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邦发:去广场【《广场》(一)之三】

(三)

早在一九七○年三月五日,北京青年遇罗克就因批驳荒谬的“血统论”而被“四人帮”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万人宣判大会上,各个单位组织的“革命群众”将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人们高呼口号,拍手称快。当噩耗传开时,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性取代了人性,像“做一个正常人”这样最基本的要求,都已构成了对当时社会的叛逆。而这时的社会像一部超负荷的大机器,尽管内部已经开始生锈变形,但外表的结构依然完好无缺。在毛泽东政府看来,现在不过是换掉一颗不合规格的螺丝钉;而对遇罗克来说,想做一个人就得付出最惨烈的代价。

到了1975年年底,情况开始有所改变。中国人在经历了十年寒冬后,普遍产生了一种被欺骗被愚弄的愤懑。而这种不满的情绪一直在积聚着,并随着生活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而加剧:人们都在急切地寻找着一个安全的发泄口。

1976年1月8日,深受当时百姓爱戴的周恩总理来去世。之后,人们开始从迷惘与徘徊中走出来,以一种决绝的气势从城市的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

从3月底开始,北京的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各界群众,不顾当局的阻挠,纷纷走向天安门广场,以敬献花圈、朗读诗词、发表演说等形式,悼念周总理,抨击“文革派”,此举实际上就是含蓄地否定了文革,将愤怒的矛头指向了毛泽东。直到这时,上面这才感觉出了异样,说明北京老百姓有情绪。据《吴德口述:十年风雨往事》一书中回忆:从揭下来的悼词、诗词、标语和传单中,我看到大量是反对“四人帮”的,个别也有指向毛主席的,也有少数表示拥护邓小平同志的。基本上反映了天安门事件的政治倾向,民怨来自于人们对于现实的普遍不满,后来官民对抗激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当局蛮横没收花圈并并对广场上的抗议者实施秘密逮捕。

从3月30日至4月3日,到天安门广场的总人次超过了一百万。当时,一股愤懑之气凝聚在广场的上空,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的人们群情激愤,但秩序井然,所以说根本就没有镇压的必要,文革中红卫兵批斗、抄家打死人政府都不管,怎么现在送几个花圈就大惊小怪,还是毛泽东一语道破天机——“性质变了”。

四月四日这天,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悼念人次接近二百万。人们胸佩白花,高声朗颂诗歌,把一个又一个的花圈堆放在广场上,纪念碑上的花圈堆积成一座巨大的花塔。然而,这一切同当局对总理逝世的“低调处理”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反差,随着悼念活动的急剧升温,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四月五日凌晨1-2时,当局突然蛮横地将广场上的花圈全部没收。北京卫戍区和汽车运输公司出动了200多辆汽车将花圈运往八宝山烧毁,小部分则放在中山公园留下当做“罪证”展示。在清理广场时,57名在场民众均遭到审查,其中有7人因抄诗或“可疑”而被捕。5时15分,通往广场的路口已有人把守,不准送花圈的群众进入,还设了劝阻站。纪念碑由军队、警察、民兵组成的封锁线层层围住。6时许,北京市172中30名学生,在群众的支持下,冲破了封锁线,把花圈送到了纪念碑上。7时半,一名军人因发表反对民众送花圈的讲话,受到示威者的斥责。8 时,一辆广播车在向广场群众做宣传:“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结束,请革命同志离开天安门广场,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但宣传车车顶的喇叭很快就被抗议民众踩扁,后来车子也被人推翻。9 时,一个持有清华大学机械系听课证的大学生发表攻击周恩来的演说——“你们这不是胡闹吗?人民万岁的口号不对,人民也分阶级。……这样悼念不好。人已死,送花圈有什么用?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完全是一副“文革派”的腔调。此言一出,这个学生马上就被几名示威者扭送至中山公园派出所。这时,一个身穿蓝制服的人也站出来批判周总理,引发众怒。两个“便衣”上前解围时,被人认出,其中一人向人民大会堂方向逃去,群众跟着涌向大会堂东门外,一时间集聚了十多万人,人们手挽手高唱国际歌,涌向人民大会堂。这十多万人在大会堂门口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同工人民兵和警卫士兵发生了肢体冲突。12时58分,愤怒的民众烧了 “工人民兵指挥部”的一辆上海牌轿车。下午3时许,人们又烧了指挥部的面包车一辆、吉普车两辆。下午5点零4分,一些抗议者冲入天安门广场东南角指挥部所在的“小灰楼”内,“小灰楼”随即被点燃。下午5点15分,指挥部的全体人员从楼南面窗户爬出,撤离广场。

这时,沸腾已久的火山终于爆发了,人们欢呼着,奔跑着,抢过警察的帽子高高抛向空中,《国际歌》响彻天安门广场——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许多人唱着唱着已是泪流满面—。中国人终于觉醒了,《国际歌》被赋予了崭新的内容——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整整十年后,在角斗场上自相残杀的奴隶们,终于将手中的长矛掷向了看台上的奴隶主。   

当时,广场上的政治观点非常复杂,到广场去的人大多数是出于悼念周总理的目的,有些学校到天安门广场是为了搞所谓的“宣誓批邓、教育干部”的活动,也有少数人为邓小平唱赞歌。这里面真正代表着时代良知的是一批有反政府倾向的“知识青年”,他们始终牢牢地把握住了运动的正确方向,一个外地青年在纪念碑下留下了一首五言绝句,让我们来看看这首被当局定性为头号反革命铁证的旧体诗: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当王洪文从上海轿车的窗帘后面注视着广场上失控的人群时,这个靠着群众运动起家的政客马上就看出了问题的实质——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了。他在日记中写到:“为什么不枪毙一些反革命分子呢?专政毕竟不是绣花……”

4月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在会上,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的手谕——“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 毛泽东决定武力清场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君侧”。 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的邓小平也被邀请了,而这次之所以邀请她出席会议,实际上就是让他来做“靶子”。据吴德回忆说:“我看见张春桥竟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同志,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他一言不发,根本没有去理睬张春桥,也没有与其他同志交谈。”邓小平知道最后摊牌的时刻到了,这个一生擅于明哲保身的人用沉默捍卫了自己最后的尊严。

当晚9时29分(据吴德称是10点半,但有推卸责任之嫌),广场上的灯突然熄灭后又突然大亮,把广场照得如同白昼——清场开始了。解放军官兵和手持棍棒的民兵、警察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集结。这次毛泽东当局共出动了约一万名带着木棍的民兵,三千名警察以及北京卫戍区五个营的徒手部队。先是由军队将天安门广场团团围住,然后再由民兵和警察对仍留在广场上的一千左右的民众(其中,集中在纪念碑一带的二百多人多为来自各单位守护花圈的自愿者)进行镇压,当场抓捕了一百多人。在震耳欲聋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声中,稍有反抗、试图逃跑的人都遭到了民兵和警察的围殴、毒打。

4月6日凌晨3时,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天安门广场的清场情况,毛泽东于当天上午11时批示道:“士气大振,好!好!好!” 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四五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入夜后,天安门广场正式实施戒严。空无一人的广场上,洒水车开始清洗地上的血迹,与此同时,广场上的高音喇叭节奏铿锵地诠释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恐怖,整个天安门广场弥漫着一股恐怖的铁腥味——“四五”天安门运动最终夭折在血泊之中。

4月7日,北京市各单位传达市革委会于4月5日发出的《紧急通知》,称“天安门事件”是“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

人们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退缩了,“文革派”似乎又控制住了局势,北京的春天变得遥遥无期……

然而,这一切远远没有结束。正如诗人北岛在《回答》一诗的最后无比动情地写道: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而此时,离一场变革风暴的真正来临已经不远了。

二零零九年五月三日

(未完待续)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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