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元朝,中国知识分子便进入了万劫不复的炼狱。

  元朝的立国之本是暴力,基本国策是搞民族分化。蒙古统治者把中国人分为四等,第一等当然是蒙古人——军政大权不能旁落他族手;第二等是色目人,主要包括西域各族和西夏人;第三等为汉人,当时它是指原属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族,由于战乱,无数宋朝的遗老遗少纷纷南迁,现在看来,南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族。

  蒙古人为什么要歧视汉人,因为汉人是被征服者,是亡国奴。那为什么把汉人打入地狱最底层,无非是因为他们文明程度最高,又最容易膺服于暴力的缘故。这完全是一个逻辑的颠倒社会金字塔,但在绝对暴力的干预下,什么样的天方夜谭不能实现呢?不压服汉人,“茹毛饮血”的蒙古人在权力的宝座上不可能坐得安稳,就凭他们的“胡服骑射”,打天下还可以,治天下可差得远了,一个居无定所游牧民族,怎能在意识形态上敌得过一个历史比他们悠久、文明程度比他们高、人口比他们多得多的文明古国呢?

  所以,蒙古人这一记“杀威棒”非得打出来,而且一旦打出来,就必须得有第二次、第三次……

  歧视到什么的程度呢?据史料记载,在元朝的中书省和九个行省中,江南三省(江浙、江西、湖广)每年所征税粮占全国总数的二分之一,这哪是征税啊,分明是强取豪夺。元朝法律还明文规定,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哪打死人了怎么办?没什么事,也就是去当兵戍边,那时的边衅已平,过几年,服役期一满便可“把家还”;可汉人打死人除了要被判死刑外,还要付50两“烧埋银”。至于蒙古人能做而汉人禁止做的事就太多了,如汉人不得持有兵器,不得养马,不得夜间点灯等等,不胜枚举。至元三年(1337),棒胡、朱光卿起义爆发后,权臣伯颜正式上疏要求杀光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亏得皇上当时的脑瓜儿还算清醒,没有准奏——杀这么多人,那要动用多少军队,砍缺多少把刀啊!再说了,少了这么多人,该交咱们的税粮不就少了吗?——相信我们的蒙古皇帝在这里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仅仅是因为这一方案实施起来不太现实,否则像伯颜这样丧心病狂的大臣早该被治罪了,决不会让他重权在握。元朝的汉人作为一个整体,连最起码的生存权也无法保障,其社会地位之低可想而知。而曾经代表过这一族群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享受了几千年的政治霸权和话语霸权之后,突然间一落千丈——儒生,遭遇到千年不遇的厄运。在南方的汉族社群里,人们的观念也正在飞速地转变,以跟上发展形势的迫切需要。老百姓的想法简单又实际,既然现在的社会秩序完全颠倒黑白,那么以前的社会等级就得颠倒过来;既然现在我们成了劣等民族,那么最能体现我们文明特征的自然是万恶之源。要想摆脱这一切,最好的办法便是在它被打倒之后,再踏上一只脚。

  曾经叱咤风云的中国知识分子,地位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在一张流行于元朝的社会阶层排行榜上,儒,仅排在乞丐之前,居第九位(这大概就是“臭老九”一词的最早维形吧)!野蛮强悍的蒙古兵所过之处,留下的往往是一片又一片的废墟。当蒙古骑兵遇上酸腐秀才,悲喜剧就发生了——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汉人所尊崇的这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会满口之乎者也的“书呆子”,到底能派做什么用场?于是,每当一座城池被他们攻下以后,带走的是金银财宝和工匠艺人,儒生?什么东西!一把大火让他们连同城市文明一块儿灰飞烟灭去吧。

  汉族知识分子想做官,比登天还难。战乱时急需人材,招了几个汉人入朝,但他们均遭排挤,全都结局凄凉。如虞集在朝中做官,备受倾轧,不得不忍气吞声,就与他的“南人”身份有关。而作为选拔人材的科举考试,入元后马上便被废止。想一想也有道理,蒙古人和色目人考四书五经怎么考得过汉人呢?如果不考这些,那又考什么来选文官呢?

  元朝的统治者一时没了主意。

  蒙古人的脑子一时短路,几十年就过去了。这一过程中,不知有多少汉族知识分子从黑头盼到白头——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宋江情结”永远解不开,就是沦落到“落草为寇”的地步了,还盼着朝廷“招安”,盼着回归主流,哪怕是一个异族的篡权者——毕竟现在是人家代表着正统与主流啊!在这望穿秋水的等待中,有人自暴自弃了,也有人仍旧如怨妇般地执着,日夜苦读,等着朝廷回心转意的一天。

  就在天下的读书人都快彻底绝望的时候,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朝廷宣布恢复科举。     一时间,全国的汉人欢欣鼓舞,但接下来的附加条件又立马止住了大伙的笑声——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两榜录取,无论成绩再好,再有学问,不得登前三名。一盆冰水兜头泼来,给“久旱逢甘露”的喜悦蒙上了一层耻辱的阴影。

  在如此酷烈的生存环境下,汉族知识分子怎会有博取功名的信心和动力,可不研读四书五经,无一计之长的儒生又能干什么呢?很快,许多知识分子成了靠家人养活的废人,有的则成为工匠、商贾、吏胥,甚至沦为奴仆、乞丐、戏子。中国知识分子如此大规模的集体堕落,仅在五百年以后的“文革”中可以见到,毛泽东用行政命令强迫知识分子“既要学工,也要学农”——全都下工厂、下农村,不去不开饭,下去了才开饭。这一招儿显然很奏效——反正横竖都是耻辱,干什么不是为一口饭呢?

  蒙古人不通汉语,不可能对汉人书面上的诗词歌赋产生什么兴趣,但通俗的歌舞伎乐就不一样了,就像现在的卡拉OK、迪士科、谁都能懂。蒙古“暴发户”们崇尚功利——有用的就留下吧!于是歌舞和杂剧的地位提高了,教坊乐部的规模也越来越庞大。既然“领导”重视,就一定会有知识分子来拍马屁。元朝很快便涌现出了一大批靠写杂剧、散曲为生的文人,其中著名的有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和白朴。

  关汉卿不仅写剧本,有时还自己亲自出演。我们知道,在元以前,戏子一直是最受歧视的一族,不仅士大夫嗤之以鼻,当时社会上也有类似于“婊子无情,戏子无义”的说法,把他们与青楼女妓女相提并论,可见戏子的地位之低。但也就过了这么几十年,突然间居然有高贵的士大夫热衷于此道,而且还不是一个两个。至于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神速地完成这一角色转变的,恐怕只能用“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老话来诠解了。

  知识分子一旦摆正了心态,接下来要干的事就是立言了,也就要为自己生活方式找一个借口。关汉卿以一代精神领袖的口吻向世人宣告:“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这一番“豪言壮语”不仅为自己立下了座右铭,也为整个元朝的知识分子集体堕落盖棺定论。关汉卿不仅这么说还身体力行:他整日流连于市井、青楼,什么好玩玩什么,是一个出了名的“风流浪子”。关汉卿的艺术才华不可否认,无疑是所有杂剧家中写得最好的,但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位文化精英中的精英,他的坠落,标志着一个民族的自暴自弃。

  元杂剧市井味十足,是典型的“媚俗文学“,散曲更是如此。如果说杂剧主要是借市民娱乐、消遣的话,那篇幅短小的散曲完全就是杂剧家们的个人抒怀了。这里,为“新时代”和“新生活”辨解是主旨,迎合了干部(蒙古族)和群众(汉族小市民)的心理需求——干部从中看到了“繁荣稳定”,群众则寻求到了某种心理平衡。

  不同于宋词的高雅含蓄,散曲大多粗鄙浅陋,而且矛头直指儒学原教旨主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第一次遭到了从形式到内容的颠覆。

  白朴在《双调乔木查•对景》中感叹“盖世功名总是空”,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否定了儒家知识分子经世济人的思想,自轻自贱。马致远则无情地讥笑屈原,“屈原清死由他恁”(《拔不断无题》);然后就有人来附和,挖苦屈原“何须自苦风波际”(陈草庵《山坡羊•无题》)。元朝知识分子对于英雄豪杰的揶渝与嘲弄几乎是一致的,尤其是对待那些爱国、忠君的英雄。自诩为浪子领袖的关汉卿自然不会落伍,他干脆连历代重气节,讲原则的“高士”都一一予以否定:

  “采蕨薇洗是非,夷齐等巢由辈。这两个谁人似得:松菊晋陶潜,江湖越范蠡。”(《双调乔牌儿•无题》)

  伯夷、叔齐都有亡国之痛,而他却没有;拿陶潜和范蠡做盾牌实在牵强,人家的情况跟你关汉卿不同。

  民间的知识分子如此,侥幸在异族朝廷做官的汉族士大夫也好不到哪儿去。曾任监察御史、礼部尚书等职的张养浩、写了一组《山坡羊》曲,其中有《潼关怀古》里写道: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打着爱民的幌子,也是一副玩世不恭的嘴脸。

  总的说来,无论是杂剧还是散曲,大量的内容都是描写男欢女爱、因果报应的,这种题材官方不会干涉,老百姓也喜欢,文人们便有了生路。杂剧和散曲的内容不仅大量涉及青楼妓女和个人隐私,形式上也竭力迎合小市民的趣味,不雅甚至骂人的粗言秽语频频出现。与此相反的是,高雅和崇高遭到了以知识分子为首的全体国民的一致回避与抵制,人们唯恐自己不粗俗,不堕落、不浅薄,大有“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味道。元朝的社会更像是一场“破罐子破摔”的全民大比拼,其中的知识分子做了领头羊,儒生沦落到了这步田地,谁还能指望他们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政治责任感呢?更不用说做为民请愿、杀身成仁的事了。站在儒家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来看,元代的文学是逃避式的“媚俗文学”,是汉文化在严酷的政治重压下诞生的一个“畸形儿”。当然,这里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当局者迷”,你能说那些炮制“精神鸦片”的“烂文人”全都满不在乎?那他们就不会花这么多精力来扮狂、扮酷、扮轻松、扮洒脱了,真正的悲凉是在“小丑”的面具后面,正如关汉卿在《双调乔牌儿•无题》中借他人之口感叹:

  “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

却无意中道出了一个及时行乐者的侥幸心理,和一个自欺欺人者的内心恐惧。

                   ──引自《儒生另类史》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