批斗,大批判,大字报,数不清的思想改造学习班还有人人揭发,个个检讨过关等的系统化压迫下,曾经为众生的苦难而哀伤呼告的知识分子,最终也混同于灰色的顺民,沉沦于“沉默的大多数”。

拥有无比强大解构力的后极权时代表现出一副反讽式的嘲弄表情,一切崇高的事物在反极权时代的解构之铁锤下纷纷碎裂瓦解,变成了一地鸡毛的碎片。传统性的知识分子认同,其人格构成中的道德担当,甚至其伦理精神与社会定位都遭受着严重的质疑,否定和嘲弄。面对数字时代的商业化潮流人性已经被解构成物性,人与人的精神层面的交流与伦理性的追求,变成了一种市场条件下的物质交换甚至是广告营销推广的策略,道德担当在某些人眼中变成了一种沉溺于往昔的集体无意识的幻觉之,就连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体性存在也面前着自我身份认同的种种解构性危机。数字时代的信徒们虽然自许有多元化的无数选择,可他们往往只对工业化传媒制造的物权偶像们顶礼膜拜,而一切非物质化,非功利性的思想诉求、精神探索和道德担当,伦理义务都在市场份额的争夺战中失去了它们的分量,精神领域与物质领域一样,也成了跑马圈钱的场所。当道德不再是铁肩所担的道义而是亵渎者的游戏时,在放纵的表现下蜕化为物质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们也就变得毫无羞耻,在这样的后极权时代里提出“信仰”、“道德”与“自由精神”的严肃话题需要有莫大的勇气,异化后的疏离性反衬出真正自由的现实性,在喧嚣的表面下还有不畏险阻的心灵去探索人性所能达的境界,在道义担当中追寻深层的生命意义。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短暂兴起的新启蒙运动,让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之后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文化及当代知识分子的自身定位进行过理论性的反思与讨论。知识分子的道德担当曾经作为一个文化阐释学的中心议题被提出探讨,知识分子本身即是独立于政治意义的文化的承担者,同时又是具有着道义性责任与伦理性使命的公共性角色。在新启蒙运动时期,有众多知识分子其中不仅包括有人文学科中的文学家、史学家和美学家,还有新闻工作者,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开始走向伦理性意义的公共角色。在八十年代末的那场追求民主与自由的悲情一幕中,更是让人们认识到理论性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道义感与其在实践中的担当有着多么重大的差别。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道义责任,甚至连公共知识分子本身都成了一个敏感词,新的政治运动及系统化的洗脑以更微妙的方式用诸如三个代表或构建和谐社会的方式,逐步消解着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后极权化的社会中对于那些因不公正的压迫而罹难的人发出声音的企图。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为普通民众维权成为了具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发挥影响力的又一新举措,知识分子的道义性责任与其所充当的社会角色构成的矛盾,让知识分子们几乎处于与极权时代同样的政治压力之下,在精神性的劫难和现实生活的困境面前,显示出了这些不畏强暴勇于担当者在心灵和精神方面的高贵。

如果我们站在二十一世纪的角度从国际化的视野对于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道义使命及伦理性的命运做一番回顾,那么我们就能发现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几乎所有处于极权专制下的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都经历着一部几乎相同的苦难史。从东欧、苏联、古巴,到中国、朝鲜,所有以独立性与道义性自居的知识分子都在遭受着国家机器的制度性洗脑,在极权专制的冷酷铁蹄的蹂躏下,那些最有勇气去担当道义的责任,最有勇气去说出真理和真相,最有清醒的良知在暴政前坚守正义的人士,遭受的是残酷的系统化的灭绝,直至今天如果重拾这个沉重的话题,我们就会颇为尴尬地发现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如何担当起自身的伦理性的命运与面对现实世界的实利性考量时所发生的那种角色性的错位,中国知识分子已经默认于当权者的合法性而将积极的歌功颂德换取物质性的实利变成了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手段,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曾经宣扬过的宏道精神,变成了蝇营狗苟的疯狂逐利,难怪一旦提及当今的专家学者教授,人们就以砖家骗子叫兽而目之。在网络化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作为一种具有良知和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如何能确立起自己的道义担当和伦理性精神,变成了一种考验的试金石,这需要有巨大的勇气以批判性的态度面对现今中国的道德伦理的普遍沦丧,还有在现行制度下的黑暗及良知的沦丧。也许对于两个人,其所面对的精神性的困境与现实物质性的艰窘考量是一样,然而他们却能够在面对这相同的困境而因伦理性的道义担当做出不同的选择。也许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会郑重其事地提出什么“文以载道”的说法,然而就知识分子因其自身的角色定位而言,“道”的一面始终是第一性的,在这个伪理想伪道德伪专家横行的时代,“道德”或“道义”竟然也变成了贬义词,一个具有道德担当勇气的知识分子并非是什么“卫道士”,而是在普遍沦丧的社会风尚与文化氛围之下,以自承的勇气坚守其伦理性的命运而已。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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