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别九年，北京，每一步都是重逢，每一步──都是告别。
2009年11月19日晨，首都机场第三航班楼候机大厅。一左一右，两位年轻的机场警察，一个手上攥著我的护照和登机卡，另一个全神贯注。我在中间被「监护」著，拖著行李箱，一步不停地往最深处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班机登机门走去。
我问警察：「你知道国家为何禁止我入境吗？」警察回答：「我不知道，我看你挺斯文的。」我说：「因为我从事文学。」警察无话。
国航CA185班机登机门前，久候的验票员彬彬有礼，警察解释，并递上我的登机卡，我踏入登机门，穿过登机甬道，警察紧随，直到机舱口，他将护照交还我，看著我走入机内。可以想像，他们将守在机门口，直到飞机啟动、滑行，起飞，直到我被确认离开北京。
北京，九年前的8月底，出狱便是流亡。「……早晨六点半，我被叫醒，要求立即刷牙洗脸刮胡子，以维护祖国形象。然后豆浆油饼小米粥，再由警方开车上路，继续七拐八弯九转悠。清晨，甦醒的北京郊区，我那北京的记忆。我望著一街一景一草一木、大爷大妈大姑娘、背著书包上学的少男少女。这是我的北京，我最后的北京吗？我竟泪下沾襟，前后左右『押送』的众便衣缄默。我被送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园内的父母家，与父母、弟弟匆匆话别，带上他们连夜为我打理好的行李，再『押送』首都机场，送上飞往美国旧金山的中国国航班机，『遣送』出境。」
警方高官宣称：「你必须被遣送美国，你要为中美关系作出贡献。」那年，我犯的是「非法出版罪」，因为我在北京印刷了《倾向》文学人文杂志第13期。
九年后的11月18日，我坐上由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北京的中国国航班机，机舱内，空姐的京腔、京味，北京乘客的「痞」。北京的懒散，北京的随性，我已置身在北京的气围里。
八个小时后，清晨六点半，天濛濛地透出了亮。广播响起：「各位旅客，请系好你的安全带，飞机将在二十分钟后降落首都机场。飞机下降，此刻，我移坐到舱窗边，开始凝视窗外。天边，絳红色的晨光，群山，渺小的建筑物渐渐矗起。我的心提起来了，河北，北京。北京，我抑难自持。
降落，俯冲。我看到群山延绵，晨霜的大地广袤。渐升的太阳下，雪堆闪烁，树木兀立，枝杈，正倔向天空。依如我早年诗中的想像：
山峦般起伏的北方
落错强悍
飞机落定。旅客走出飞机，走入连接舱口与机场大厅的临时甬道，寒风扑面，零度的北京，多熟悉的气温啊──清醒的凛洌。
踏入了，进去了。我在了。
巨大簇新的首都机场第三航班楼候机大厅，它的造型如飞翔般恣意，一排排的皮椅一望无际，（与我在法兰克福机场初识）旅居柏林的日本艺术家罔林子感嘆著。入境大厅前的疾病检疫关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旅客们一个个地递上了健康状况表格，戴著大口罩的疾病检疫姑娘，用京腔告诉我：「你填的不全，请到一旁补填！」我退到旁边，索性拿起相机，拍摄。
经过了疾病检疫关口，我和罔林子在入境大厅前相拥著告别。此刻，天已大亮，无边的窗外，空空如也的停机坪上，三、两架飞机稀稀落落地停著。我走到入境关口前，问闲著的海关人员：「请问，如果是过境转机，可以入境北京吗？」海关人员答道：「可以。如果时间允许，你可用由右侧的过境关口立即入境，可以在北京逗留不超过24小时，可你不能错过你转机班机的起飞时间。」
我谢过，走向转机关口，排队。我抑制著将要在机场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的冲动，我要给父母、弟弟，我少年的好友，给久别的北京哥儿们一个惊喜──我在北京了。
递上护照和转机卡，柜台关员把我的名字键入电脑，他眉头一皱，盯著电脑萤幕，他随即抓起桌上的白色电话，对著电话说道：「这里有些状况，请人过来。」我的心一沉，站在一旁等候，一个海关官员走了过来，仔细查看著电脑。
「请问，你的中文名字是XXX吗？」
「对。有问题吗？」我说。
「我们需要核查一下你的身份， 请问你是哪年出生？」
「x年x月x日。」我回答。
「请你跟我们走一下，我们要核查一下资料。」他说。
「我上了国家的黑名单吗？」我追问。
官员没回答。此时，两位戴口罩的警察要我和他们走一趟。我们并排，直走，进入掛有机场警察中队招牌的通道，我被带入一间写著「询问室」的房间，一位戴口罩的警察让我坐下，他则坐在我的对面目不转睛地看著我。我问：「这是扣留我吗？」，他说：「不是，是需要核查一下我的证件。」我定了定神，评估了一下可能的情形，搜身？扣人？为我在这次法兰克福书展的「所作所为」小审或大审？既来之则安之。我由行李箱中拿出月前在法兰克福书展中国馆买的、上海译文出版社版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时代的精神状况》（Man In The Modern Age）中译本来读。戴著口罩，「正襟危坐」的小警察则目不转睛地盯著我。「询问室」不大，被人盯视下的阅读并不自在。读了两页后，我合上书，打开旅行箱，拿出手提电脑，啟动，想看看电脑显示上的确切时间，小警察见状，说﹕「在这里不可以上网。」我反问﹕「和机场大厅一样，询问室会有免费无线网路可上吗？」小警察回说﹕「去年奥运期间曾有过免费无线网路可上，现在确实没有了。不可以上网是规定。」我看电脑，时间已是八点十多分。我说﹕「我得上厕所。」小警察用手机请示，随后，他带著我，走过通道，来到厕所，厕所内无人，他站在不到一米远处，不以为忤，目不转睛地盯著。我站在小便池前，为挡住他的视线，身体斜倾，贴住便池，再掏出……我窘，我以为他会避开，可他面无表情，仍旧盯著，我浑身不自在，许久，尿不出来。
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被男人盯著小解过，女人？好象也没有。我告诉小警察：「撒尿也要监视吗？你这样盯著，我撒不出来。」小警察面无表情，仍一动不动地盯著，我的火上来了，头扭向他，对视，用眼神告诉他，再盯著，我就要「发作」了。我们「对峙」，我的目光逼视，小警察有些不自在了，显然，他并不是天生喜欢看「坏人」撒尿，可他的职业有要求，「坏人」不能在他的视线外。终於，他身体侧斜，头稍扭，目光错开，用对我半看不看的方式避开了我的目光。呆立在便池前的我，稍稍方松，终於，「水」放出来了。
半小时后，另一位海关官员在两位警察的陪同下走入询问室，他立定，举著我的护照字正腔圆地宣佈：「经确认，你是禁止入境中国人士，不可以入境北京。所以，你在机场转机候机期间将受到监控，不可自由活动。现在，你将在警察的监护下，前往飞往台北的国航班机。」
「你是禁止入境中国人士，不可以入境北京。」「你是禁止入境中国人士，不可以入境北京。」「你是禁止入境中国……」这声音似乎在我耳边盘旋、反覆，我在确认一个早有预感，却不愿面对的事实。我楞著，半晌，我用微颤的声音，一句一顿地说道：「你们知不知道我是北京人？北京，对我意味著什么，你们懂吗？」我的神情冷峻，不，还有愤怒。「我年迈的父母就在离这十公里之内住著，你们知道吗？」我几乎不能停顿：「告诉你们的上级，转告胡锦涛先生、温家宝先生，禁止入境黑名单上有多少人都和我一样，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请问，我因为什么被禁止入境中国？告诉我为什么？」
官员和警察们并未打断我，他们听著，听完了，小警察们瞧著官员，官员的脸上则带著一丝无辜，气势不再，回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或许，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原因吧。」
八点四十五分，由北京飞往台北的国航班机渐渐滑升。初冬，有著壮观的平静。我贴著机窗，从至上的高度，以更强烈的专注，为视野中的北方定格──树木从容，原野辽阔，北风，呼啸著为大地洗尘。下前方，一排排平房远去，而炊烟，正杳杳升起。
痛，缓缓袭来。我，祖国的禁入者，抑止已久的泪渐渐盈眶。
「白髮，骨灰，家乡，九泉。」
这是我的北京。
我最后的北京。
11/12/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