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明:历史的回顾与反思——试论中国特色专制下的文字狱(一)

一、引言: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五千多年了。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天赋人权,本应过上和平幸福与自由民主的生活,可以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这都是世界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然而数千年来中国人的这种愿望实现了么?

中国是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世界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长河中,中华民族曾做出过巨大的牺牲与贡献,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和文化,这向来是中国人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事。但历史的事实证明,中国人民数千年来的巨大努力与奉献,却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长期的独裁专制和期间所发生的文字狱,成了禁锢国人思想和钳制人们自由的牢笼,给国人造成的痛苦与磨难,不但时间长,祸及的范围广,影响深远,而且在世界上是其它国家少见的,可以说独具中国特色,堪称世界之最,这都是值得我辈今人深入总结和反思的大问题。

中国的文字狱由来已久,早在周朝中期,周厉王为了防止百姓批评他的苛政大业,就下令禁民之口,大搞以言治罪。但在秦代社会以前,史料记载的文字狱冤案还是不多的。正因为如此,由于时代的久远,史料之欠缺,对于秦代以前的文字狱我们暂且不论及。从公元前221年开始的秦代社会起,至中古世纪、近代乃至现代,中国社会特有的专制体制及期间所发生的文字狱却连续不断、经久不衰。本文就试图从秦代社会开始,来回顾中国专制体制下的文字狱冤案,探讨它的产生、发展演变及其危害,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建立美好的社会,都是大为有益的, 是我辈今人应该做到的亊。

二,中国文字狱冤案的历史回顾

从秦代开始,中国出现了统一,从奴隶制社会迈进到了封建社会,这当然是历史发展的巨大进步。自此,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时代的变迁,改朝换代不断交替,中国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但两千多年来,这种发展变化却始终离不开封建的独裁专制;就是到了近世纪、乃至现代,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其后并出现了共和体制的雏形,宪政民主的呼声也在不断髙涨,然而独裁专制的人治社会却始终是中国亘古未变的法则。长期的独裁专制,特别是期间所发生的文字狱冤案,这是令世人震惊的。以下就最典型的文字狱冤案作简要的历史回顾。

1.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这是中国社会有史以来首次出现的大规模文字狱冤案。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他的咸阳宫举行宴会,心情当是大悦。可是有一个原来的齐国人淳于越,是一个颇有文化的儒生,却敢于当场批评周青臣是阿谀奉迎。他说:“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 并批评秦始皇分封,设郡县,说如发生大臣篡权之事,无以自救;他又讥讽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对此丞相李斯当场进行了批驳,指斥淳于越是“愚儒”, 还谴责儒生们“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或乱黔首”,“ 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髙,率群下以造谤”。 李斯认为这样一群儒生是一种危险势力,要求秦始皇坚决制止他们的非法活动,并提出焚书的建议。秦始皇批准了这个建议,于是在全国范围内焚书之亊终于发生了。

第二年接着发生了坑儒亊件,起因是由于有儒生和方士对秦始皇不满,说他“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贪于权势” 等等。这些儒生和方士则被秦始皇认为是“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因而下令把他们逮捕,进行严厉地拷问,先后逮捕了460多个儒生,并且全部在咸阳坑杀。这就是史称的“焚书坑儒亊件”。

焚书坑儒是极其野蛮、残酷的,不问情节如何,一概焚烧,一概诛杀,是一种极端的残暴行为,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极其严重的摧残。

尽管秦王朝在统一中国、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等方面是历史性的巨大进步,但他的“焚书坑儒” 则是遗臭万年的蠢事。他为了镇压政治上的反对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对持不同政见的士人残酷镇压,企图以此统一人们的思想,维护自己的皇权统治,以使自己的统治永世传下去,这是有违历史潮流的暴政,是最愚蠢的。

“焚书坑儒” 亊件的发生,对后世有着极坏的影响,其后历朝历代乃至现代,文字狱一直延续不断,到了明清时代,特别是到了毛泽东时代,文字狱的发展达到了最疯狂、最残酷的程度。

2. 汉、魏时代的文字狱

据史料记载,汉朝在西汉武帝时期,由于连年对匈奴用兵,致使国库吃紧,汉武帝为了筹钱弥补国库之空虛,发行了一种皮币(用皇家园林上林苑中白鹿之皮做成货币),其法定面值抵钱40万,而当时的王侯宗室朝贺所献苍璧才值钱数千。此种皮币发行后,汉武帝向大农令颜异征求意见,颜异认为这种皮币脱离了实际价值,表示反对,汉武帝因此而怀恨在心。此时恰逢有人因别的事控告颜异,汉武帝即命大臣张汤受理此案。原来张汤与颜异向来有私仇,他就利用此种机会,一心要置颜异于死地。张汤秉承汉武帝的旨意进行调查,得知颜异曾在私下与某客人交谈时,客人曾说到“朝廷政令多有不便”, 颜异听后仅“微反唇”, 即嘴唇略微动了一下,并未曾说出任何意见。张汤却据此上奏,说颜异身列九卿,见“政令不便”不向朝廷奏告,而私下“腹诽”, 仅因此颜异被汉武帝处以死刑。这是我国历史上首例仅仅因肚子里在“想” 都成了一种“罪恶”,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如此仅因私下“腹诽” 便被处死,这实在是人世间少见的千古奇冤。

汉武帝之后,汉宣帝时,据《汉书》上说,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报孙会字书》而令“宣帝见而恶之”, 终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杨恽腰斩,是汉代另一起有名的文字狱冤案。

魏末时期,嵇康因写作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令司马师“闻而恶之”, 即下令将嵇康斩首于东市,是魏时一起著名的文字狱冤案。

3. 南北朝时代的文字狱

最典型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六月,北魏大臣崔浩因其在主持编篡的国史中敢于直书,揭露了北魏统治者拓跋氏祖先的羞耻屈辱的历史,触怒了统治者,因此而被北魏世祖下令族诛,连崔浩的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和河东柳氏等北方几家大族都被诛杀,史称之为“国史之狱”, 是历史上一件典型的文字狱大案。

4. 隋唐时代的文字狱

隋代的杨广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独夫”, 在他的心目中只有他自己,不仅与广大人民为敌,对文人士大夫,尤其是敢于向他提出不同意见的儒士,更是十分残忍。他公开宣称:“我生性不喜欢人谏”, 有敢于向他进谏的人,轻则贬官、下狱,重则在朝堂上当场打死,有的甚至先砍掉下巴然后再砍头,残忍至极。

大文人、老名士薛道衡一次从地方回到京师,曾向杨广献上了一篇《髙祖文皇帝颂》的文章,本是歌颂杨广之父隋文帝杨坚的,杨广看了即恨恨地对别人说:“这是借怀念先王来讽刺我”。 一次大会群臣吋,杨广作了一首押“泥” 字韵的诗让大家来和,众人和的诗都故意不如杨广,唯有薛道衡作的诗最好,其中“空梁落燕泥” 一句倍受众人称赞。这就触犯了杨广的忌,此后杨广就借口薛道衡私下议论朝政,有“悖逆” 之心,下令赐死。临刑前,杨广以嘲弄的口吻对薛道衡说,“还能吟出‘空梁落燕泥’ 这样的诗句吗?”从此案就足可见隋代文字狱的残忍惨状。

和隋炀帝忌刻残忍的小心眼相反,到了唐代,就完全不一样了。特别是唐代的前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表现出了一种群花同放、宽阔宏大的气象。那时的唐代社会,许多方面都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因而唐代社会是极少有文字狱发生的。到了唐代的后期,虽有文人儒士受到打击的,但史书上并未见有什么大的文字狱事件记载,何许这是因为此时仅是处于文字狱的酝酿阶段吧。

5. 宋及辽、金时代的文字狱

宋朝与唐朝一样,是我国历史上文人活得最为轻松惬意的时代,期间虽也有文字狱的事件出现,但处罚的程度却是轻多了。

宋代社会最著名的文字狱有苏轼的“乌台诗案”。 北宋大诗人、大词人苏轼因其所作的诗中如《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和陈述古冬日牡丹》等等几首诗,被当局指为“包藏祸心,诽谤谩骂”, 得罪了当权者,苏轼为此而被捕入狱近五个月,并被贬到海南岛流放,并另有二十多名文人受到株连。这就是史称的“鸟台诗案”。 到了南宋时则有岳飞的“莫须有” 冤案和刘克庄的“落梅诗案”, 都是宋代社会的文字狱案例。

与此同时代的金朝也有文字狱的发生,如著名翰林学士张钧,是金国有史可査的第一个文字狱受害者。起因是因为一场天灾,张钧为金熙宗起草“深自贬损” 的诏书,被萧氏诬陷而被劈开嘴巴剁成肉酱,是残忍至极的文字狱惨案。

宋及辽、金与其后的明清时代相比,文字狱要少多了,处罚也要轻多了。

6、元代的文字狱

元代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恶棍王朝,它的统治术和民族压迫是十分残暴的,把人分成十等,即所谓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规定南人(宋时的汉人)二十户(一甲)才能使用一把菜刀,连辖下人户女孩子出嫁的“初夜权” 也要归那些基层官员所有;并规定汉人有私藏甲全副者要处死,弓箭私有十副者也要处死,是异常残暴的统治。然而由于元朝统治阶层文化水平低,带有草原民族粗犷豪爽的特点,不太懂得意识形态控制对于巩固专制政权的重要性,对于文化通过文艺作品抨击社会弊端,讽刺政治黑暗等不大敏感,所以元代的文字狱是较为少见的。

据史料记载,元代的文字狱最著名的是:身为髙僧的前宋菾帝被元朝俘获后,因怀念宋朝,写了“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 这样的怀旧诗句,被视为是触怒了元廷而被赐死。另有关汉卿写的剧本《窦娥冤》被统治者禁止演出,朱帘秀违禁上演此剧被挖了眼睛,都是此一时代的文字狱冤案。

7. 明代的文字狱

明代从它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就使中国进入了历史上最残暴最荒谬的文字狱时期。朱元璋乃为一极端变态之人物,按中国相学家们的说法,此公在相书上被称之为“五元朝天”, 即“五官朝天” 之意,是一副可怕的尊容。

因他出身贫贱,父母长兄早亡,从小替人打过工,也当过流浪汉,当过盗贼,后来出家做了和尚。在他当和尚期间,因所在的庙宇被元末起义军烧了,他就跟随起义军一起去打仗,最后当上了皇帝。

当上皇帝后,由于他的相貌不好,出身低下,又缺少文化,所以他的内心深处便有了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对别人的言辞就特别敏感起来。他所制造的文字狱最典型的如:

表笺之祸:明朝初期曾定下制度,凡是正旦(岁首)、冬至、万寿、圣节(皇帝生日)等节日,及册立太子等庆典,各级官府都须上表笺祝贺。这些表笺基本上都是由官府的训导、学正(即现代社会中办公厅秘书、主任一类的人)出于职责而写的,都是一些走过场用的官样文章。由于朱元璋读书不多,对字义字音及文理文脉、用典藻饰等都是半懂不懂,于是正经本分的文章经他一读,都成了含讥带诮的文章,害得许多官府的训导、学正都成了冤死鬼。如北平府学训导林伯瑾所写的《贺冬节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 一句,本是一个天大的马屁文章,说朱元璋不仅自己,连他的子孙都是世人的模范、表率。谁知朱元璋把“则” 附会为“贼”, 于是这些官样马屁文章的作者被冤杀,并且还株连了许多无辜。类似的案件还有杬州府学徐一夔、陈州训导周冤、德安吳宪等多起,也都是因为写祝贺之文而被冤杀的。

最令人悲愤的文字狱牺牲者则是著名的儒士方孝儒先生。

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当了皇帝后,心想应找一个天下最有名望的文人来为他的登基写个诏书。当时的方孝儒是有名的文人,于是朱棣找来方先生,要他写诏书,可方先生认为他这个皇帝来路不正,不肯写,使朱棣大怒。朱棣问方孝儒:“你到底写不写?你不怕杀九族吗?”哪知这方孝儒是个极其倔强的文化人,他回答说:“你即使杀我十族我也不写”。 朱棣果真下令灭其十族,连方的学生也被当做一族诛杀了。此案总共杀了847人,是一桩荒唐的天大冤案。

8. 清代的文字狱

满清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比元代更为臭名昭著的恶棍王朝,一个最黑暗的垃圾时代。为了防止人民的不滿言论而制定的“文字狱” 这种穷凶极恶的法律,更是要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对于不慎失言者,不但要被杀掉,还得株连全族,甚至连死人都要挖出来再杀一次,是史无前例的惨案。

从顺治开始,清代的文字狱就连续不断,愈演愈烈。顺治四年,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记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流放沈阳。次年又有毛重倬等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 年号,被认为是“目无本朝”, 是 有关“正统” 的“不赦之条”。 从此诞生了中国的言论检查官制度。到康熙、雍正、乾隆时代,文字狱更是达到了最髙潮。如康熙年间的“明史案”、“ 黄培诗案”、“ 南山集案”;雍正年间的“年羮尧案”、“谢济世案”、“陆生楠案”、“曾静、吕留良案”、“屈大均案”、“裘琏戏筆之祸案”、“清风不识字案”; 乾隆年间的“王锡侯《字贯》案”、“徐述夔《一柱诗集案》”……等等,都是清代社会最著名的文字狱大案。

在所有清代的这些文字狱大案中,如1663年(康熙二年)发生的庄廷龙《明史案》,是整个清代文字狱最为罕见的典型大案。

庄廷龙是浙江湖州有名的大富人家,他本人双目皆盲,并不十分通晓史事,但他想起“左丘明有《国语》”很受鼓舞,也想学左丘明搞一部传世的史作,于是他出钱购买了明末朱国祯写的一部未完成的《明史》,又招集了当地有志于篡修前明历史的人才,补写了崇祯和南明的史事。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然信奉南明为正统,不承认清朝的正统地位,书中还提及明末建州女真与明朝的关系,这是清朝统治者最为忌讳的事。

《明史》刊刻后,被一个因贪赃而被撤职的知县吴之荣看到,他便买了一本去恐吓庄廷龙的父亲,想从中得到好处,却被廷龙的父亲顶了回来(此时庄廷龙已去世)。因为庄廷龙的父亲已买通了地方官府,对吴之荣有恃无恐的作为不理釆。吴之荣一气之下把此事告到了北京,清廷十分重视,当即下令严加究办。结果不但庄廷龙被剖棺戮尸,连他的家人以及买书、卖书、印刷的共70余人被杀,还有数百人被充军到边疆。

到雍正继位之后,文字狱风波更加严重,可谓到了谈“字” 色变的程度。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文字狱亊件是翰林徐骏上书奏亊一案,因不小心把“陛下” 的“陛” 字写成了“狴”, 雍正见了此奏章,认为这是“辱骂皇帝”, 立即诏令将徐骏革职。之后,又在徐骏诗集中查到“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 两句诗,雍正牵強附会,认为“清风”是影射清廷,“清风不识字”无疑是诬蔑皇帝不识字,于是下圣旨,将徐骏处死。

又如江西考官查嗣庭,在一次出考试题时拟出了“维民所止”之题,试题拟出后,即有人密告雍正,说查嗣庭所出试题“有影射陛下断头”之意。因为“雍正”是胤祯的年号,去了头就变成“维止”,岂不意味陛下断头之意呜?胤祯听信了这些谗言,不禁龙颜大怒,立即下旨把查嗣庭拿解进京,下狱问罪,后被戮尸梟示,其长子坐死,家属充军。

到乾隆43年,东台县令告发本地举人徐述夔所作诗句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壸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到清都”等句,被乾隆帝认为这是有“兴明朝,去清朝”之意,当即下令戮徐述夔及其子怀祖之尸,并将其孙解京正法,诗集被销毁,当地藩司陶昜等也受连坐重典,为徐诗作序的已死去的礼部尚书沈德潜也被戮尸。

据统计,仅乾隆一朝制造的文字狱冤案就在140次以上,查缴禁书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

就连疯人说疯话都不放过,被处死的就有六起之多。如刘三元案就是一例,刘三元自称梦见“神道对我说,我乃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 并把这些话写下来,后来传到乾隆耳里,马上通过督抚下令把刘三元拟以大逆罪凌迟处死。

乾隆期间经过连续九年的查禁,许多文人被斩杀,图书被销毁,四亿神州变得鸦雀无声无声,达到了“万马齐喑”的境界。

满清的最后一次文字狱是光绪年间民报撰稿人在报纸上痛骂光绪皇帝是小丑,结果招来了杀身之祸。其后不久,滿清王朝便被民国取代了,结朿了他的血腥统治和他那野蛮残忍的文字狱 。

9. 民国时期的文字狱

1911年满清被推翻后,结朿了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独裁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乃是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虽然宪政民主的体制尚未真正建立,但对亚洲乃至全世界也已产生重大的影响了。

由于中国是长期的封建独裁统治,虽然进入了民主共和时代,但因为旧的思想文化意识依然存在,此时的文字狱也不可能就此绝迹,仍是时有发生的。但与满清时代相比,文字狱发生的次数不但要少多了,处罚的程度也要轻多了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如在民国之初,袁世凯虽然篡权当了总统,他仍要复辟当皇帝,当然会遭到全国一片反对之声。当时的报纸上曾有对联云: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这是报纸上公开对袁世凯的讽刺,尽管此公见了气急败坏,然也无可奈何,足可见民意之声的强大而使独裁者不敢轻意造次。

到了蒋介石当政的年代,此公仍是独裁,对不同政见者、尤其是对共产党人大加镇压,文字狱亊件是时有发生的。他的新闻检查制度和查封不同政见的报刊虽然也十分严格,但不同的言论和政见仍有表达的机会,如共产党人办的《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仍可在全国发行,虽然有时会被开“天窗”, 但民主、自由和反独裁的言论仍常见于报刊;即使一份报刊被查封了,还可以设法另办一份,可见那时的民主、自由是“多” 和“少”的问题,即使是虛伪的,一定程度的“民主” 和“自由” 还是存在的, 比其后的毛泽东时代要好多了。

民国时期最典型的文字狱冤案如:

1926年4月26日,报界名人卲飘萍因其文章中得罪了军阀张作霖,在北京天桥刑场被张作霖下令枪杀,是民国以来公开处死报人的第一案。

1926年8月6日,著名报人林白水因公开讽刺时任国务总理的潘复为军阀张宗昌之

贤囊而在北京被枪杀。

1932年1月,《新大陆报》创办人王鳌溪因揭露蒋介石成立特务组织“蓝衣社” 而被捕,后被枪杀。

1933年1月,江苏《江声日报》编辑刘煜生因报道省府鸦片公卖丑闻而被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下令杀害。

1933年《时亊新报》驻京记者三慰曾三次遭军方枪杀。

1934年11月13日,《申报》董亊长史良才因触怒蒋介石政权而遭到枪击致死。

民国以来的文字狱案例当然不止这些,许多进步人士遭到恐吓乃至枪击,是时有发生的,如文化名人李公仆的被暗杀便是典型的一例。蒋介石对敢于批评他的文化人和不同政见者虽然十分恼恨,但他并不敢明目张胆的抓捕枪杀,而多是釆取特务跟踪监视或者暗杀的手段,比之滿清时代确是好多了。

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后,文字狱亊件也是时有发生的。如当年在台湾创刊的《自由中国》杂志在雷震、欧海光等人主持下,宣扬自由民主思想,主张祛除党专制体制;1957年又发表大量批评蒋介石的文章,触怒了蒋介石,1960年雷震等人因此而被捕入狱,杂志被迫停刊。

又如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核心成员与保钓民众游行,宣扬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与当局发生冲突,当局派出军警镇压,使多人被捕判刑,史称,《美丽岛》亊件。

再如1984年旅美作家江南因揭露和批评蒋氏父子的丑行而被暗杀,史称《江南命案》。这些都是因言获罪的典型文字狱案件。直到1988年,蒋介石的继任者蒋经国先生才终于觉醒,放弃了多年来的一党独裁专制,开放党禁,实现了宪政民主,国民党时代的文字狱才得以彻底根除,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一日

(未完待续)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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