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毛泽东时代的文字狱

1949年蒋介石政权被赶到了台湾,毛泽东取得了中国大陆的政权,这本意味着中国一个新时代开始了。靠打着“民主、自由” 和“推翻三座大山”,”为人民翻身求解放”旗号起家的毛泽东,建立新政权后,本来应该结朿独裁统治,让人民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有充分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 彻底根除文字狱了;然而事实证明, 取得政权后的毛泽东仍是一个独裁者,不但人的生命权没有保障, 生活困苦不堪, 就是因言和因为发表不同文章而获罪的文字狱冤案更是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君不见镇反、土改草菅人命,使数百万人丧失生命;1959年开始的四年大饥荒使近四千万人被活活饿死,文革更是中华民族的世纪大灾难, 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悲惨的时期. 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 本文暂且不论。以下仅就毛时代的文字狱冤案作简要的回顾,就足以使人胆战心惊, 悲愤不已。

在毛统治中国近28年的时间里, 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文字狱冤案是数不胜数的,以下摘其最典型者略述如后, 便可见其大概了。

(1)、“胡风反革命集团” 案

胡风本是一个文化人、著名作家、文艺批评家,国民党时代就是“左联”的著名人物,他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支持共产党,曾为共产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毛泽东取得中国大陆政权后,他又成了文化战线的领军人物之一。后因文艺战线上的不同意见,1954年胡风向中共中央写了近三十万言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这是正常的上书发表不同意见,却被毛泽东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 之首,1955年5月18日胡风被捕入狱,并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大批判和大清查运动,有2100多人受牵连,其中92人被捕入狱,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胡风本人则坐牢近30年,是毛建政以来首起因言而获罪的文字狱冤案。

(2)、反右运动是一场以言治罪的文字狱冤案

1953年前苏联的大独裁者斯大林死后, 1956年东欧发生波兰、匈牙利事件,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了严重挑战;在此种形势下,中国也有回应, 出现了反独裁, 反官僚主义, 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自1956年下半年开始至1957年的春天,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大好形势。面对此种局面,毛泽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为了缓和国内的矛盾,他被迫为共产党“开门整风 ”,号召民主党派人士和各界知识分子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好心的民主党派人士和各界知识分子出于爱党爱国之心,果然向共产党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好心的建议,希望共产党改正自己不足之处,领导中国人民建设好自己的国家。谁知好心不得好报,这些善意的诚恳之言却被毛视为是“向党猖狂进攻”, 是“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于是在全国开展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右运动”,时间持续一年之久,使55万多名民主党派人士和各界知识分子(包括部分党政干部)被打成“右派”, 连同未被戴帽而受到批判的人,有近两百万的知识分子受到迫害, 一些人被逼致死, 一些人被流放边疆, 一些人被捕入狱,有的被监督劳动, 受群众管制,一些人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反右”可以说就是一场特大的文字狱冤案, 因言而获罪者人数之多要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

(3)、 彭徳怀“反党集团”案

彭德怀曾为毛泽东打江山夺权立下了赫赫战功,是中共建政的开国元勋;毛成为最髙统治者后,彭又成了国防部长,是新政权的最髙领导人之一。此人向来直率敢言,当1958年毛泽东的乌托帮共产主义思想发作,在中国大搞共产试验,发动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企图在15年內“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其结果是适得其反,破坏了中国的经济和生态环境,是劳民伤财之举,害苦了中国人民。面对此种艰难的形势,彭德怀挺身而出,在1959年的中共庐山会议上,他亲自给毛泽东写信,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等的胡作非为,指出“浮夸风气普遍地滋长起来”。这本是私人之间交换意见的信件,而且是诚实善意而又正确之言。然而此举却被毛泽东认为是“批龙鳞”,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并诬指彭德怀组织“军事俱乐部”,“ 里通外国”, 把彭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首要分子,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 运动,牵连到了许多正直有良知的党、政、军干部。彭德怀本人则长期遭到迫害,文革期间被害致死,是又一起因言获罪被迫害致死的文字狱冤案。

(4)、利用小说反党案

由于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等等胡作非为,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经济,直接造成了1959年开始的四年大饥荒,造成近四千万人被饿死。面对此种悲惨的局面,一些有良知的干部和受迫害、受饥挨饿的群众极为不滿,要求退田单干,要求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的呼声不断高涨。由此在哲学、史学、文学、戏剧、杂文……等等领域,也配合这种呼声而发出了微弱的呐喊,出现了一些不同声音的学术论著和作品。对于这些不同的声音,毛泽东则把它视为是“单干风”,“ 翻案凤”,是“复辟资本主义”。 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讲“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会上,毛泽东与林彪、康生等人一唱一和,林彪大肆吹捧毛泽东,为毛歌功颂德,为毛的错误辩解,跟着狂叫要“狠抓阶级斗争”;康生则给毛泽东递条子:“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 毛泽东非常称赞林彪的讲话和康生写的“条子”, 毛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自此全国出现了狠抓“阶级斗争”, 同时在哲学、史学、戏剧、文学等领域里展开了对不同观点作品的大批判。

在毛泽东的旨意下,康生直接策动,开展了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党的髙级领导人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被指责为小说《刘志丹》的幕后策划者,中央决定成立由28人组成的“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习仲勋等人被诬指为“反党秘密集团”, 是“蓄谋已久”的,罪名是“伪造党史”,“ 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刘志丹思想,企图以他们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英明,还先知”,同时指责小说是“为髙岗翻案”,“吹捧习仲勋”。这些都纯属莫须有的罪名,也是典型的文字狱冤案。

(5)、文革运动所造成的文字狱冤案

文革是中华民族的世纪大劫难,这是世人皆知的亊了。中共自己也承认“文革是严重的灾难”,并指出“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 这是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屈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公开承认了的事。文革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中国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更是一场“革文化的命”、“革文明的命”、“革人的命”的世纪灾难,是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的。单就因言论、因文章而获罪受害的案例来说,也是空前惨烈的,是古今中外少见的文字狱冤案。以下略举数例就足可见其一般。

1)、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案

海瑞是明朝人,做官时曾为那时的百姓做了不少好亊,深得人民的好评,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就连毛泽东对海瑞敢于讲真话的所谓“海瑞精神” 就曾给予肯定。吴晗是我国研究明史的著名学者,在毛泽东希望“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海瑞” 的鼓动下,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后深得国人好评,就连毛泽东看了也是称赞的。不久,吴晗又在此基础上写成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剧在全国上演后获得一片赞扬之声。

然而到了1965年事情发生根本变化了。毛泽东此时为了搞掉刘少奇等一批与他意见不合的党、政、军干部,为了使他的独裁专制得以继续,使他的乌托帮共产试验得以继续,树立他个人的绝对权威,他要大反“资本主义” 和“现代修正主义”, 为此他要大造舆论来发动一场大的“革命”以达到他的目的。他选中了历史剧《海瑞罢官》来作为突破口,就派他的夫人江青秘密跑到上海,找上海市委的柯庆施、张春桥等人密谋策划,由姚文元执笔写成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这是一场大的政治风暴来临的前奏,是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动员,它吹响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号角。

此时的毛泽东再不谈什么“海瑞精神” 了,为了他的政治需要,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信口胡说什么“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个海瑞”。 自此在1966年初全国开始了对《海瑞罢官》的大批判,引发了文革运动的爆发,不久吴晗夫妇被逼致死,是文革中第一起文字狱冤案。

2)、《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冤案

这是毛泽东为发动文革而搞的另一起文字狱冤案。《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本是中共宣传部门的髙级领导干部邓拓、廖沬沙等人亲自写作和组织的专栏文章,以杂文和时政类文章为主,目的是批判“左倾”,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一系列错误,针贬时弊,活跃人们的思思,是很有影响力的文章。然而这样的文章却不能为毛泽东容忍,戚本禹、姚文元等一类的无耻文人秉承毛泽东的意旨,公开写文章对《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进行批判,在毛泽东的号令下,迅速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批判的狂潮,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声讨会此起彼伏,来势之猛是世人少见的,是引爆文革的另一起狂风恶浪,邓拓很快被迫害致死,彭真等人领导的北京市委被改组,一大批干部和文人受株连。不久即产生了“五一六通知”,一场世纪大灾难终于降临神州大地。

3)、陆洪恩被害案

陆洪恩生于1919年,是海外归来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1943年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文革前夕的1965年曾因精神分裂症而住院治疗,出院后1966年5月再度发病。就在发病前夕乐团的一次会议上,陆洪恩因直言说了“赫魯晓夫反对斯大林主义沒有错”,并指出“文革是错误的”,被指为是“反动言论”,于5月28日被捕入狱。在监狱关押期间曾多次被押回乐团批判斗争,并遭到人格上的侮辱和暴力毒打,1968年被以“现行反革命罪” 宣判死刑枪杀。沒有审判过程,也沒有上诉手续,仅仅因为言论不符合毛泽东的一套就惨遭杀害了。临刑前他曾慷慨直言:“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母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 文革毁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梦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大陆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 不做专制独裁、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泽东的‘顺民’!” 这是多么义正言辞的世纪宣言啊!

4)、林昭被害案

林昭1932年12月16日生于苏州,本名彭令昭,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后改名林昭,1957年在北大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1960年因坚持“右派”立场被定为“现行反革命” 而被捕入狱,1962年获保外就医,在保外就医期间曾给北京大学校长陆平写信,给《人民日报》写信,1963年再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长达14万言的信,对时代和中国之命运进行思考,对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极“左”的做法表示了自己不同的意见,也曾直言“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保释‘五四’ 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却要把学生送进监狱,良心何在?”就因写了这些而再次被捕。1966年文革爆发后,她因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被认为是“反动透顶”,1968年4月29日由原判的20年徒刑改判死刑,5月1日下午2时在上海被秘密枪杀。一个不到36岁很有才华的青年人就这样冤死了,两天后公安人员上门向她的母亲索取5分钱的子弹费,使她的母亲当场昏倒。

林昭死后,有人在她的墓碑上刻诗云:“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 以纪念这位时代的先驱者。

5)、张志新被害案

张志新是一名共产党员,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名机关干部。文革爆发后,因对林彪、“四人帮” 的封建法西斯暴行不满,她挺身而出,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掲露林彪、“四人帮” 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被定为“现行反革命”,1969年9月被捕入狱。在批斗她的会上,她公开声言:“強迫自己把真理说成错误是不行的,让我投降办不到。人活着,就要光明正大,理直气壮,不能奴颜婢膝,低三下四。我不想奴役别人,也不許别人奴役自己。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大公无私,光明磊落”。 就是因为她这些不同的观点和言论,就被认为是“现行反革命”,“ 反动透顶”,1975年4月4日惨遭杀害。行刑前,审判人员怕她喊出“真理之声”,竟把她的喉管割断,心虛和残忍到了极点。

6)、遇罗克遇害案

遇罗克出生于1942年,其父在1957年反右时被划为“右派”, 受其株连,髙中毕业后的遇罗克考上了大学也被取消了入学资格,其后他进工厂成了一名青年工人。1966年文革爆发后,一时间“血统论” 盛极一时,毛泽东统帅下的红卫兵横行于世,“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黒帮” 一类的“造反歌”,鼓吹“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充斥于大街小巷,对整个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严重的破坏。面对此种胡作非为的乱世,遇罗克按捺不住胸中的烈火,挺身而出,写出了《出身论》一文来驳斥甚嚣尘上的“血统论”, 并于1967年1月18日发表在当年的《中学生文革报》第一期上。这是一篇能独立思考、很有见解、很有水平的好文章,但却为当时的主流意识所不容,1967年4月17日,中央文革表态,说《出身论》是反动文章,1968年1月1日遇罗克即被捕入狱,先后对他进行了八十多次的“预审”, 企图从他口中找到所谓“恶毒攻击” 无产阶级司令部以及“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亊实,作为杀害这个无辜青年的罪证。但都沒有得到任何当局所需要的口供,找不到任何犯罪事实,最后竟以“思想反动透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等莫须有的罪名,据说是由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把此事上报毛泽东,由毛泽东最后决定,1970年3月5日将遇罗克在北京公开枪杀的。枪杀后,髙干子弟们曾经欢欣鼓舞,他们毫不隐晦地说:“主席还是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一个很有作为的优秀青年,仅因为一篇不合主流意识的文章就丢掉了性命,这个世道还有王法和正义吗?

7)、李九莲被害案

李九莲生于1946年,江西赣州市人。1966年文革开始时是赣州市第三中学髙三年级学生,并为学生会干部,校团委宣传部长;红卫兵运动兴起后,为三中“卫东彪造反兵团” 负责人之一,曾到过许多地方进行串连,积极投身于文革运动。

1967年6月29日至7月4日,赣州的两派发生了大规模武斗,造成了168人死亡,李九莲所在的一派也有多人死亡,她在收埋同伴的尸体时深受刺激,从而引发了她对文革的质疑与反思。

1969年2月她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赣州冶金机械厂当学徒工,从这时起她开始把自己对文革的思考写入个人的日记中,并且把一些看法写给了在部队的男友(也是三中的同学,“卫东彪造反兵团” 的负责人之一)。如她在1969年2月27日给男友的信中写道:“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生反感。我认为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符合客观实际,符合马列主义的,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強附会。”“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鲁晓夫一样,现在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问题发生怀疑,对现行反革命发生浓厚兴趣,对反动組织的纲领也注意研究……”。

这完全是一封朋友间私人交流思想的信件,但她的男友为了表现自己的“觉悟高”,以便得到提拔重用,就把这封信交给了部队领导,部队领导看了此信后,马上把它转到了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1969年5月15日,李九莲被以“现行反革命” 罪遭到逮捕,日记被抄走。由于她出身好,年轻,当时只判了五年徒刑。林彪事件后,1972年7月20日,中共赣州地委对李九莲作出“政治结论”,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李九莲获得释放回家。

获释后,李九莲多方奔走为自己申诉,申言自己无罪,要求平反,但都遭到无理拒绝,并且还受到这些部门的斥责谩骂,说她的“反林彪是逆潮流而动”,“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在那时就反对林彪,仍然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罪”。李九莲被逼无奈,忍无可忍,1974年3月19日,她在赣州公园公开张贴《反林彪无罪》、《驳“反林彪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等等大字报。大字报贴出后,在当地引起了极大反响,同情和支持她的人很多,就在当天夜里,李九莲再次被捕。消息传出后,4月24日夜,当地有259个单位约两千多人集会,并发表声明;“李九莲以对林彪的及时洞察,表明她是酷爱真理,关心祖国前途,是无私无畏的好青年!”強烈要求释放她,为她平反。

面对群众的正义呼声与合理要求,当局不但不予理釆,反而进行严厉镇压,1975年5月李九莲再次被判刑15年,声援她并要求为她平反的人中有40多人被批斗,60多人受到行政和党纪处分,特别是其中的青年女教师钟海媛因极力为李九莲鸣冤竟惨遭杀害,李九莲本人则于1977年12月4日被以“反革命罪”、“ 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 矛头四指向” 等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枪杀,行刑前为避免她在公众场合呼喊口号,她的下颚、舌头被一根竹签刺成一体,当政者们的心虛和残忍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8)、吴晓飞被害案

吴晓飞出生于1949年,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原是福建省福州市第五中学的学生,文革开始时随父母的工作调动而到了江西省南昌市,进入南昌第一中学学习。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发展,他深有感触,认为许多事情是不对的,对种种胡作非为非常反感,从1966年10月他开始写作《文化大革命》文稿,对文革进行系统的批判。一个年仅19岁的中学生,到1968年4月中旬,就写了两部共40万字的政论文稿,对文革作了否定的批判,对林彪、江青一伙敢于无情揭露和辛辣鞭挞,对刘少奇所蒙受的千古奇冤大鸣不平。文稿渉及政治、经济、军亊、文化艺木、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内容充实,行文流畅,特别是后写的一部,结构严谨,笔锋犀利,论证的逻辑思维更趋成熟,大有一个作家、学者的风范。

因其父吴亚雄是南昌铁路局的髙级领导干部,在1968年5月6日被批斗和抄家时,把吴晓飞所写的文稿也一并抄了出来,当即上报到冮西省革委会,被定为“全省特大的、罕见的反革命案”。5月7日下午吴晓飞被捕入狱,连续刑讯逼供,试图挖出“反革命集团”。 其父在被逼供中折磨致死,全家人均被抓捕,其亲友30多人受牵连,1970年2月27日吴晓飞被以“现行反革命罪” 而处决。

9)、刘文辉被害案

刘文辉1937年出生于上海,中学毕业后进厂当了工人。1957年,20岁的他因给厂领导整风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一度曾想偷渡出境,被定为“现行反革命”而受到管制;1966年春被开除公职,押回上海管制。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读过鲁迅全集,对胡适的思想也不陌生。文革初期他写大字报反对文革,他对弟弟说:自己甘愿做当代的谭嗣同,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他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不去撞枪口,“会让毛泽东一人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中国迟早会退回到封建社会去”,“ 古今中外,反专制、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多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抏,那么今天就从我开始吧!”

文革开始后,他写下了洋洋万言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 直言不讳地指出:“文化大革命強奸民意,疯狂人民,是全民大乱”,“当权者人人军装,登天安门城楼,掀起疯狂的红卫兵运动,宣扬穷兵黩武,髙唱世界革命,控制报刊广播,操纵全国舆论,对内专政暴行,打击知识分子,梦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有过人之处,人人唯唯诺诺不敢言,陷社会暗无天日,使神州大地百业俱毁,遍地饥饿赤身,穷山荒乡,白丁文盲,工人不干活,农民不种地,学生不读书,教书者牛棚劳役,……”他呼吁“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他和弟弟一起复写了十四份,以匿名信形式分别寄给北大、清华、复旦等十四所著名大学。

1966年11月26日,兄弟二人被捕,1967年3月9日刘文辉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而枪杀。一个时年仅30岁的青年思想家就这样因言论而丧失了宝贵的生命。

10)、王容芬冤狱案

1966年文革运动爆发后,王容芬为北京外国语学院东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学生,虽然只有19岁,但她有思想,有见识,能独立思考问题,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她极力反对文革中的种种胡作非为,反对红卫兵运动。她认为红卫兵与当年的德国纳粹十分相似。1966年9月初她写了一封批判文革的信寄给毛泽东,在信中她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而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她还质问毛泽东到底要把中国引向处,并声明自己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写完这封信后,正是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在8月31日接见红卫兵和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之后,她听了林彪在接见大会上的讲话,觉得眼前发生的一切,使她深深地感到“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脏,不能再活下去了!”信写完后,她贴上邮票,到棋盘街邮局把信投入信箱。信发出后,她当即想到,纳粹德国法西斯当年秘密把反抗希特勒的青年学生处死,她也完全明白这封信将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命运。于是她到王府井大街一家药店买了四瓶敌敌畏,回到宿舍后把它喝了下去,决心以死来进行抗争。

但她很快被人发现,及时送到医院抢救而沒有死成,其后即遭逮捕入狱,关押十年后又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四人帮” 倒台后,1979年才获平反释放,总算保住了一条年轻的生命。

仅仅因为书写一封不同意见的信就被判无期徒刑,蒙受十年冤狱,这个社会的公理、王法何在?

11)、杨小凯冤狱案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1948年10月6日生,1962年至1968年在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读书。文革运动爆发后,他参加了这场运动,到过许多地方串连,所见所闻使他对社会深有感触和反思。1968年,当时年仅20岁的中学生,他写出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是一篇极受称赞的好文章,但却引起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得力帮凶康生的不满,认为这是一篇“反动文章”, 杨小凯因此而被捕,后被判刑16年,直到“四人帮” 倒台后才获平反释放。

文革中类似这样的文字狱冤案还有许许多多,如钟海媛、张中晓、史云峰、王申酉、杨伟名……等等,都是因言而获罪丧命的。限于本文的篇幅,在此就不再详述了。仅就这些就足可见文革中文字狱的惨况了。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二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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