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论中国苦难文学(下)

四、“中国苦难文学”中的女性

        ——从一个独特视角对美的再理解

美是心灵沉醉于情感的状态。文学则是理解美的一种形式。

文学的永恒主题在于人,就像自然科学的永恒主题在于物性客体。因此,人格就成为从文学角度理解美的必由之路。

人是任何文明或者社会历史命运的起点和归宿,人格状态由此获得判断相应文化价值之标准的权威。所以,对美的文学理解既意味着对人格的理解,也意味着文化价值性的理解。这种理解最终归依于心灵的范畴。

心灵构成宇宙之魂;没有心灵就没有属于人类的宇宙。人格则由心灵外化而成。因此,人格美是万美之王;人格美的丧失,标志着心灵的堕落。

当代中国命运的悲剧正集注于人格的腐烂;人已经沦落为兽性之下的存在。兽类虽然没有道德能力,却也没有伪善;当代中国人格则用伪善铸成的铁面具遮掩道德良知泯灭后的丑鄙。

世间万苦皆源于心灵,也归于心灵;心灵之苦为万苦之冠。“中国苦难文学”正是通过对心灵苦难的理解,来理解美——美的极致就在于因丧失自由而悲痛欲绝的心灵,以及从悲怆的心灵中涌现的高贵人格。当我文学的足步在理解心灵苦难之路上留下长途跋涉的斑斑血迹之后,我竟然发现,心灵苦难之路最深远处呈现出的,不是男人的悲怆,而是女性的哀愁;在如悬崖般峻峭的女性哀愁之巅,雕刻着对雄性之美的绝望。那一刻我猝然意识到,中国女性对中国雄性之美的绝望,那犹如迸溅在春雪之上的兽血般殷红的绝望,才是人类心灵苦难的极致,同时也是人类之美的极致——极致之美只以极致的心灵苦难为栖息之地。

女性处在尚未异化的状态时,是一缕如梦如幻的对雄性之美的迷恋。这柔情万种的迷恋表述出女性的本质。迷恋者不可能成为主体,被迷恋者才具备成为主体的前提。在此意义上,女性远离主体性,所以生而不自由——对 雄性之美的迷恋便是束缚女性心灵的铁链。

女性处在尚未异化的状态时,还意味着一缕诗化的情感,或者说情感是女性生命的图腾,爱情是女性心灵的神;创造爱情的史诗是女性追求的最高价值。

平庸之中无意义,情感的极致化则构成生命意义的一种灿烂的方式,而且这种方式最能体现心灵以诗意的名义对美的理解。女性由此又成为主体性的动人表述——意义属于主体的范畴,人因意义而自由。同时,在这个意义上,女性比雄性更接近主体自由,因为女性对情感极致意境的追求更炽烈、更放纵无羁,女性本身就是情感的极致性存在,而情感的极致状态间,才能涌现出最强烈的主体意志,自由则只在主体意志之中。

人类历史对于女性是不公正的。男性意志主导的强权,用道德铁律,压抑女性创造爱情史诗的激起,即压抑女性依照天性对意义和价值的追求。这种压抑构成女性的万年悲剧的主题。然而,近现代源于西方文化的女权主义,却又以妇女解放的名义,在谋杀女性美的神韵。

文艺复兴开启了回复公正的进程。由法律之前一律平等的理念衍生出男女权利平等的诉求,这种诉求意味着公正的回复。但是,当女权主义把男女权利平等的诉求引伸为男女生命哲学意义上的一致,把女性解放引伸为女性的男性化,对女性美的历史性谋杀就开始了。

女性的男性化表象上是对女权的尊重,实质上是对女性的根本轻蔑,因为,女性存在的独特价值受到彻底否定。男性化的女人想一想都令人恐惧。这个假尊重女权的名义进行的过程,在上个世纪的中国,得到荒谬至极的体现。如果不是上帝固执地不肯让女人长出胡子来,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的女性特征恐怕早已湮灭。

女性和男性都应当在各自天性的方向上自由发展。“让花朵更像花朵,让岩石更像岩石。”——这句箴言是对人类之美的拯救。共产主义强权之下的女性男性化,曾使中国女性之美面临重大的危机;中国女性因坚守性别之美而遭受的摧残和侮辱,是中国心灵苦难惊心动魄的表现之一。

不过,对于中国女性,最惨痛的心灵之苦还不是为坚守美所付出的生命代价,而是对雄性之美的绝望。中国男人堕落成不配被爱恋的存在;爱那些心灵卑微而肮脏的丑类,是对爱情的侮辱。女性失去了创造爱情史诗的可能,就失却了成为意义和价值的可能;女性失去了对爱的信心,命运就失去对人的信心。

对雄性之美的绝望不仅是女性心灵苦难的极致,也是人类心灵苦难的极致。一个没有爱的可能的时代,正在那心灵苦难之巅,向太阳控诉人的堕落。

物欲横流,私欲泛滥,贪欲如炽,奴性入骨,怯懦似鼠,狡黠诡谲,刻薄阴损,妒意沸腾,追名逐利,背信弃义,欺民媚官,欺贫媚富,凶残恶毒,卑鄙下流,粗俗猥琐,小肚鸡肠,崇尚谎言,虚假伪善等等,——所有可以想像出的人类至恶,至丑,都在当代中国男性人格中傲慢地炫耀它们主宰人性的权威;理想主义,侠义精神,悲悯仁慈,慷慨悲歌,高贵情操,自由舒展,英勇豪迈,一诺千金,诗意神韵,扶弱济困等等,——所有属于堂堂男儿的美德,都受到当代中国男性人格主体的嘲笑。中国男性人格的丑陋侮辱了人的概念本身。

如果男性变成一块心灵腐烂的臭肉,少女便不得不悲愤地爱恋荒野中裸露的岩石。由于男性的极端丑陋而失去爱情可能性的时代最黑暗,当代中国就处于这人性的黑暗之中。中国女性对雄性之美的绝望,是千古人性第一悲苦。因为,那意味着生命孕育者对生命意义的绝望。

不过,诗意总以苦难为生死不渝的情人,而且苦难越深重,诗意越灿烂。千古人性第一悲苦间正蕴涵着“中国苦难文学”千载难逢的希望。友人曾经问我:“你以创造雄性的辉煌之美为文学理性,可为什么你的著作中最动人心魄的却常是女性悲情?”面对友人之问,我当时困惑并默然。撰写此文时,我突然意识到,那是因为在诗意灵感的引导下,我的心灵捕捉到文学之美最璀璨的希望——女性对雄性之美的绝望,那千古人性第一悲苦。

男女在法律人格上固然要平等,但是,应当对人的堕落负责的,只有中国的男人。正是男性人格的腐烂,剥夺了女性在现实中通过创造爱情史诗拯救人性的可能。

中国男性人格极端丑陋化的原因在于心灵自由的丧失。以中共暴政命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地狱中,绝对的心灵控制摧毁了中国的文化精神,随文化精神一起消失的,还有古中华的雄性之美。雄性之美凋残了,女性还何必美?

更为深重的苦难属于欧亚大陆这片辽阔原野上的蒙古、藏、满等民族。这些曾经在历史间叱诧风云的民族,今天却被充满轻蔑意味地称为少数民族。而这些民族的过去,都是流光溢彩的文化命运,都是伟大的雄性人格之美的史诗。然而,文化命运已凋残于心灵地狱;雄性人格之美的史诗伴随黄昏的太阳一起陨落。我现在唯一能作的,只有用诗意为凋残的心灵,为死去的人格之美,书写墓志铭。相信只要时间还没有消失,墓志铭就将不朽。因为,凝结在墓志铭中的坚硬的悲愁,万年的时间都难以使其磨灭——那悲愁来自美少女因对雄性之美的绝望而干涸的眼睛。

女性对雄性之美的绝望是千古人性第一悲苦,中共暴政的思想地狱则由此成为千古第一罪人。暴政对心灵自由的虐杀正是中国男性人格极端丑鄙化的第一原因。不过,当代中国伪自由主义文人也必须对人格的堕落负责。尽管他们也时时作出阳痿式的抗争专制的姿态,尽管他们渺小的影响远不足以形成中国人格堕落的主要原因,但是,伪自由主义文人本身就是人格丑陋的一种经典表述,而且暴政崩溃之后,他们丑鄙的存在将成为重建美丽、高贵人格的障碍。为此,有必要指出伪自由主义文人戕害人格之美的思想阴谋。

伪自由主义文人人格的丑鄙化也肇因于暴政;心灵控制之下,此类文人丧失了生命的神圣感、高贵感和侠义精神。令人遗憾的是,伪自由主义文人不愿通过灵魂诗化的过程,来修正他们的丑鄙,却试图以自由主义的名义,使人格的丑鄙合理化。于是,自由主义原本对个性价值的充满理想神韵的肯定,却被中国的伪自由主义文人用来美化他们丑鄙至极的私欲至上人格。

伪自由主义文人对丑鄙人格的肯定,必然以对美人格的否定为补充。为此,伪类设计了一个思想逻辑的阴谋,即根据法律权利平等的原则,得出人在生命哲学意义上的人格平等的结论。这样一来,伪类们就可以用伪逻辑抹去丑与美的界限,并堂皇地裸露出私欲沸腾、狂恋世俗名利的人格之丑。对于伪类,找到公开裸露丑鄙人格的生命哲学理由,乃人生的大喜悦。不过,这种喜悦低于露阴癖者成功实现癖好之后的欢快。至少后者只有畸形的本能,却没有伪善。

人的法律人格应当平等。平等的法律权利为公平竞争提供了必要的法治规则,而公平竞争是社会正义的前提。

不过,法律人格平等的理念,没有资格侵入生命哲学的范畴。人格不平等是生命哲学所确认的万年真理。圣徒与无赖,英雄与懦夫,心灵高贵者与精神卑贱者,侠义之士与私欲至上者——美丽、神圣的人格同丑陋、猥琐的人格之间永远不会有生命哲学的平等,他们之间的界限是刻在太阳之上的伤痕,除非太阳熄灭,那伤痕将永远燃烧在苍穹之巅。

暴政的心灵统治是斩杀人格之美的屠刀;伪类们的私欲至上等于个性的观念,是谋害人格之美的渺小阴谋;中国女性对雄性之美的绝望则是美人格的无边墓地。我只愿“中国苦难文学”中涌现出丰饶的诗意,在墓地间摇曳起万里花海。

百年可以腐烂于虚无,瞬间则可能成为永远不灭的记忆。我还是少年流浪汉时的一个记忆,已经超越时间,或许还会超越虚无。

那一日,一丛野花绊住了我在内蒙古高原上漫游的足步。不远处,一位蒙古少女正遥望天际的落日。她垂手肃立,神情端庄,仿佛向落日的遥望是一项神圣的祈祷。超越万里荒野涌过来的落日余晖,使少女轮廓俊美的面容变得灿烂。

我突然心灵震撼地发现,蒙古少女青铜色的眼睛里渗出两滴灿烂的泪水;在她遥望的目光飘垂的天际,被落日烧成紫色的浩荡的风,正从辽远的地平线上掠过。

那一刻,我同苍天和大地一起明白了,蒙古少女燃烧的泪水是迸溅在绝望之上的希冀;她祈盼有浩荡长风一样自由的雄性之美,来征服她炽烈的心。

从此之后,我终生艰辛劳作,用诗意雕刻人格之美,只是为让蒙古少女遥望长风落日的眼睛里闪耀起爱情的梦幻。

是的,我追求梦幻,因为,美已经抛弃了现实;“中国苦难文学”的天职就在于创造美丽、高贵的英雄人格——只为了美少女眼睛里流光溢彩的梦。

五、对自由的再理解

        ——文学精神之魂的归宿

囚禁于有限时-空内的人类生命形式渺小得趋于零,不配成为意义;只有超越永恒与无限者才有资格同意义对话。

形式渺小的人类却又有能力以心灵来思索永恒与无限,思索的主体就是对思索客体的超越。对于有限者,超越永恒与无限既意味着自由,也意味着对意义的创造。自由本质上属于心灵的范畴,而意义的本质就是价值的自我确认。

一个被囚禁在狭窄时-空之狱内的终身苦役,却又总泯灭不了超越永恒和无限的渴望——这是人类悲剧宿命的形象表达。然而,无论如何,人类只能以心灵自由的方式来拯救自己。自由是拯救人类的唯一之路,因为,自由是人类寻找意义的唯一之路。

对自由的理解既构成文化精神的主题,也构成时代精神主题。但是,只要人类的命运还未湮灭于虚无,对自由的理解就是没有终点的思想苦役。一个又一个时代人类精神命运面临的不同挑战,则不断决定了对自由进行再理解的必要。

西方文化的起点之处刻写着一句箴言:“自由就是过符合自然理性的生活。”迄今为止,尽管表述方式和具体理解有诸多变化,但是,这句箴言蕴涵的关于自由的基本理念却没有改变。

理解自由本身就是神圣的精神事业。不过,上述西方文化关于自由的理念中存在一个悖论。自由是属于主体的权利,而且只属于主体。当人类需要符合外在的绝对价值,即自然理性,才能实现自由的情况下,人类已经丧失了自由的资格。因为,处于外在的绝对价值之下,人类就不配成为主体。

也许由于西方文化对自由的理解之初,就将人置于某种外在的价值之下;也许由于想要规避理解自由的思想艰难,西方文化接受了由埃及大漠中走出的另一种绝对价值——上帝。接受上帝,既摆脱了思索自由的艰难,又可以得到心灵的终极慰籍。

然而,逃避自由的艰难者,必受天谴。教皇和主教们以上帝的名义对世俗权力的贪婪和占有,使来自天国的终极慰籍异化为人世的绝对心灵和思想禁锢。中世纪的千年黑暗告诉历史,没有思想自由的生命神圣感,不能使人类升华为意义。

正是放弃自由之后的心灵苦难,迫使人类收回探索自由的权利。文艺复兴运动的精神本质就在于对自由的再理解。这次理解自由的最辉煌之处表现为,人的理性超越中世纪神权成为绝对价值。绝对价值的资格确认中,人获得主体的权威——人由此升华为与自由一致的概念。因为,主体才有资格自由,客体与自由无关。

文艺复兴的精神原则以主体的哲学资格为人的概念加冕,但是,其对自由的内涵却很少有“涌现”性的形而上理解。对自由理解的形而上缺失,表明一个时代的精神能力的缺失。

纵观文艺复兴开启的精神时代,由于缺乏形而上的精神能力,对自由理解的思想成果最主要表现为对世俗法律权利的确认。正是从这种充盈着实用主义理念的确认中,创造出人权至上的时代。

当然,近数百年来历史中也可以看到某些形而上的努力。中世纪被贬低为二流价值的“自由理性”的鬼魂,从千年黑暗中浮现出来,以种种变动的理性形态,呼唤它在古希腊曾经获得的自由标志的荣耀。但是,呼唤很少激起人类对自由的形而上热恋。因为,呼唤太古老了,古老得犹如落满数千年风尘的枯花。

也有智者用非理性的智慧风暴,为时代注入显示出疯狂意味的形而上学华彩。不过,他们飞扬放纵的智慧之箭在对自由的理解前竟突然都折断,而没有在那坚硬的理解之石上撞击出能够使时代灿烂燃烧的精神圣火。

实用主义原则被当作时尚,人的精神便日渐枯萎;形而上的探索被忽视,人的心灵的浅薄化和生命的本能化就无可避免。实用主义的酒吧式的喧嚣和形而上思维无花的荒凉,引导人类远离生命的神圣感和高贵感,远离意义。对人的全面哲学肯定否定了中世纪心灵的苦难,却也同时赋予本能肆意横流的权利。于是,在缺失形而上意境的自由理解中,人无法升华为意义;在对自由的世俗主义的理解中,人却找到了堕落的根据——文艺复兴以来对自由的理解方式,使人本身成为时代的问题。

虽说理解自由本身是一项神圣的事业,但西方文化近代最丑鄙的思想结果之一,竟通过马克思主义对自由的肮脏定义表现出来——马克思亵渎了精神的神圣。

自由是超越物性的精神存在;自由属于心灵,而且只属于心灵,心灵是自由之源。马克思把精神和心灵归结为物的属性,从而将物性奉为绝对概念时,他已经否定了自由的可能。因为心灵的本体性已经被否定。

在马克思俗不可耐的视野里,生命的本质只是一块注定腐烂发臭的肉。将腐烂的物性同自由,这心灵的史诗联系在一起,恰足以令自由蒙受千古奇耻。所以,马克思主义对自由的定义,即“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所谈论的不过是物性领域的脏事。在此,对必然的认识,意味着对物性规则的理解;对世界的改造只意味着使世界在人的物欲本能的意义上更舒适化。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改造不可能使生命趋向意义和心灵,却只会毁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当代人类面临的精神危机归根结蒂源自对自由的理解的危机。如果我们还承认人类历史的本质在于心灵史,在于自然史之上的精神史,那么就应当承认,包括生存方式在内的当代人类社会的全部危机,都以对自由的理解的危机为心灵的原因。

再理解自由,这是属于人类的时代精神责任。对于中国人,再理解自由则成为重大的命运课题。通过对自由的再理解,中国不仅要撕裂中世纪的千年心灵黑暗,而且要走出人权时代生命意义的困惑。中国必须同时承担属于两个时代的心灵艰难。不如此,中国就不可能重建生命的神圣感,就不可能回归生命的意义;不如此,中国就将在文化精神存在的意义上永远消失。

以往人类对自由的理解,大都回避一个艰难的主题:虚无。然而,没有勇气面对虚无的挑战,便没有机会接近真正属于人的真理。理由很简单:人的根本宿命在于虚无。

唯有直视虚无,才能够超越以往对自由的理解,并达到生命意义的更高意境;唯有直视虚无,才能使人类得到终极的哲学肯定,才能使自由超越自然理性,成为绝对价值。对自由的再理解,就是在自然理性之巅点一盏形而上的智慧之灯,照亮那后面永恒与无限之外的虚无。

心灵是人的本质;时间是现象世界的本质。心灵承载意义,却又没有实体;时间承载万物,却又湮灭现象。心灵与时间都具有虚无的特征,他们是非实体的意境性存在。

佛学哲理是少有的关于虚无的学说。通过寂灭回归虚无,被佛学哲理称之为得“大自在”,即进入自由的极致状态。虚无的终极价值性使佛学哲理对生命的认识达到超越自然理性的深刻性。但是,属于佛学哲学的虚无是对生命意义与价值的否定性表述。而人类则需要对生命意义与价值的肯定。

佛学哲理是宁静的智慧。不过,由于缺乏理解美的能力,佛学哲理的宁静犹如一片枯叶——没有美,就没有生命的魅力。所以不得不再重复一次:“如果真理是丑陋的,人们宁肯爱恋美丽的缪误。”

哲学的失败导致心灵的失败。人格的丑鄙化对人类存在的价值提出质疑。于是,重建生命的神圣、高贵和美,就成为人类为卫护自己的荣耀必须选择的命运。

重建并非回归,时间之中本就没有回归之路。如果人类如过去万年之中曾经作过的那样,再次确立一个外在于人类的绝对价值,作为心灵的皈依,历史就只能在轮回中重现过去的心灵困惑。

对外在者的皈依,无论外在者是神圣的上帝,是高贵的绝对精神,还是某种具有世俗诱惑的理想,都只能使人类得到终极心灵慰籍的同时,丧失成为自由人的可能——自由只属于具有自我确认之权威的主体,皈依者没有资格获得主体的权威,因而不配与自由同在。

丧失了自由的可能,人类就丧失了一切。虚无是拯救自由概念的唯一之路。

虚无超越无限与永恒,超越一切对立而存在。虚无之中,没有先在的宿命,只有随机的选择;没有确定性,只有丰饶的可能。虚无不是不存在,而是超越实体性存在的意境性存在。

对虚无的全部理解都能够用以表述自由;虚无正是自由的极致,自由从虚无中涌现,又回归虚无,恰如同心灵的命运一样。虚无、自由、心灵本就是同一个意境。虚无是属于人类的自在的绝对价值,她与心灵和自由一致。确认虚无就意味着心灵的自我确认,意味着对自由的形而上肯定。

欲望来自于缺失。人的欲望本能地集注于对永生的幻想。虚无则以冷酷至极的方式否定了永生的概念:人只是从虚无中涌现,又必将湮灭于虚无的瞬间。

虚无构成人类命运的最艰难之点。无数杰出的人都在虚无前黯然神伤,成为生命哲学的失败者。以信念的力量将虚无视为自由之源和心灵的故乡,视为终极的精神慰籍,即在生命最艰难之点上肯定生命,乃是勇敢者的哲学事业。我的生命哲学之所以命名为英雄人格哲学,就因为唯大勇者,才敢于直视虚无,才敢于肯定虚无。

同佛学哲理一样,我的哲学也是关于虚无的学说。不同之处则在于,佛学哲理让生命在虚无中飘散为一缕宁静的轻叹;英雄人格哲学则要在虚无自由的旷野间怒放为生命意义的花海。

放弃对永恒长存的向往与崇拜,硬起心肠肯定属于人的瞬间,让瞬间的辉煌点燃自由心灵的圣火;书写关于美丽凋残的哲理,当生命为高贵的信念如漫天花雨飘落时,生命之美便成为刻在虚无之上的意义——这是英雄人格哲学的诗意。

英雄的心灵是自由的栖息之地,是虚无的人格表述。我将燃烧的英雄之心奉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图腾,是希望在虚无化灰烬之后,从焚心的痛苦中涌现出美丽、高贵、自由的人格——希望英雄人格哲学的意境中,能走出踏碎永恒与无限的自由人。

缺乏形而上学思维的愿望和能力的时代,对于心灵是没有星月的长夜。人们在黑暗中倾听过去的圣歌;阴冷的雾从时间的废墟深处涌起。但是,无论如何,英雄人格哲学已经在暗夜中点亮了一盏灯。

结语:风华绝世的心灵意境

            ——“中国苦难文学”的追求

审美激情是文学精神之魂,对自由的理解则是文学之魂的哲学故乡。或许流浪汉的脚步永远找不到归宿,然而,那一颗浪迹万里的心对故乡的苦恋也永远不会凋残——文学精神对于自由,怀着流浪汉对故乡的同样情感。

失去理解自由的心灵,文学作品不可能获得美的史诗的荣耀。那能令喜马拉雅巍峨群峰颓然醉倒的文学之美,必然是自由心灵的情人。哲学智慧产生意义;对自由的哲学理解产生属于自由人的生命意义。诗意灵感产生美,但是,不被意义所充盈的文学之美,犹如被奸商用水稀释的烈酒,早已失去醉人的魅力。当美本身成为意义的时候,也必定是美与自由的心灵融为同一个意境的时刻。

人已经厌恶人的概念;人已经质疑人的价值。这前所未有的属于人的危机中回荡着一个悲怆的召唤——对美丽、高贵的人格的召唤。“中国苦难文学”既是对这时代召唤的回应,也是在召唤美丽高贵的人格意境。

以审美激情为诗意之魂,以对自由的理解为哲学之骨——这将是“中国苦难文学”的个性。从对自由的理解中涌现生命意义,从审美激情中涌现生命的魅力,“中国苦难文学”将以美与智慧的名义,表述属于一个伟大文学时代的风华绝世的心灵意境。

是的,必须风华绝世。否则就辜负了当代中国的苦难。中国半个世纪的苦难超越人类万年苦难的沉积——在生命悲剧的意义上超越,在心灵悲怆的意义上超越。而绝世的苦难正为创造绝世的文学之美提供了可能。

当一个群体沦入除了绝世的心灵苦难再也没有任何精神价值的境地,在文化意义上他已经处于绝域死境了。当代中国就是如此。使绝世的苦难升华为自由的史诗,乃是中国走出文化的绝域死地,得到心灵拯救的唯一之路。

时代在召唤“中国苦难文学”,同时也在呼唤一个具有圣徒情怀的文学家群体。文学家为书写心灵苦难而承受的苦难,是中国苦难的最后表述。那种表述本身就将是一首流传百世的史诗,一首传唱千年的心灵悲歌。

属于“中国苦难文学”的文学家们或许只能以心灵苦役犯的身份走过生命的终点。不过,他们踏出的精神之路,必将通向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他们的鬼魂将在百年之后接受诗王的荣耀。

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此文为“中国苦难文学国际研讨会”参会论文】

(全文完)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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