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从6月3日晚上11点半左右起（即军队在木樨地向人群开枪的时间），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学生的高音喇叭一直重复不停地播放着《国际歌》，雄壮的歌声直到6月4日凌晨，喇叭被清场部队的子弹打烂之后才戛然而止。这首红色革命歌曲最早在四五天安门运动中唱响，那时候已经有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意味了；在1987年元旦的天安门示威中，北大学生也是高唱着这首“反动”战歌走向广场的；而这一刻，天安门广场最后一次响起了这首已经完全“变味”的《国际歌》。
五月二十四日，新成立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保卫天安门广场誓师大会。”“总指挥”柴玲带领广场近十万名学生进行为民主而斗争的宣誓，但誓词仍然改不了其一贯的文革遗风：
为了推进祖国民主化进程，为了维护宪法的尊严，为了保卫伟大祖国不受一小撮阴谋家的欺侮，为了十一亿同胞不在军管恐怖中流血牺牲，为了中华民族不沦落为法西斯的专制统治，为了千千万万的儿童能够享受自由、民主的空气，我愿用我全部的生命和忠诚，誓死保卫天安门，保卫首都北京，保卫共和国。排除万难，斗争到底！
而就在同一天，“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宣告成立，王丹代表联席会议作了“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的演讲，演讲中，王丹强调说：
我们并非没有失败的可能，但是，同胞们，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如果让李鹏一小撮坚持倒退、坚持反人民的人得逞，他们就会秋后算账。他们会从所谓“清污”，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直算到这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我们只能背水一战。
也有少部分学运领袖主张干脆撤出天安门广场，前学运领袖之一的刘刚是当时最坚决要求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少数人之一，他在联席会议上同郑义，郑棣，陈明远及香港的丘延亮为此事发生过言语冲突，他回忆说：
他们几位坚持要永久占据天安门广场，每次因为我提到撤字就联合起来禁止我发言。郑义在会上指责我说：“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再提出撤出天安门广场？现在广场的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而且越来越好”。郑棣在会上说我是除了吃饭就是讲撤了。丘延亮则说，只要学生坚持广场，来自港澳台的精神支持和物质援助就会源源不断。（《再谈一下我同柴玲关于5月30日撤出天安门广场的争论》）
由此可见，直到这时，多数学运领袖还以为自己的胜算很大，从来也不考虑如果军队真的强攻怎么办？学运失败后怎么办？之后，他们又浪费了整整一周的时间，从来没人提出过这些问题，6月3日在浪费了整整一个白天之后，直到清场的结束，具体的应对方案几乎无人提出，当然就更没有人去做了。
“四·二六”社论邓小平当局已经失策，明显加剧了学生和政府之间的不信任，两周后又突然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更是一错再错，进一步激化了政府和学生之间的矛盾。到这时，学生已被政府逼上了绝路，当局一点台阶都不给下，学生这个时候撤出广场不是等着被学校开除，被警察逮捕？那不是自取其辱吗？前期成千上万学生绝食抗争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将化为乌有，这换做谁都不会甘心。
在五月二十七日的爱国维宪各界联席会议上，召集人王丹爷拟定了一个决议并获得通过，他当即公开建议：天安门的大规模和平请愿活动在戒严令颁布后第十天暂告一段落。但此时广场上的局势已经不是谁能够控制得了的了，就算所有学生领袖都决定撤离，并带走大部分学生，外地进京的大学生仍会源源不断地加入，而且立马就有新的学生领袖诞生。据前学运领袖封从德称:五月后期，留在广场上的主要都是外地进京声援的大学生，他们都住在广场上，所以，广场上乱作一团，广场指挥部根本就吃不消，后来香港人运了帐篷到来，局面才又稍稍稳定下来。当时静坐学生的策略是打算等到6月20日开人大，运用人大常委会解除戒严，罢免李鹏。
所以说坚守广场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是“知其不可”也要“为之”的事情，而保卫天安门广场这个重任自然落在了先前信誓旦旦要用生命保卫天安门广场的“总指挥部”肩上。然而，直到6月4日清晨他们撤离天安门广场，学运领袖们都没有做过任何坚守广场的应对准备，比如像韩国示威学生那样手挽手或是用铁链将自己锁在纪念碑上。据刘晓波回忆，6月3日当晚他们都很清楚纪念碑肯定是清场的主要目标，认为“四君子”所在的绝食棚里太危险。但刘晓波说：“来了就要坚持到底。要撤也只能与学生一起走。”（《末日幸存者的独白》）意思是大不了走人便是，他的这一观点恐怕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学生领袖的心态，这说明他们早就做好了军队一到，立马“拍屁股走人”的准备。
6月4日午夜过后，天安门广场得到了军队开枪的消息，在八九民运期间担任过天安门绝食团副总指挥的张伯笠回忆道：
我记得有很多同学脸上流着血就跑到天安门广场。有的地方开枪，有的地方就开打了，其实张华杰当时就是挨打的，他跑到广场时满脸都是血。他抢过麦克风就说 ：“同学们，他们，他们动真的了。他们真打呀！他们用枪，用真子弹！”。我都不相信，那时候在广场上我们都不可能相信。
据当时就在现场的前学运领袖吴仁华回忆说：
六月三日午夜十二时，学生绝食团广播站播出了这名学生遇难于西长安街军事博物馆前的噩耗。这是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爆发以来第一次公布学生死亡的消息，因而引起了在场学生们的强烈反响，许多人情不自禁地哭了，悲愤情绪迅速弥漫。（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
如果说在此之前广场学生还能找到以不知情为借口搪塞军队开枪杀人的事实的话，那么六月四日零点时就不应该有任何的怀疑了。因为据吴仁华证实：一名来自于西长安街的女学生在学生绝食团广播中哭着诉说亲身经历，告诉大家，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在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已经向学生和群众开枪，她的手上沾满了同学的鲜血。而这已是学生最后的机会了，即决断行事的机会，要撤就撤，要守就守，要战就战。但他们还在争执、犹豫，时间就在他们优柔寡断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了，他们手上的筹码越来越少了，抗议民众的伤亡越来越大，直到最后他们毫无作为地撤离广场。
在这一坐以待“毙”的过程中，学生们似乎就知道瑟缩地抱成一团，继续他们喋喋不休的争吵。午夜时分，柴玲和李录在绝食团广播站的广播中请求同学们向纪念碑汇聚，并批驳了“拿起武器”的言论，强调学生运动历来坚持的“非暴力”原则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纪律。凌晨两点左右，广场上的学生已经知道外围的大致情况了，柴玲代表保卫天安门广场统一指挥部发布第五号“最严厉”的命令：
请所有的手中有棍棒、瓶子、砖头、甚至燃烧弹的同学立即放下这些徒有虚名的武器。你们知道吗？在西长安街上，已经是尸体遍地，血流成河，被杀的、被打的都是那些投掷东西的人。你可以、你可以扔东西，作为你个人，而你想到(没有)只要你一扔，所有的同学都要牺牲。（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凌晨三点半，刘晓波、侯德健等人也在广播中发言，大意是：
同学们，现在，整个北京已经开始流血，血己经流得够多，足以唤醒人民。我们相信同学们是不怕死的，即使我们和平撤离，仍然说明同学们是不怕死的，我们也像你们一样不怕死。为此，我们希望同学们全部撤离广场。我们撤离广场一定要坚持非暴力的原则，请同学们立即把棍棒、瓶子等可以作为武器的东西送交到纪念碑上来。同时，一定要将手中的枪收缴上来，避免走火。
之后，各种情报、争议和混乱也随之而来。流血事件的报告不绝于耳，纪念碑上的市民和学生便出现了巨大的意见分歧，一个工人拿一只手枪顶着柴玲说：“我的兄弟已经被打死了，你们学生要是还要说什么‘非暴力’的屁话，我就一枪崩了你！”另一个学生则拔出一把森人的匕首，冲她喊道：“谁对军队动手就是害大家的命，谁要是说拿起武器，我就先和他拼！”
但军队杀人的消息点燃了一些勇士的怒火，几个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工人操起白天从戒严部队那里缴获的匕首，菜刀等工具，高喊道：“西边需要支持，大伙儿快去吧，跟他们丫的拼了！”一边叫喊一边快速朝西长安街跑去，越来越多的人跟随着他们而去。而事实上，并不只是一些市民有武装抗暴的意愿，大学生当中也有，据当时留守纪念碑的香港记者蔡淑芳回忆：
1时10分，一位从医院跑回来的同学，身上沾满了受伤同学的鲜血，气急败坏地表示已经有17个同学死了，广播台不能再作不还手、不反抗的呼吁了，但这同学的意见没有被广播台接纳。
但学生广播台继续重复着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坚持绝不撤退，表示要以鲜血来对抗独裁者的残暴，并且要向历史宣布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要呼唤新生命，让同学们站起来。前学运领袖封从德也证实：当时的紧张气氛，难以描述。实际上，在纪念碑上同时有好几起不止于“ 文斗”的两派争执，也不尽是市民要以牙还牙，血债血偿，也不是所有学生都坚持“非暴力”。（《天安门之争》）
快四点的时候，“四君子”决定去跟戒严部队指挥部谈判，他们都推荐侯德健去，因为毕竟侯德建还是一个有影响的“歌星”，新闻里不能把他列为“反革命”，他属于统战对象，所以，这时候由他出面比较合适。……就这样，周舵和侯德健去谈判，刘晓波和高新则留在纪念碑上劝学生。……但是，在他和高新说服学生时，人群中不时地传出“不撤”，“我不怕死”，“懦夫”，“学贼”的怒吼。
六月四日凌晨四时二十五分左右，也就是在熄灯半个钟头之后，人们才从极度恐惧中醒过味来，一群北京市民从天安门广场东南角向纪念碑底座走来，一边走一边齐声呼喊着：“中国人，站起来！中国人，站起来！”悲壮的呼喊声在漆黑的夜空中回荡，象惊雷般炸响，如浪潮般卷过，撼动人心，那一副慷慨赴难的景象，不能不令人动容。前学运领袖吴仁华此刻站在纪念碑底座的最高层，望着发生在眼前的这一幕景象，他的心被深深震撼，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但在全副武装的刽子手面前，这样的壮烈只能是令人心酸。一名香港女记者也亲眼目睹了这撼人的一幕：
4时25分，大多数的同学都是集中在人民英雄妃念碑前，有一大群市民﹑工人从广场南面走过来，他们大喊：“中国人站起来！” （蔡淑芳·香港《星岛日报》、《星岛晚报》特派记者）
之后，蔡叔芳见证了正义、良知和尊严在邪恶暴政面前的无能为力：
这批冲锋的戒严部队一直向纪念碑冲上去，在纪念碑下面的市民齐喊：“人民军队，不打人民。”但持枪的士兵不断向纪念碑开枪，主要是射击挂在碑上的喇叭，但子弹却把纪念碑射得火花四起，市民又再喊，“不许打纪念碑。”（《香港记者目击实录》）
尽管广场上的学生直到这一刻心里面还惦记着党国的财物，但清场部队早没了怜悯、克制之心，而是痛打“落水狗”。走在撤离学生队伍后面的香港记者蔡叔芳回忆道：
学生的撤退本来很有秩序，轮到我们站起来往后退时，大家都手挽手唱国际歌，有人还举起胜利的手号向戒严部队示意，后来给同学制止了，因为这些部队木无表情，在地上拾起折毁帐篷后剩下的木棍，驱赶和挥打学生，毫不留情，把同学撤离的队伍冲乱和迫得无路可走。
而当时学生撤离的情形也并非像有些回忆录中所描述的那般悲壮、英勇，蔡叔芳回忆说：
我被挤进灌木丛中倒下，同学互相推拥，他们大喊；“别挤了，别挤了！”很多同学都被挤倒，我站不起来，只好爬出来，但军兵就在我面前，他们包围住学生，用木棍挥打学生，我们跑，他们还是要打，我给打了两棍，没伤，但很多同学打得头破血流，鲜血喷在我的身上。
只有在这时候，学生们才切实感受到理性和良知在现实暴力面前是多么地虚弱、可笑。他们本以为“有理走遍天下”，那知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试着像义勇军进行曲里所唱的那样“起来”、“起来”，直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天下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四十年来，中国人一度以为自己真的站起来了，直到六月四日凌晨，他们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并没有真正地“站直”，才又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高喊“站起来”。但在中国，试图做一个人的代价是惨重的，国人不仅没能站起来，反而被实实在在地打趴下了。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二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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