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的命运构成社会文化最重要的面貌,也就是说,文化是由人的命运叙述的,不是教科书,也不是教授的讲义和他的唾沫,不是,绝不是。

   如果文化不是由每一个人的命运来叙述,而是某个伟人、某个知名教授、某个演说家、某个政府官员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叙述,那文化只是装扮成某种社会观念、政治意识、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等的谎言。它是衣衫,甚至只是件根本不存在的皇帝新装,它是用来掩盖而不是揭示文化本质,它是用来欺骗而不是用来为社会的每一个人谋求幸福,它是用来奴役而不是传播自由精神。

   如果以为文化是某种理论概念,错了!如果以为文化是知识分子的身份,也错了!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能做对答案的,寥寥无几。地位越高,名声越大,错得越离谱。因为他们总以为出名的文化也类似皇帝权杖的威信,他坐在台上,清楚看到台下许许多多人朝他点头,他以为这些听客都是受他征服的。其实征服也分好几种,常常听懵了,也会点头;什么都没听进去,也会点头;仰慕你的地位和名气,更会点头,这些都跟你传播的文化和思想无关。真正能够传得久远的思想,是孤独人的事业,比如苏格拉底,他还不只孤独,而且被毒死在牢里。

   没人给我如此的胆量,大放厥词。我的胆量是命运给的,每个人的命运都不会说假话,五七年反“右”派的时候,许多“右”派分子在检讨书上说的或许都是假话,但他由此遭受的“右”派分子的命运说的与此相反,全都是真的,他们的政治怀疑是真的,人生意义的怀疑也是真的,精神的迷惘和某种内心的期待也是真的。需要倾听的是这一部分的声音,他们这一部分的表达很少述之文字和语言,但这种表现是存在的。

   如果说,我们的文化批评有一项使命的话,那最重要的就是剔除谎言。

   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化领域,说谎有太多机会,而且说谎不仅不会受到谴责,反而得到极大的鼓励,跟着还有丰厚的奖赏;相反,说真话需要勇气,有可能还会招致社会谴责甚至遭受各种打击。如果缺少坚定的理想信念,想说真话的,他要么就缄口不言,要么就说假话,更何况有更多的人为着得到奖赏而不断锻炼自己说谎的本领,把说谎当成一条快速成功的捷径和便捷获取利益的生意经。如此情形之下,谎言铺张是必然之势。对于说惯谎言和听惯谎言的社会,说谎的人甚至永远忘了怎么说真话,他把谎言当成真话;而听惯谎言的人,甚至也逐渐丧失了听真话的本领,他习惯于信服谎言,而排挤真话。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不能希冀能够产生出多么伟大的文化业绩,我们只能希冀多铲除些谎言,给说真话留一条小路。这项工作,不仅是艰难的,更是痛苦的。

  偶然从一份内部资料上读到以下的文字: 

   一个能够广泛地影响世界的大国,一定是一个思想家辈出,在参与世界知识体系建构的知识生产中,不断推出新的整体性思想体系的国度。更直接地说,就是不再拼凑他国的思想文化的百衲衣,而是以中国经验中国元素建构的社会生活理念和生命价值观,成就自己文化形象的整体高度和阔度——必须在人类文化价值观上,拥有影响和引导这个世界前进的文化力量。于是,我们的思考,就从上世纪的“去中国化”进入的新世纪的“再中国化”问题域。1 

   一看作者,他是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岳川教授,此文的题目为《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的文化战略》,副标题为《大国文化安全与新世纪中国文化的世界化(1)》。尽管如此,我还是克制不了内心的反感,无论是前面的文字,甚至就是这正副标题,我觉得都充满了霸权主义的味道。王教授已经拿文化当霸权的工具,以为大国就必需具备一种说了算的文化。

   “说了算”是什么?我们太清楚了,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说了算”之中。我们每一个个人都是说了不算的,只有我们的领导才“说了算”。因此,我们总是要请示领导,并且卑微地等待他那说了算的话。因此,在许多场合,我们都能够听到“我们领导说了要这么办”,或者是某某文件是这么规定的。总之,没有我们说话的份,我们的领导和某某文件,既不倾听我们说什么,也不解释他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这么规定。总之,你听着就是,无条件服从才是你的本份。

   如果王岳川教授的“再中国化”,想要实现的就是这种发号司令的中国文化,岂不是包含着想在世界面前当一个说了算的领导的意图?

   读完王教授的文章,第一个感觉是令人恐惧,仿佛临头而来的又是一股盛气凌人的势力,令你窒息得说不出话来。

   太经常受这股盛气凌人的势力惊吓了,一下子,你想不起要如何反驳它,尽管它荒谬绝伦,你习惯性想到的是如何去回避。我们已经养成了如此可悲的条件反射,一被凌人的气势所压,就会受惊似地将自己躲起来。

   心想,王教授我怕你了。你的确令人生畏,瞧文化的题目,又是“文化战略”,又是“大国文化安全”。

   战略是什么?战略就是算计好了怎么打败你,文化战略就是算计好了,怎么把你打趴下,让你再也出不了声,免得你再说三道四。那“大国文化安全”是什么?所谓文化安全就是让全世界人都听你“大国”的,取消所有的听证会、议会会议、国民意见、民主建议、学术和文化研讨等等。全世界的个人都只带耳朵,安静地坐在台下,台上只有你这一“大国”,所有的人在台下听你一个人的声音,大家都奴隶般地听从你。唯有这样,你就彻底安全了。

   谁能接受这样的“大国”?谁能喜爱这样的“强盛”,如果强盛必然要盛气凌人?

   文中,王教授说:“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大国地位的逐渐确立,大国文化安全必然提到当代前沿问题的议事日程。”他认为的这个“必然”是因为后面有经济和军事的强大支持,他说是我们现在不仅有钱了,而且身强力壮,在世界擂台上,可以打败许许多多的拳击手了,我们还怕谁?过去因为不够有钱,所以要修长城保护自己,现在不同了,钱有了,暴力工具也强大了,现在就是要坐到台上去说话,不要任由其他人在世界话语的论坛上啰哩啰嗦,多烦人呀。

   背靠金钱和武力的王岳川教授,你所谓的“再中国化”,难道就是去抢本来属于所有人的世界话筒吗?你这哪是文化?明明是挑战世界自由和民主的人文价值。

   让所有人去听一个人的,那不是文化,那是霸权! 

   三

   文化从来就没有霸权这一项功能,如果你认为有的话,那这样的文化也是被霸权改造过的,它不具有文化本质意义的真正文化。文化的功能中最重要的是保证让所有的人说话,说出真话,而不是只保证那些有钱的和身强体壮会打架的人说话,其他的人都得听他的。这不是文化,而是反文化。

   站在反文化的立场,王教授出言谈“大国文化安全与新世纪中国文化的世界化”是不是会让人仿佛看见教授手中开始挥舞着大棒,看谁不听话,就敲谁的脑袋?其实,他已经把大棒躲在自己身后了,他不是有言在先吗?经济和军事大国的地位已经确立了,从此不必胆怯着说话,而是要命令着说。

   胆怯着说和命令着说,完全两码事,胆怯着说,难免有杂音,有其他国家的意见和不同看法,难免会吸收点其他人的意见和建议,难免把纯粹的大国文化拼凑成难看的“百纳衣”。王岳川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件难看的“百纳衣”,他希望得到的是一件纯粹的中国化的、只有中国经验和中国元素的“龙袍”。

   有“百纳衣”,就没有“龙袍”;有“龙袍”,就没有“百纳衣”,这两者是无法多元化的。因此,“再中国化”只剩一种推行方式,就是焚烧所有的“百纳衣”。

   “焚书坑儒”这一着秦始皇用过,他也讨厌“百纳衣”,不喜欢那么多儒生在他的大秦帝国境内跟他“争鸣”。这件事就不是文化做的,而是秦始皇的武力干的,这是暴君的专长,文化人没这个本事。文化人手中握着笔,只有力气把自己脑子里的文字一个个地刻在简牍上,用以记录个人的思想、情感、体验等。他们从没有想过以此与手中掌握着武力和话语权威的人去“争鸣”,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衷情于生活的人伦、道德和某种事理,并且希望自己身处的社会和国家能够往健康、快乐、和平、自由的理性方向行进。

   他们的声音是温和的,态度是诚恳的,而且满带虚饰而成的谦虚。他们的背后既没有经济也没有强大武力的支持,他们只有自己脆弱的生命。哪一天皇帝心情不好,他说了皇帝不中听的话,皇帝一怒,他就丧命了。鲁莽的武夫一手提着他的头,一手拿屠刀,极为野蛮地砍断他的头。即使不会丧命,也得在众人面前,被扒了裤子,露出白嫩的屁股,被皇帝身边的奴才狠狠地打板子,直到屁股打得开了花。 

   四

   如果始终坚持文人的品格,皇帝之下的中国文人可能全数都是忧郁症患者,郁郁不得志是他们全部的症候。你想想,在众大臣面前被打完屁股回家的文人,至少得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躺在床上,一边忍受屁股的疼痛,一边努力平息自己所受的心如屈辱。尤其是平息屈辱,可能得花绝大部分的精力。他不能反抗,不能公开表示不满,甚至不能公开哭泣。他只得尽可能快地忘却这份屈辱,用自身的另一份自负或者是自卑来克服这份屈辱,把它压制在身体内部,使之不在公开场合暴露出来。

   在经历过鞭打之后,在皇帝面前他只能变得更听话,更像婴儿般乖巧,尽快学会讨好和献媚的技巧。在此情形之下,他早就把自己与皇帝抵触的独立思想和价值观忘得一干二净了,以奴隶股的屈从来保护自己文人的身份和虚假的斯文外表。这逼得他学会说谎的本领,用虚假的思想讨好皇帝。

   你想想,如果中国文人都是从皇帝的板子底下爬出来的,中国哪有真正文化品格的真正文人呢?连做一个尊严、独立、自由的人都做不到,哪有真正的中国文化?甚至无关的政治的抒情文学和叙事文学都要受到严格的审查,何况涉及独立政治思想的文人思想呢?为了躲避严格的文化审查制度以及无处不在的告密,即使抒情文学和叙事文学,也不能直抒胸意、直露地揭示社会真相,它都得更可以婉转和曲折地在文字中隐晦地透露点个人心情,隐射点生存真相。

   德国哲学家、文学狂飙突进运动的先锋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1744 – 1803)在一篇以《中国》为题的文章中叙述到中国文人异生的奴性性格。 

   在一个国家里,倘若孩童般的顺从没有限度,倘若人们硬要把这种只有未成年人孩子应尽的义务强加给那些已经成了孩子爸爸的成年男子汉,倘若也强加给那些并非心甘情愿,而完全是迫不得已才领受父亲之名的那些官吏的话,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呢?这种不顾人的本性而一味要求制造出一种人类新的心灵,这种做法除了使人心由真实变为虚假之外,还能够产生些什么呢?既然成年人必须像孩子那样顺从听话,那他也就不得不放弃大自然在他那个年龄赋予他的那种自我的力量。无聊的虚情假意取代了内心的真实。父亲在世时,儿子对母亲百依百顺,一旦父亲去世,而母亲的身份又是妾的话,就会马上遭到冷遇。官吏的奴性顺从同样如此;他们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命令的产物。他们是工具,只要他们违背自然,那么这些工具是软弱、虚伪的。因此,中华帝国的道德学说与其现实的历史是矛盾的。在这个帝国中儿子们多少次地罢黜了父亲的王位!父亲又多少次地对儿子大发雷霆!那些贪官污吏使得千百万人饥寒交迫,可他们的劣迹一旦被父亲般的上司觉察,便要受到棍棒的毒打,像个无力反抗的孩子。所以说,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男子汉的气概与尊严可言,它们仅存在于对英雄豪杰的描绘之中。尊严成了孩子的义务;气概变成躲避笞刑的才干。因此,根本不存在气宇轩昂的骏马,而只有温顺听话的蠢驴,它在履行公职时从早至晚扮演着狐狸的角色。2 

   中国男人的命运深受一个遥远国度——德国的哲学家的深切同情,因为他们都没能成长为真正的男子汉,成长为独立承担社会道德责任和自由表达个人思想与意愿的正常人。他们只能在棍棒下学会虚情假意,骏马般的志向要隐藏起来,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表现得要像蠢驴一般,这种人,被赫尔德称为狐狸。 

   五

   我们小时候听过《乌鸦与狐狸》的故事,故事里一只乌鸦站在树枝上,嘴里衔着一块味美无比的烤肉。在树下睡觉的狐狸闻到了香味,口水都流下来了。它特别想吃到这块肉。怎么办呢!狐狸眼睛骨碌一转,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它开始和乌鸦搭话了:乌鸦妹子!你今天可真漂亮啊!一身黑色礼服,真迷人!孔雀穿的都不及你!它太花哨啦!鸽子也不行,总是那件白衣服,真难看!

  乌鸦呢,只是闭着嘴巴,不说话。

  狐狸咽了咽口水,接着说道:那天,我听百灵鸟唱歌了,真是好听,可是百灵鸟说,它说乌鸦妹子你的歌喉更好!简直就是天籁之音!金丝雀也说你的嗓音好,听了你的歌之后,浑身上下的毛孔没有一个不舒服的!

  乌鸦还是闭着嘴巴。

  我真想听听啊!不知道可有这个机会呢!今天天气又好,你穿的又漂亮!唱歌最合适不过了!漂亮的妆容加上动听的歌声,真是天衣无缝呀!

  啊啊啊!!!乌鸦终于忍不住了,它一张嘴,肉掉下去了,狐狸纵身一跃,把肉叼跑了。

   狐狸以欺骗的手段得到了它想要的烤肉,它的本领就体现在虚假上,虚假的奉承掩盖了它真实的用心,因此狐狸被当作虚情假意的形容词。

   把人变成狐狸,这只有皇帝的棍棒能够做到,他塑造了一个个变异的文化人格和充满谎言的社会。许多时候,皇帝就是这只乌鸦,他高高在上,喜欢听的都是狐狸讨好的谎言,只有等他听舒服了、顺心了才会丢下一块肉,让地上的狐狸捡了个便宜。

   做狐狸不是没有理由的,狐狸是环境的产物,一种特殊的环境破坏了它自然属性,使它不得不以曲折的方式达到生存的目的。自然赋予它的正常属性,被社会环境改变了,它的曲折度也因社会环境压迫造成。因为,如果不以曲折的方式来表现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就会受到棍棒的鞭笞,曲折是回避这样的鞭笞,而且讨得生存空间十分凑效的手段。

   因此,狐狸说话的口气不可能宏大,不可能进行宏大叙事。它不得可尽可能压低声调,语气尽可能温和柔软,还得极尽所能地挑选乌鸦喜欢听的话说。它不可能在乌鸦面前吐露自己的心声,而是得探知乌鸦心腹中的话语拿来献媚讨好。

   “一个能够广泛地影响世界的大国,一定是一个思想家辈出,在参与世界知识体系建构的知识生产中,不断推出新的整体性思想体系的国度。”重温一遍王岳川教授的这一句话,可以窥知他实际上在探求一种中国文化和思想的世界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的盛大甚至可以紧握世界文化讲坛的话筒,让世界其他国家真正做一回中国文人和思想家的听众。 

   六

   我很怀疑,这能改变中国人的命运吗?能够将乌鸦变成凤凰?将狐狸变成狮子王吗?

   如果中国文人不能首先挺直腰身说真话,什么样的影响力都解决不了中国文化的虚无主义问题。我认为,在我们挺直腰身说真话之前,应当警惕任何台上的话筒以及所谓的影响力。在我们握住世界话筒之前,如果还没有彻底消除说假话的习惯,那将是世界文化的一场灾难,将中国式的谎话弥漫到世界上去,让更多的人学会狐狸的腔调,这根本不是中国人的福祉,而只会是深渊。

   对影响力,谁对它抱有最强烈的企图呢?肯定不是以文化和思想为业的中国文人,而是有着严重霸权思想的权贵。只有权力人才念念不忘自己的权威地位,自己的话语威势以及自己面前的奴才人数。只有他们是生活在权力地位之上,随身佩带刀剑,身边跟随着护卫他的士兵和顺从听话的一群奴隶。他是由权力建造的,也靠威势和武力扩张的,所以他离不开刀剑,也离不了权力的影响力。哪天,他发现原来自己一声咳嗽都能引来一群奴才,问主子有什么吩咐的没有,现在好几声的呼喊也没几个理睬的,他内心肯定充满了恐惧,他会挥舞手杖甚至刀剑,又是暴怒,又是吼叫,如野兽一般;如果这样再也不凑效,他就知道距离自己灭亡的时候已经不远了。

   所以专权者最在乎他手下有多少听话的奴才,最在乎有多少人向他讨好献媚,因为权力不仅造就他的生命,而且已经替代了他的生命,权力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就等于权力,失去权力,对他来说就等于失去生命,权力就像是他的空气。所以秦始皇死之前,就在西安市临潼县城以东的骊山脚下给自己修了一个巨大的陵墓。据说他13位即位的时候,就开始修这个陵墓,一直修到他51岁,一共修了38年。当时秦朝总人口才2000万人不到,而筑陵的劳役达72万之多,最多时接近80万人,几乎相当于修建胡夫金字塔人数的8倍。秦始皇陵土陵冢高43米,底边周长1700余米,筑有内外两重夯土城垣,象征都城的皇城和宫城。内城略呈方形,周长3890米,除北面开两门外,其余三面各开一门。外城为长方 形,周长6294米,四面各开一门。陵冢位置在陵园南部。秦始皇兵马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位于陵园东侧l500米处。

    秦始皇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是一个离了权力不能活的人,更因为他几乎是只有权力而没有生命,是个内心充满恐惧的人。他极其害怕死后丧失皇权,因此他在活着的时候就计划着怎么把自己的皇权延续到地狱里,因此他的坟墓有许多陪葬坑。

    俑坑在深5米左右的坑底,每隔3米架起一道东西向的承重墙,兵马俑排列在墙间空档的过洞中。在一号坑中已发掘出武士俑500余件,战车6乘,驾车马24匹,还有青铜剑、吴钩、矛、箭、弩机、铜戟等实战用的青铜兵器和铁器。俑坑东端有210个与人等高的陶武士俑,面部神态、服式、发型各不相同,个个栩栩如生,形态逼真,排成三列横队,每列70人,其中除3个领队身着销甲外,其余均穿短褐,腿扎裹腿,线履系带,免盔束发,挽弓挎箭,手执弩机,似待命出发的前锋部队。其后,是6000个铠甲俑组成的主体部队,个个手执3米左右长矛、戈、戟等长兵器,同35乘驷马战车间隔在11条东西向的过洞里,排成38路纵队。南北两侧和两端,各有一列武士俑,似为卫队,以防侧尾受袭。这支队伍阵容齐整,装备完备,威风凛凛,气壮山河。

 二号坑位于一号坑的东北侧和三号坑的东侧,呈曲尺形方阵,东西长96米,南北宽为84米,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坑内建筑与一号坑相同,但布阵更为复杂,兵种更为齐全,是3个坑中最为壮观的军阵。据初步推算,二号坑有陶俑陶马1300多件,战车80余辆,青铜兵器数万件,其中将军俑、鞍马俑、跪姿射俑为首次发现。二号坑东、西两端各有4个斜坡门道,北边有2个斜坡门道,俑坑坐西面东,正门在东边。坑内布局分为4个单元。 第一单元,位于俑坑东端,四周长廊有立式弩兵俑60个,阵心由八路面东的160个蹲跪式弩兵俑组成。弩兵采取阵中张阵的编列,立、跪起伏轮番射击,以弥弩张缓慢之虞。 第二个单元,位于俑坑的右侧,由64乘战车组成方阵。每列8乘,共有8列。车前驾有真马大小的陶马4匹。每车后一字排列兵俑3个,中为御手拉马辔,另两个分别立于车左和车右,手持长柄兵器。 第三单元,位于中部,由19辆战车,264个步兵俑和8个骑士俑组成长方形阵,共分3列。每匹马前立骑士俑一个,一手牵马缰,一手作拉弓状。每乘车后除三名车士外,还配有8~36个步兵俑。 第四单元,位于军阵左侧,108个骑士俑和180匹陶鞍马俑排成11列横队,组成长方形骑兵阵。其中第1、3列为战车6辆。每匹马前,立胡服骑士俑一个,右手牵马,左手拉弓。

   三号坑在一号坑西端25米处,面积约为520平方米,呈凹字形。门前有一乘战车,内有武士俑68个。从3号坑的布局看,似为总指挥部,统帅左、右、中三军,只是没有建成而已。 四号坑有坑无俑,只有回填的泥土。 从2个坑的布局和阵法看,二号坑阵式复杂,兵种齐全,是对阵的中坚力量。这种编组方法在兵书上叫作“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偶落钩连,折曲相对。”《孙膑兵法》说:“在骑与战者,分为三,一在于右,一在于左,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反则广其弩”,三者有机结合,才能百战不殆。二号坑是这位古代军事家的理论图解。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把仗打到阴间去了,到阴间布了这个一个严密的军事阵,为的就是保护独裁政权。

   秦始皇的这四个兵马俑坑完全都就他暴力政治的写照,连他的死亡都需要如此气势强大的暴力的保护,可见他内心的恐惧强烈到什么地步。

   如果这是文化,就是中国暴力政治文化的最生动的图景了。他不需要说一个字,只需要在他的周围摆上许许多多拿着各种兵器的士兵,让他的权力领域里充满了暴力的气息。暴力既是他的思想,也是他的表达方式。他想以此来统治自己的死亡世界。 

   七

   从秦始皇的陵墓可以看出,一方面,他的暴力气势多么强大和威武;另一方面,他的生命多么空洞、可怜和怯懦。他几乎忘了自己是个人,而只知道自己是种权力。

   知道了这一切之后,如果我们对权力依然抱有好感,甚至对之还充满了企图,那只能说明自己生命已经虚弱得不行了。

   只要身体虚脱了站不住了,才需要依靠拐杖;而生命虚空了,价值虚无了,意义迷惘了,才要投靠权力。权力不是强大的表现,而是虚弱的一种病症。

   中国文人到底虚弱的什么地步?甚至不用棍棒和刀剑,气都可以把他气死。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一个县官新到任,按照惯例,他第一件事就得去拜访当地的一位乡绅,因为这位乡绅的一位亲戚是当朝的大官。这一天,他来到这位乡绅的府上,仆人把他引到厅里就坐,等那位乡绅下楼来接见他。等了一会,他听见楼梯那边好像有脚步声响,他立即就对着楼梯双膝虔诚地跪下,可能过了许久,既不见那样乡绅下楼来,也没听见他出声叫到起来。因为害怕,他不敢抬起头来看,只得忍住继续跪着等,可能实在等太久了,他壮起胆子抬头一看,原来楼梯上面坐着的是一条狗。这位文人县官由此闷闷不乐,一想到自己对着一条狗跪了那么长时间,心里实在郁闷,结果没多久就气死了。

   我们无不感慨,文人命苦。像这样郁闷终生的文人可不只这位县官一个,而是有许许多多。我们总是医不好文化虚弱这种病,文人们在皇帝大臣面前讲话总是打哆嗦,话音柔绵无力,语气犹疑不定,表达委婉曲折。其他人看了,都觉得可怜。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始终心里记得一个英国派往中国使节在当时的皇宫亲眼目睹的一幕:“当最后一个英国派往中国的使节在许多王公和他们的随从人员的带领下离开皇宫回家去的时候,典礼官为了清道,竟举起皮鞭不由分说地猛揍所有的王公和贵人。”3这些鞭子让当时的英国使节目瞪口呆,这鞭子比一切人类语言都更让人疑惑不解,因为它对人类的理性和人格的尊严表现出极度的蔑视,在这种蔑视之下,人在瞬间就被贬为无理性、无人格尊严的畜类。

   像赫尔德和黑格尔这样代表西方文化的思想家,从中国皇宫的鞭子里认识了中国极权文化之后,即使有代表皇帝的中国文人坐上世界文化论坛的讲台,以所谓“宏大叙事”的口气宣扬“再中国化”的言论的时候,你想他们两个能老实地坐在台下听吗?即使他们的耳朵灌进了“中国化”的“宏大叙事”,他们能相信吗?在鞭子的价值以强暴的形式大大超过文化和思想价值的情况下,即使我们宣扬中国文化的声音在鞭子缺席的情况下高昂起来,叙事的方式也“宏大”起来,这些西方思想家能不把台上的“中国化”的表现看作是一场精彩的猴戏表演吗?他们认为这只是猴子按照主人平时精心训练成的一场预定演出而已,他们甚至心想,这些猴子只是生硬地按照主人定出的严格规矩在世界舞台上走台而已,主人一旦从台后出现,他们被会立即被收归笼子。

   即使猴戏再精彩,充满了艺术感,但猴戏也只是猴戏,所有的人都能够从精彩猴戏的每一专业和规范的舞步里听出鞭子的声音,从每一猴子美丽动听的歌喉中听出鞭打者狂暴的怒吼声。 

   八

   整个世界是不可能听从一群住在笼子里的猴子的,别想,永远都不会有这样的一天。除非哪一天,他们也全都变成笼子里的猴子。要是世界真的沦落到这种地步,那时也不存在什么人类文化和思想,他们全都在演猴戏、看猴戏。所有的猴戏也就一个味,既滑稽,又可怜。带着流泪的笑声,到时会挤破所有人的嗓子。

   任何权力强盛,都不是好事,即使只是在自己家里。权力已经养成天生的嗜好,就是压制和控制其他人,家权兴盛也是这样,掌握这一权力的家长,必然会以自己的意志为家庭的首要意志。如果他的这一首要意志得不到其他家庭成员的服从,他必然以为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自己的靠权力塑造的家长尊严受到轻视,他必然就要暴怒,以权力压制其他人来接受他的首要意志。

   家庭成员中的其他人的个人意志受到首要意志的压制,他们都牺牲了个人意志,而不情愿地服从了家庭权威的首要意志,也就是说,这个家庭牺牲了所有的个人意志,首要意志替代了所有的个人意志,一个掌握家权的人的存在意志,决定了家庭的存在。那么,所有人就只要供着他,哄着他,希望他长生不老,而且思维永远不糊涂,否则的话,这个家庭必然要大难临头了。因为,如果哪一天,这个掌握家权的人变得暴怒不休,所有的人都得生活在恐惧之中;要是哪一天,这个家长变得幼稚无知、可笑荒唐,那么所有人都得是家庭滑稽剧里的角色;要是哪一天,那人疯了,要像皇帝一样,在地下挖一个大墓坑,在家里找几个人殉葬,那这个家庭还能存在下去吗?

   对于家权,我们并不陌生,有的是做丈夫的专权,把妻子当成奴隶使唤,从洗衣做饭到性娱乐,全都得顺着丈夫的意,否则就是拳脚相加;也有的是宗族族长专权,凡是他认为不合宗族传统和规矩的,他都有权力除灭,比如婚外情,被人拿住的,不是被鞭打致残,就是得受沉潭处罚。总之,这些记忆还是存在的。所幸的是,无论是家庭专权还是宗族专权还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甚至直接干预,这样的权力很难千年不变,万年不化,它总是持久不了。

   这样的专权,要是从宗族、家庭扩延到国家、甚至国际,那它不仅只是意志上的专权,而是暴力奴役。因为无论国家和国际,都是掌握暴力机器的权力机关,他们有军队、警察以及与此相配套的一整套暴力机制。无论在这个暴力机制领导下的国家或者国际,经济多么兴盛,国家或者世界多么富裕,人民生活多么安逸,也没有人是真正幸福的,甚至统治者自身。独裁权力不仅扼杀被统治者的人格,同时也异化了统治者的人格。

   人的幸福和猪的幸福不同,这是人所共知的。猪只要吃得丰盛,即使天亮时分它就要被拉到屠宰场去宰杀,但在天亮之前,它还是可以做美梦的,呼噜打得山响。再说,呼噜声也并非幸福的声响,这也是人所共知的。 

   九

   我们所说的文化,不能不跟表达有关;而我们所说的表达,并非只是狐狸讨好乌鸦那样的言不由衷,也并非只是精彩的猴戏和天亮时分就要拉去宰杀的猪的呼噜声响,我们所说的表达,不能不跟自由紧密相连;我们所说的自由,也并非只是那种抽象的、所有个人都摸不着边际的所谓“人民当家作主”式的自由,而是每一个个体的个人意志和个人思想都得到充分尊重的自由,因此我们所说的自由,不能不跟每一个个体紧密关联;而我们所说的每一个个体,又不能不跟崇高的人格紧密相关。因此文化是不可割裂的,对其的任何割裂都是对它本质意义的毁灭,也就都是价值虚无的黑暗深渊。对其的任何割裂,都使我们迷失在无边的价值和存在意义的黑暗之中,甚至连道德的边界也迷失不现。

   可悲的是,我们割裂惯了,割裂成了我们思想中一种强大的惯性,它扯着我们的心脑朝着被割裂出来的文化点头并道称赞。我们成了只能认可官方、专家和学者的思想,反而具有真正文化价值和人文意义的思想被忽略了。文化和思想要是不披上官方、专家和学者的身份,它就成了毫无价值的民间野谈,只是无意义的牢骚或者是长舌妇的多嘴。在此,身份超过思想,甚至身份可以取代思想。身份成了文化的标签,没有这样的标签,就没有人认可它的文化意义。

   要是失去思想的自由,我们其实就有点像演猴戏的猴子,已经被驯化过了,可以如此一致和异口同声地认同所有有着官方、专家和学者的标签的文化观念和价值思想。不仅如此,我们还无法认识自我,无法认识每一个体的文化意义。个体一旦游离在“人民”之外,它就等同于毫无价值的草根,等同于街头巷尾的长舌妇了。他们的愿望、要求、理想、善良、道德、价值观和世界观都被无视,从文化范畴中被删除。他们只是国家这个巨大机器中的听话的螺丝钉,只是国家统一之下的社会关系的、没有独立属性的细胞和分子。

   因此,秦始皇在修建他的阴巢地府的时候,早就给殉葬的活人准备好了他们侍立其左右的空间。因为他们已经被视为依附在这一集权身体里的不具备独立地位的分子和细胞,把他们无论安放在哪里、即使是阴巢地府也是合情合理的。这是集权的逻辑。

   被从人性中割裂出来的文化,成为性质模糊、意义含混、价值虚无、只有概念而无文化实质的一个不知何义和有何意义边界的名词。什么都可以谓之文化,喝酒可以是酒文化、喝茶可以是茶文化、甚至嫖妓也可谓之性文化。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没有可以不能称为文化的东西,吃的叫饮食文化,玩的叫娱乐文化,穿衣戴帽叫衣饰文化,所有这些文化针对世界而言,统称为“中国文化”。 

   十

   把西方世界的咖啡文化替换为中国的茶文化,这能是王岳川教授的“再中国化”的意义吗?

   王岳川教授说:“在我看来,我们应当对当代中国文化中西方后现代虚无性和‘妖魔化中国’的危险加以剖析,对一些国家和地区‘去中国化’的问题加以深度批判,进而提出‘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与‘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应该形成良性互动,这才是未来人类的福音。”王教授的意思是中国文化能够给世界人民带来幸福?在给人类带来幸福之前,首先我们要问一句,中国文化给生活其中,穿中国衣服、喝中国茶、侍奉中国皇帝的中国的每一个人民带来了幸福了吗?如果没有,凭什么中国文化一到了世界就能给世界人民不是带来不幸而是幸福呢?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没有从中国文化身上获得过幸福,它输出到世界上怎么就能给西方世界带来幸福呢?难道它不是一件两个骗子在皇帝面前描述的只有聪明的人看得见,愚蠢的人就看不见的皇帝新装吗?

   其实王岳川教授并没有以坚定的口气在中国文化世界化的问题上对世界人民做出幸福的承诺,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他也没有多么把握,所以就语焉不详起来,而且口气柔绵无力,态度犹疑不决。他把两个完全矛盾的问题糅合在一起说,一是“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又是“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到底是中国文化世界化,还是西方文化全球化?我感觉他走到这个十字路口迷了路,不知道该向东还是向西,结果他索性就让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撞在一起,提出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和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形成良性互动。他的意思是中国文化加上西方文化吗?还是西方文化加上中国文化呢?要不什么叫“良性互动”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算不算“良性互动”呢?中国文化中有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中有中国文化?就是“良性互动”吗?如果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只是喝茶和喝咖啡的区别,那还好办,要达到王教授的所谓“良性互动”干脆劝中国人喝完了茶再喝一杯咖啡,劝西方人喝完了咖啡再喝一杯茶,或者索性把茶和咖啡调在一起喝更好,这样两种文化就互动了。可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根本就不是茶和咖啡之类的问题,而是两种价值观的问题,这两种价值观不是可以互动的,而是相互冲突的,不是西方压倒东方,就是东方压倒西方。所以王教授以为的“良性互动”顶多只能做些将茶和咖啡调和在一起之类,这两种文化是结不成夫妻的。 

   十一

   王岳川教授的“再中国化”要走与西方文化联姻的路是走不通的,唯一可以走的就只有霸权一条路,我强,就我说了算,因为我代表的是“大国文化”。难道你们没有看到“中国经济和军事大国地位的逐渐得到确立”的现实吗?说到这上头来,王教授的口气坚定起来了,气也粗了,劲也足了,仿佛他手中真的就握紧了“大国”的无上霸权一般。他说: 

   全球化时代中国必须有真正的文化自觉并建立高屋建瓴的“大国文化”,其具体表现为在“物质现代化”的同时开始“精神现代化”的历程。当务之急是要破除对西方的仰视心理,对西方目前存在的诸多“现代性弊端”加以质疑,对那类缺乏反思地不断追随西方现代性,将中国作为论证西方理论和实现西方思想的工具的做法,加以真切地反省。 

   在这里,王岳川教授提出“中国必须有真正的文化自觉并建立高屋建瓴的‘大国文化’”。我不明白他所指的“文化自觉”是什么意思?什么是“自觉”,自觉就是自己感觉到。没有自己,自我只是依附在权力身上不具独立属性的细小分子,哪来的自觉呢?莫非这一“文化自觉”只是权力的冲动?什么是“大国文化”?莫非就是有大国经济和军事力量撑腰的霸权“文化”?要是不靠大国撑腰,怎么能够“高屋建瓴”呢?难道真正的文化需要有那么高的台子讲话,下面的人才会听吗?

   说到“大国文化”的具体表现,王教授说在“物质现代化”的同时开始“精神现代化”。物质现代化我们知道是指强大国家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建设,而“精神现代化”是指什么呢?莫非是指建设强大的中国精神?如果是的话“中国精神”是什么呢?是指中国人的精神,还是指中国的国家精神?中国国家精神是指国家权力所代表的政权精神,还是指每一个中国人的具有个体自由意志属性的自由精神呢?对于这些问题,王岳川教授并没有进一步的表述,因此他的“精神现代化”也属语焉不详。不过我们从他后面的表述可以看出他的态度,他说“当务之急是要破除对西方的仰视心理”,也就是反对人们抬头看西方,更反对将西方理论和西方思想拿来叙述和论证中国的问题。他说要对“西方目前存在的诸多‘现代性弊端’加以质疑”,意思就是说西方文化也存在许许多多的弊端,西方的月亮难道比中国的圆吗?西方的月亮肯定跟中国的月亮一样圆,因为月亮只有一个,只是看的角度不同。正因为角度不同,可能得出的感觉也有所区别,这一点王教授不会怀疑吧。比如你站在法国的协和广场看月亮和你被秦始皇抓去陪葬,站在兵马俑的坑中看月亮,那种感觉肯定两码事,协和广场看到的月亮肯定要比兵马俑的坑里看到的月亮更亮。而且西方文化承认并尊重个体意志的自由和个体生命的差异,它承认并尊重每一个体的生命要求和体验。因此,西方文化中可以有无数的月亮,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月亮,不同和相同的月亮,有圆的和不圆的,它们同样都能得到尊重。而中国文化在这方面则与西方严重不同,它是消灭差异,排除个性差别,讲求高度一致。中国只允许有一个月亮,谁的地位最高,权势最大,那月亮就是他的,他说月亮圆,月亮就只能是圆的;他说月亮是扁的,没有人敢说月亮是圆的。“指鹿为马”这样的说辞就是产生在这样的土地上的。

   这个故事,知道它意义的人极为广泛,它根本就不是语言学上的问题,而是代表了在集权国家里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生存之道。是鹿是马根本不重要,问题的关键是看谁说。皇帝说鹿就是鹿,哪天皇帝改了说马,它就是马。故事是说:秦二世时,丞相赵高野心勃勃,日夜盘算着要篡夺皇位。可朝中大臣有多少人能听他摆布,有多少人反对他,他心中没底。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准备试一试自己的威信,同时也可以摸清敢于反对他的人。一天上朝时,赵高让人牵来一只鹿,满脸堆笑地对秦二世说:“陛下,我献给您一匹好马。”秦二世一看,心想:这哪里是马,这分明是一只鹿嘛!便笑着对赵高说:“丞相搞错了,这里是一只鹿,你怎么说是马呢?”赵高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请陛下看清楚了,这的的确确是一匹千里好马。”秦二世又看了看那只鹿,将信将疑地说:“马的头上怎么会长角呢?”赵高一看时机到了,转过身,用手指着众大臣们,大声说:“陛下如果不信我的话,可以问问众位大臣。”大臣们都被赵高的一派胡言搞得不知所措,私下里嘀咕:这个赵高搞什么名堂?是鹿是马这不是明摆着吗!当看到赵高脸上露出阴险的笑容,两只眼睛骨碌碌轮流地盯着每个人的时候,大臣们忽然明白了他的用意。一些胆小又有正义感的人都低下头,不敢说话,因为说假话,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说真话又怕日后被赵高所害。有些正直的人,坚持认为是鹿而不是马。还有一些平时就紧跟赵高的奸佞之人立刻表示拥护赵高的说法,对皇上说,“这确是一匹千里马!”事后,赵高通过各种手段把那些不顺从自己的正直大臣纷纷治罪,甚至满门抄斩。

   可见,要是权力介入的话,所有语言学的问题可以完全被取消,真理和谬误的界线也可以抹杀,所有的问题全都归结为对待权力的态度,顺从权力,而违背真理,你可以活;要是你违背权力,为要尊重真理,你就得灭亡。所以要是权力依然是“高屋建瓴”的,依然端坐在台上,而没有走入每一个个体面前,自由公正地来探讨是鹿是马,是东方月亮圆还是西方月亮圆这样的问题,所有问题不可能会有正确答案。

   所以,王岳川教授所谓的“大国文化”,根本不需要什么“高屋建瓴”,而更需要平易近人。要听真正的肺腑之言,不要在皇帝面前,不要在权力场,而要在没有权力支撑,也没有经济力量支持的那些长舌妇中间。 

    2008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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