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 

我,一無所有的流亡者,致書擁有世界上最巨大專制權力的國家主席胡錦濤,以自由的名義,向你索還囚禁在中國秘密警察鐵櫃中的我的靈魂,索還我用堅硬的血書寫的史詩──《自由在落日中》A稿。十年來,每個漫漫的長夜,我都能聽到被囚禁的靈魂在悲嘯,都能聽到血寫的史詩在絕望地呼喚自由。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基於專制權力的凶殘本性,中國當局對蒙古族人實施了種族滅絕式的鎮壓和屠殺。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悲劇,深深震撼了我少年的心靈。當時,我向內蒙古的蒼天和大地發誓,一定要為死於暴政的人民申張正義──讓那些美麗、善良、高貴的心靈在我的小說中復活;讓我的小說成為被摧殘的蒙古文化千年不朽的生命形式。

經過二十多年艱難的秘密寫作,我於一九九二年完成了小說《自由在落日中》,可是,一九九四年三月國家安全部按照專制暴政的政治邏輯逮捕我之際,同時,指令內蒙古國家安全廳和北京國家安全局,分別在內蒙和北京兩地,查獲了我存放在父母家中和一位學生姑母家中的小說手稿和軟碟。一九九四年底,國家安全部以終生流放貴州為條件,將我釋放。而從被釋放的第一日起,我便開始了《自由在落日中》的重新創作。

十年忍辱負重,臥薪嘗膽。我終於完成了四部小說,其中就包括重新寫出的《自由在落日中》,我將其稱為B稿,而把秘密警察原來查獲的手稿稱為A稿。《自由在落日中》B稿的「作者自序」中,對這兩份手稿的命運有簡要說明,如果胡錦濤主席感興趣,可以一閱。

專制暴政下人們命運的悲劇和心靈的痛苦,是我所有四部小說的背景。但是,這些著作並非要點燃復仇的火焰。因為,我還不會低級到如馬克思、列寧、史達林和毛澤東之輩,等而下之如江澤民之流,以在人間播種仇恨來實現自己的理想;因為,我是以大悲憫之心注視中國的苦難命運。那麼,我為什麼要把幾乎全部生命作為祭品,獻給小說的創作呢?首先,請允許我引用袁紅冰小說體自傳《文殤》中的幾段話作為回答。

「在現代專制政治下,靈魂純潔的中國男女迸濺在苦難命運中的血淚是珍貴的,但是,只有那血淚升華為詩意,只有高貴、自由、美麗的人格能從血海淚濤中沐浴而出,那珍貴之處才能成為歷史的金色文化遺產。而在沈默中,那殷紅的血,銀色的淚,將隨著時間無聲的流逝而腐爛。」

「共產黨官僚集團在摧殘自由精神的過程中,不僅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惡,而且,他們還想要毀屍滅跡,還企圖用思想專制的喪布,遮蓋受害者的纍纍白骨;用御用文人為獨裁者歌功頌德的文章,掩埋浸透中國遼闊大地的血淚。在共產黨官僚集團半個多世紀的統治中,除了受到嚴酷鎮壓的幾件屈指可數的思想、文學作品之外,再也沒有任何高尚的文字,配展現在陽光下。」

「 蘇格拉底曾說,知識就是美德。然而,中國文人的醜態卻往往使歷史確信,知識乃是卑鄙。且不說百萬御用文人根本不願意記住專制政治造成的人間悲劇,就是那些自命清高的作家和學者,也極力使自己忘卻他們曾經從中走出的腥風血雨,他們是為了物性的生存而忘卻,並為了在專制政治下攫取更多的生活資料,獲得能令瘦屁股或者肥腿的女人傾慕的名譽、地位,而撰寫出一篇篇散發出庸人褲襠氣味兒的所謂小說,所謂詩歌,所謂學術作品。但是,他們的心早已在忘卻中腐臭了──在對血淚的忘卻中。」

「即使十二億人都可以忘卻,即使有一天連作為生命之源的太陽也會忘卻,但是,袁紅冰決不忘卻。他要在,他已經在堅硬的記憶上,刻出了高尚、華美的人性,刻出了可以令萬年歷史都為之悲泣的峻峭的詩意。他之所以這樣作,也許是為了安慰那慘死於現代專制下的千百萬冤魂,因為,能讓他從睡夢裡猝然驚醒的,只有狂暴的雷電和無數鬼魂在漫漫長夜中的悲嗥;他之所以這樣作,也許是為了讓一滴真實人性的血,在共產黨官僚集團通過無恥文人的筆觸偽造的歷史上,迸濺為秀色千古的詩意之花,他希望,那猩紅觸目的血跡能夠成為中國人走向生命的真實和真實生活的起點;他之所以這樣作,也許是為了發出一聲孤獨的正義的呼喚,對美麗人性的呼喚,因為,如果只由於對凶殘的專制政治的怯懦,而把那一聲呼喚永遠禁錮在殘破的心間,他將羞愧得只能把頭顱藏在褲襠裡生存;他之所以這樣作,也許是為了以《自由在落日中》,作為東方文化復興運動的啟明星,因為,他已經確信──中國人墮落的人格使他確信,只有在文化復興的火焰中,忍受焚身的痛苦,中國人腐爛於精神專制的靈魂,才能得到具有火焰神韻的淨化,才能得到輝煌的再生。重鑄中華文化之魂,這是中國民主命運的精神前提,而理由則在於,偉大的命運只屬於高貴的人格,庸俗、低賤的靈魂和充滿物慾的心不配,也不可能成為燦爛史詩的起點,即使以民主的名義,也不可能。」

胡錦濤主席不知是否思考過這樣的問題──為什麼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以來,巨大的社會悲劇總是前後相接,連綿不絕?以至於歷史已經發展到二十一世紀,中國的下崗工人、民工、農民,以及善良的民辦基督教信徒和法輪功學員,卻仍然要在「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官僚整體腐敗的背景下,承受深重的人間苦難。

發生上述情況的基本政治原因就在於國家權力的官僚寡頭集團私有制。私有制的國家權力天性上就同整個社會的利益相衝突;國家權力私有制必然要以對自由人性和民主意識的摧殘作為自己存在的前提;必然要通過對社會利益的剝奪,來實現官僚集團的貪婪私慾。因此,國家權力私有制,是中國社會利益的天敵,是萬惡之源,是社會悲劇之母。

中國社會悲劇連綿不絕的精神原因之一,則在於每次社會悲劇之後,中華民族,特別是被稱為「民族智慧」之鏡的知識份子,都沒有能力在自由人性的意義上,對悲劇進行哲學的、文學的、社會學的、歷史學的反省和懺悔。悲劇總是由苦難與罪惡共同構成。一個民族喪失了對屬於自己命運的罪惡的反省和懺悔的能力,就失去了被蒼天和真理拯救的可能,也就只能在悲劇的輪迴中接受天譴。

我進行創作,便是要使中國的苦難升華為自由的哲理和生命的史詩;便是要以自由人性的名義對如山的罪惡進行道德審判;便是要把中國人的心挖出來,置於人類良知的烈焰上燒灼;便是為這個早已物慾化和私慾化的民族,招喚真實的情感和高貴的靈魂。

共產黨官僚集團權力私有制最深重的罪惡,是它五十五年的專制導致了民族人格的可悲墮落。思想是人與物的基本分界;思想自由是人免於墮落為獸的最基本的權利。言論自由則以思想自由為靈魂,並成為思想自由的生命形式;沒有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也就死了。國家權力私有制最基本的政治衝動,就表現為剝奪人的言論自由,從而壓抑人的思想自由──而且是以鐵與血的力量來剝奪與壓抑。失去思想自由的人,只能墮落為物,他的心靈只能在物慾中腐爛;以殘暴的國家恐怖主義的名義,迫使人們違反良知,頌揚專制權力,則只能造就卑賤的奴性,只能使人的生命成為謊言。就這樣,曾經與太陽同在的中華人格,便墮落為骯髒物慾和卑賤奴性的象徵,便成為被真實人性遺棄的無恥謊言。

但我仍然相信,總有一天,中華民族會在人格墮落的深淵中,冷峻地反省和懺悔自己的罪惡,並以這種反省和懺悔作為民族人格的道德復興的起點。而道德復興同時也是中國的文化復興。理由只在於,文化復興之魂,便是鑄造美麗、高貴、自由的人格;中華民族是否能擺脫天譴,創造出與自由人性一致的民族命運,根本上也完全取決於這個民族是否還有能力創造出英俊秀麗、國色天香的一代風流──沒有美麗的民族人格,就不可能有偉大的歷史和光榮的命運。而我的創作,將是中國文化復興運動晨光中的一縷朝霞。

人類的文學史中,很少有誰能重新創作出被毀掉的史詩。因為,文學的靈感如同少年的神韻,一旦逝去便永不回還。但是,我卻作到了人難以作到的事情。秘密警察查獲了《自由在落日中》A稿之後,我又再次完成了《自由在落日中》的創作──是那無數死於暴政的鬼魂的悲嘯,給了我超人的意志。而在勇敢的趙晶女士的幫助下,我的書稿已經秘密帶出國外。

今天,值此《自由在落日中》即將由博大出版社出版之際,我向你,專制中國的國家元首,索還被秘密警察沒收的該書的A稿。你也許不理解,既然書已經要出版了,為什麼還要索還A稿。如是,我可以幫助你理解。

《自由在落日中》A稿是我二十年心血的結晶,是我詩意豐饒的生命遺蹟──那就是我青春的靈魂。我當然有權利索還我的靈魂。

更重要之處在於,《自由在落日中》A稿的命運是一個峻峭的象徵和明確的預言。作為象徵,她將向未來的千年訴說中國專制的暴虐,同時也將證明自由意志的堅韌與頑強;作為預言,她展示出摧殘思想自由的暴政必將崩潰的前景。

我索還《自由在落日中》A稿,就是向專制權力索還本應屬於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

為了出版自己的著作,不得不離開落滿我情感紅葉的祖國,流亡海外──這既是我的悲哀,也是作為國家主席的胡錦濤先生你的恥辱。悲哀在於,當自由、民主和人權的觀念已經被視為人類的最高價值時,我卻仍然不得不為實現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承受顛沛流離的苦難命運;恥辱在於,一個曾經有五千年文明的國度,仍然重複著中世紀的黑暗的政治邏輯,而你,現在是這個國家的統治者。悲哀已經深深烙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但是,將《自由在落日中》A稿還給我,則可以成為洗刷恥辱的起點。

榮耀在上,恥辱在下。且看胡錦濤主席如何抉擇。

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