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    起

笔者在开始准备写这篇文章之前,曾征求少数几个朋友的意见,有朋友劝我,以我高中毕业的学历以及低下的社会地位,这个题目太大,只怕力有不贷,恐我画虎类犬。

我考虑再三,还是坚持写下去,理由如下:

十余年前,我在着手写《中国人文化传统批判》一书时,也有人对我提出过类似意见,当时我坚持下来了,完稿后,受到了许多新老朋友的赞赏,而且在写作过程中,使自己的认识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思想体系渐成系统,所以这次又坚持己见,理由就更充分了。

就凭我童年时就经历了土改、镇反,因家庭历难其中,因此记忆深刻。

就凭我少年时曾亲历大跃进,亲眼见一座风风火火的工业新城一下就变为一座死城,并亲眼见到许多人活活饿死。

就凭我青年时期当了8年下乡知青,期间亲历文革,并全程参与其中的知青运动,而且亲身遭受到了中国特色的群众专政的血腥与暴虐。

就凭我在社会上打了几年手艺流,深入了解了那时广大人民的疾苦。

就凭我后来参加工作后从事过二十余年的社会性工作,广泛而深入的了解了社会,而且凭自己天生嫉恶如仇、刚正不阿、扶危济困的善良天性,成绩突出,在社会上的口碑很好,历年被评为先进,并荣立二个三等功,而且荣获了省级先进工作者称号。

但是,任凭你工作努力、成绩显著,在后来执法产业化的演变过程中坚守刚直廉洁的道德底线,决不同流合污的秉性,退休时只落得凭每月339元的工资度日的结果,时至今日仍只有1400余元的社保工资。高昂的医疗费用使我只能勉强靠亲友资助艰难苟延残喘。这个社会劣币驱逐良币的机制,使我深怀痛切的身世之感。

而且因自己从小有读书嗜好,身世之感、家国之恨激发了我的衰年变法的豪情,从此躲到一个小山中,过起了著书立说的隐居生活。

凭着自己滥觞读书打下的学贯古今中西的知识结构,花费了几年时间,《中国人文化传统批判》以及与其配套的《悟得道来》二书脱稿。

这是我作为冷眼旁观者的思想结晶,是我过着“布衣暖菜根香”简单朴素生活仍不改其乐的成果,也是怀抱“悲悯心,感时泪,泰然怀此热肝肠”情怀的成果。

“位卑未敢忘忧国”,社会地位的卑下并未影响我精神信念的坚定和内心的强大。

而且懂语文,使我能进行字面意义上精准的文本表达;通方法,凭我学贯古今中西的知识底蕴,能深入的跨时空、跨学科的进行研究探索,长期养成的关注国是民瘼,世界局势变化的习惯,能使我对历史进程的流变体察入微;明大势,更让我心明如镜、目光如炬。

具备了以上的条件,面对当下全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这场铺天盖地的大腐败中深陷其中。思想界、理论界严重犬儒化,渣滓浮上面的酱缸机制,导致“黄钟毁弃,瓦缶雷鸣,肉食者鄙,不足与谋”的社会机制空前严重。

面对这种局面,我觉得自己应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气,心怀“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挺身而出来写好这个大题目。这是面临历史拐点作好思想理论储备的需要,也是我经几十年的努力后应该采取的行动!这就是笔者在开始写这篇文章的心理基础和思想理论条件基础。

写下这个题目,我心中没有一丝犹疑,那是因为基础于无数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事实,我们已经可以坚定地判断:“中华大腐败”将成为一个世界史名辞被载入人类史册。

这一判断的完整表达是: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大陆发生了一场人类史上无前例的政治性、社会性、文化性、历史性暴力劫持型大腐败。

政治性判断,是基于极权政治在这场大腐败中的核心作用。

社会性判断,是就其在大陆中国社会中的无微不至、无远勿届的弥漫性而言,所有领域无一幸免的遭遇社会机制性破坏,腐败已侵入整个社会肌体。社会生活、社会心理、社会思潮、社会精神也已全面遭遇其侵蚀。

文化性是基于中国深厚的腐败文化基因被全面激活,从而产生了大量新的腐败文化现象,人性的全面败坏导致中国人文化心理、文化人格遭遇一次新的败坏过程,其修复过程将相当艰难。

历史性判断是因为它已发展成一场人类史上无前例的,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的大腐败,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特殊性表现必然对中国,对世界都将产生深远而深刻的历史性影响。

这场大腐败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由于身处其中,我们不能对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作完整的历史性评价,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对已发生的事实及其来龙去脉进行系统的梳理并做出一些令人信服的描述与预测。

1、大腐败发生的历史背景

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观察,其历史背景是:

二十世纪,人类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几种极权主义思潮的泛滥,随着苏东阵营崩溃,共产极权思潮开始退潮,随着冷战的结束,共产极权全面退出历史舞台已只是时间问题,当今世界就国家制度形式而言,已经可以用现代民主制国家民族国家这两种简单的形式来进行划分。

从地球村的视角来观察,世界经济进入全球一体化已是不争的事实,由于民主和平的力量已占主流,国际社会这个人类最大的社会共同体,已经可以断定不太可能爆发世界性战争。人类在总体保持和平的环境中进行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时代已经来临;在承认多元文化共存的大前提下,普世价值已成为谋求共存共荣的共识,现代民主政治理念已逐步成为国际社会大家庭的主导潮流,人类社会良性互动的时代已来临。

正是在这样的人类历史大环境中,中国大陆走过了闭关锁国,运动折腾不断,噩梦纷纭的时代;告别了政社合一的高度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极端社会形态;告别计划经济,步入市场经济改革。

所谓“改革开放”的前十年,基本上是松绑放权让利的十年,是民营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的十年,社会经济环境逐步走向宽松,整个国家沐浴在一种开放的氛围中。

在当时的共产阵营中,中国是最早开始步入“改革开放”的国家;是最早取得一系列实质社会进步,获得了宽松社会环境的国家。当时开放的势头是相当可喜的,体制内健康力量的发展壮大逐步成为主流,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在润物细无声地深入人心。

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松绑过程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公众寻求个人发展的热情,在经济活动方面更是激发了民营经济的大发展,一种渗透式渐进的政治改革已在开始发生。

但就是在这样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场所谓“八九政治风波”,历史非常诡异地突然发生逆转。风云突变,有人不惜选择犯下极其残暴邪恶的反人类罪行,制造一场卑劣的政变,在国人眼花缭乱的错愕中突然选择了一条重申以暴力和谎言劫持社会的疯狂腐败之路。

在魔法般的变化中,泛政治化的官方意识形态和举国体制被强化,在不经意间,政治形势走上了老路,泛政治化是强化极权的核心内容和形式,正是这种极权政治核心内容形式的重新走上老路使中国社会经济变革发生了质的偏转,致使政治改革夭折。

为什么在这样关键的历史时刻,在共产阵营已全面发生变革的历史时期,中国会有人做出这样突然的选择?为什么中国人民竟然会就这样顺从了这种选择?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选择是怎样发生的?

苏联东欧共产极权阵营整体崩溃垮台,是人类现代史上最振奋人心的伟大事件。

这一历史性事件的意义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它不仅使十几个国家的数亿人民从此摆脱了共产极权的统治获得了自由,而且使全球战略格局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从整个人类社会来看,信奉普世价值的力量成为了主导力量。

这场信念制度的大转型,用历史的眼光来判断,意义非凡。这是人类史上最大的信仰制度转型的光荣革命。之所以将其称为“光荣革命”是因为它付出的代价小,而获得的成果是广泛而深远的。

这场光荣革命中涌现出了许多作出巨大贡献的领导人物,像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哈维尔、瓦文萨等,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光辉业绩将彪炳人类史册,这场光荣革命尤其意义辉煌的是,破灭了共产信仰和体制牢不可破的神话,昭示了共产极权终究要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不可逃避的历史规律!

在这场人类史上信念制度转型的大变革中,中国人的表现令人遗憾扼腕,随之而来的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无远勿届的劫持型、糜烂型大腐败却使全体中国人蒙羞。

正是这一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选择,使中国错过了一次人类史上共产极权向民主政治转型的历史性机遇,这一机遇的错过,使中国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历史性代价。

这种世界现代史上特殊的历史现象为什么会在中国发生?它特殊的现实与历史文化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我们慎终追远地进行思考。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知道这场中华大腐败发生的世界历史大环境是什么。下面,笔者将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背景出发阐述这场大腐败发生的深层次的政治文化根源。

2、大腐败产生的文化根源

在许多研究者眼里,包括许多外国和本国的中国学学者眼里,中国都是一个特别令人难以读懂的国家,尤其是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角度来解读,都会遭遇许多与世界不能接轨,不能融通的难题。

中国的历史之久远,文化之独特,已经形成了许多复杂神秘而吊诡的文化传统与观念根源,形成了许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文化心理,文化人格和社会机制

这一系列的神秘文化、观念根源、文化人格、文化心理、社会机制,构成了这个国家文化上的顽固性,使其始终难以全身心融入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导致了这个教育水平和智商都很高的,被称为东方犹太人的民族,在近现代却始终在历史文化的泥坑中挣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瓶颈期中踉跄而行。

除了以上所述的文化根源外,在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中,还有一个起着核心作用的根源,那就是在中国存在一条非常顽固的规则,这是一条所有逻辑以此为起点的规则,一切规则由此发源的规则,那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元规则。

这是一条统治者以暴力劫持社会的规则,是一条将暴力作为核心政治资源的规则,说穿了是一条盗匪规则,所以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一种经典表述:“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王与寇角色的偷换,并不能改变统治者帝王都是盗贼的实质,所以谭嗣同才会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在现代民主政治理念中,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是:国家暴力(军队和警察)绝不容许被任何一个政治组织所掌控,军队是国家的军队,绝不容许成为党军就是这个意思。

而在中国这种历史性的长期被劫持状态,使绝大多数中国人文化性的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始终对劫持者抱有一种感恩载德的奴性,这种文化性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使中国人总是生活在一种“皇恩浩荡”的迷幻中,生活在一种认为统治者全知全能永远正确的虚幻中,即使遭遇盗匪般的统治与劫持,即使生活中充满着谎言和荒谬也不愿意去征别纠正。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元规则的存在,至使中国社会经常弥漫着一股暴戾之气,致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长期生活在一种恐惧和不确定性之中,入骨的顺民心理,顺民土壤使中国人特别容易被政治暴力所劫持。

除了这个元规则外,中国人的政治哲学中还存在一个最重要的隐蔽秩序系统,那就是以权谋文化、厚黑学和谎言为核心的潜规则系统,这是一个完备复杂而吊诡,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规则系统,不可光明正大言说已经证明了它人性的幽暗,也就是说它代表的是人性中假丑恶,贪痴的一面,但是它却始终占据着中国政治哲学的主流,中国人政治文化人格的分裂,其主要原因是因为长期存在一个这样的占主流的潜规则系统。

这种元规则和潜规则文化的长期顽固存在,至使中国人对生命没有足够的尊重,甚至对人类自身生命的大规模非正常毁灭也持冷漠麻木的态度,这种长期的文化存在至使中国人政治人格分裂,对厚黑、权谋、谎言不但不认定是一种罪恶,反而会沉迷于其中津津乐道。

这两个规则系统,是被历代统治者通过大量的政治行为、宗教行为潜移默化植入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之中的,至今已经顽固的成为中国人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的核心部分。对这两个规则系统在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宗教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没有清醒的认识,不进行全面的反思,不作出鲜明的是非判断,不怀抱足够的警惕,中国人的价值观体系就始终会存在大问题,对以自由、民主、人权、法制、宪政的普世价值就会怀有一种麻木甚至敌对的态度!

当下公开正面场合全面流行大话、空话、假话、套话、狠话,背地里却以密室政治,暗箱政治的形式干着窃国误国的勾当,已充分证明了潜规则文化已转化成了潜规则政治,全面的充当起了制度功能。

正是因为这种元规则、潜规则的存在,至使中国人长期生活在一种被暴力劫持和被谎言迷惑的状态中而不自知。这种由暴力和谎言为主要构成的政治权力的长期存在,已被统治者和儒教人物打造成一种类宗教的文化精神,构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天与地,成为了中国宗教文化的核心内容。这是一种形式和内容的严密结合,构成了中国人权力拜物教社会的核心结构。

正是这个权力拜物教的核心结构,导致中国伦理学的逻辑起点始终是权本位而不是人本位(所谓“民本位”其实是对主体进行偷换的表述),这种从逻辑起点开始进行的偷换是从宗教哲学,政治哲学开始的偷换,中国人长期生活在一个概念被大量偷换的话语世界里,都是因为逻辑起点被偷换而产生蝴蝶效应的结果。

通过以上的诠释与解读,我们已经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那就是:

在近现代史上,在一些主要的发展阶段、历史关头,中国人之所以会在进步与倒退的关键时刻做出令人扼腕的选择,都是因为在中国人的文化中存在一个顽固的权力拜物教的观念文化体系,正是这个观念根源性的文化传统使中国人始终生活在一种历史文化的纠缠与纠结之中。即使是在某些历史关头选择一些外来的类宗教的政治意识形态,也莫不与这种观念文化传统密切有关。

例如二十世纪初,先贤先烈们通过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奋斗,推翻了皇权专制,虽然后皇权时代陷入了军阀混战,但一场承担着现代社会政治启蒙使命的新文化运动已在可喜的发生。

2012年初稿

2013年10月初完稿于患脑梗一周年之际

2014年元月修订

2014年2月再修订

2014年5月1日定稿于偏瘫中

(未完待续)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