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人类的历史由意志主导。主导历史的意志可以分为两个基本范畴,即国家权力意志和公众意志。

在常态下,国家权力意志直接主导历史;公众意志则在特定情况或者非常态情况下,通过更换国家权力意志的人格承载者的方式,体现其主导历史的作用。不过,对于民主国家和极权专制国家,公众意志在主导历史过程中的地位和样式却有原则性区别。

就民主国家而言,宪法和法律构成国家权力意志的灵魂,执掌国家权力者是宪法和法律的仆人,他们执行公务的个人意志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关键点在于,宪法和法律是公众意志的体现。因此,国家权力意志就成为公众意志主导历史的中介。同时,公众意志又通过定期、公正、自由的选举,即通过政治选择权,获得确定国家权力的具体执掌者的权威。从而进一步保障了公众意志作为国家权力渊源的地位。以上所述,构成了现代法治精神的最基本内容。

极权专制国家的本质在于国家权力的私有化。垄断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人格——一个人或者一个寡头集团的个人意志,才是国家权力的灵魂。宪法和法律也不过是极权专制者意志的体现。由于国家权力的私有化,公众意志与国家意志处于直接对立的状态。公众意志被排除于国家权力意志之外,个别政治人格以国家权力意志的名义主导历史进程。以上所述,构成了从古至今的人治精神的基本内容。

极权专制之下,国家权力意志与公众意志的对立,是基本的社会矛盾。当矛盾发展到特定时代的社会结构难以继续承受的极端状态时,公众意志改变国家权力意志的大变革就会发生。大变革如果是以民主法治理念为引导,她就意味着公众意志根本主导历史进程的新时代开始了。

二、中国处于大变革的前夜

人类有史以来最凶残、最成熟、最伪善、最腐烂、最顽强的极权专制非中共暴政莫属。这是中国的悲哀和艰难。同时,中共暴政一旦被中国人民所否定,就意味着敲响了极权专制的最后丧钟,这种摧残自由人性的政治法律制度将从此退出人类历史。这又是属于中国的光荣。

悲哀和艰难仍然是现实,光荣却还属于未来。但是,现实中的一切都预言着社会大变革,而聪慧的人们也能感到,未来在急切地期待着社会大变革。

八九年六月四日,是中共暴政用屠刀划出的历史界限。邓小平用铁与血证明了暴政的凶残,也彻底撕下了暴政的道德遮羞布,以政治流氓式的勇气,裸露出中共的专制本能。极权政治毫无顾忌地裸露自己的残暴本能之日,便是其完全沦为政治黑帮集团的起点——这是历史事实的结论。

历史逻辑运行到今天,中共暴政已经完成了贪官污吏、奸商恶贾和官办学者、御用文人沆瀣一气,形成政治黑帮集团的过程。这个政治黑帮集团,假经济改革之名,构建起权贵市场经济体制。以腐败权力为轴心,以权钱交易为动力的权贵市场经济,其基本机能就在于为权贵阶层迅速攫取社会资源提供运作机制,并且无法阻止地造成社会在财富和权利两个范畴内的极度两极分化。

中国当代权贵阶层财富的快速积累,可以令历史上所有的暴发户震惊与艳羡。不过,底层民众的贫困和苦难,社会正义的丧失和人权灾难,对权贵阶层的愤怒和诅咒也在同步增长。社会大分裂的趋势正如尾巴被点燃的公牛疯狂地奔向极端。社会很快就将在那极端之处,骤然断裂为大变革的史诗。

如果说社会的全面两极分化构成社会大变革的宏大背景,那么,垄断专制权力的中共政治黑帮集团的现状,则在催生社会大变革。

从中共建政起,到“文化大革命”,中共暴政实施的一系列反人类罪行已经摧毁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文化大革命”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历史给中共挽救自己道德基础的最后一次机会。六. 四屠城,中共暴政的道德基础以及共产主义理念被射向学生和市民的枪弹彻底击碎,中共统治集团从此完全沦落为精神的破落户,尽管它垄断着世界上最强大的专制权力。只配作大学班级团支部板报小品的“八荣八耻”,居然由中共领袖堂而皇之的提出,并希图用之重建中共的道德。这就足以说明中共已患精神绝症。

坚硬的政治意志是保障中共生存权的精神因素。理论和道德的破产意味着形成政治意志的根据已经不存在。中共政治黑帮集团现在已是精神破灭、失魂落魄的政治活鬼。用国家恐怖主义和黑社会方式维持专制体制,以继续贪婪的攫取私利,乃是中共黑邦政治集团唯一的心理冲动。

精神湮灭,赤裸裸的利益成为中共凝聚力的依托。利益有其强势,也有其脆弱。短时期内,一个政治组织可以由于共同利益而产生凝聚力。但是,当这种利益丧失了道德和社会正义的支持后,即利益非道德化之后,绝对的自私和个人的贪欲便是利益导致的最终结果。构成一个政治组织的具体人格普遍的绝对自私化和个人贪欲化,就意味着最强烈的对组织的涣散和解体因素。

当前中共官员中绝大部分人实质上只对自己的利益负责,很少有人愿意对中共的政治形象和前途承担真正的责任。中共官员中普遍弥漫的短期效应心态和末世情怀,正是以非道德性的利益为凝聚力产生的必然结果。一旦面临重大事变,千万贪官或者将于瞬息之间作鸟兽散,或者露首藏颈,唯图自保。无论如何,鲜有愿为暴政决死战者。此种情形,不料可知。

极权政治极具自虐、自残性的特征,其具体表现就在于淘汰人才的本能。在成熟的极权机制建立之后,一切大智大勇、大仁大义的人格,一切具有治国安邦之雄材伟略的人格,都会迅速而无情地遭到淘汰。唯有擅长阿谀奉承而又阴险诡诈的宦官人格,才会如鱼得水。今日中共庙堂之上尽是平庸无能、卑鄙无耻之鼠辈掌握国家重器,便是明证。

最高权力的人格承载者必须是强权铁腕人物——此乃极权政治有效运行并稳定存在的前提。然而,经人才淘汰机制的长期运作,中共最高权力人格承载者,非贪即佞;非颟顸顽固,便轻浮浅薄,一窝狐鼠,绝无操纵庞大极权机器之铁腕。

当下之中共可有一比:犹如弱智之巨人,躯体庞然如泰山,弱智之头脑却无能让躯体协调运动。令不能行,禁不能止,欺上瞒下,伪报虚夸,买官鬻爵, 贪鄙成风——所有这些现象都无奈地诉说着中共末路穷途之状。

讨论至此,所要论证的无非是中国处于大变革的前夜。其实,只要对中共暴政人心尽失的现状略作审视,便可知大变革已迫在眉睫。现在,不仅底层民众视暴政为仇雠,就是数千万贪官污吏和军警宪特也对中共的前途丧失信心。人心是现实的先导;人心若此,大变革的前景不问可知。

三、用民主大革命的意志主宰命运

在常规思维的范畴内,大变革的方式无非有改良和革命两类。只不过,改良是现实中的幻想,革命则是正在走近现实的未来。

改良属于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专利。通过这类文人的表述,当代中国的政治改良的内涵,大体可以如此概括:在经济改革的驱动下,中共仍然具有主动推行政治改革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能量;中共官方主导的政治改革最终使中共权贵阶层主动放弃专制权力和社会特权地位,从而实现由极权专制到民主的社会和平转型。

相信,凡对中国政治现状稍具常识性理解的人,看到这种对改良的概括表述,内心必然涌起一种强烈冲动——用大耳括子向满嘴胡说八道的伪自由主义文人那张似乎永远不会长胡子的嫩脸掴将上去。

伪自由主义文人曾以历史发展规律代言人的权威声称,经济改革必将孕育出强大的代表中国民主希望的中产阶级。但中共的权贵市场却只孕育出社会财富和权利的极端的两极分化。而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倒率先成了“中产阶级”。不过,这个渺小的“中产阶级”不能给人以民主的希望。

伪自由主义文人曾以先知的神秘口吻宣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必定瓦解专制的经济基础,并最终使中国走向民主。然而,结果却是国有企业变成权贵阶层的私产,几千万下岗职工丧失了生存的依托,而极权专制却进一步国家恐怖主义化。只不过,也有一些伪自由主义文人在这场用专制权力瓜分国有资产的过程中,获得了个人利益。

伪自由主义文人曾以学者的庄严宣称,官员的腐败表现了社会的进步——腐败表明官员已经人性化,并背叛马克思的专制主义。令人遗憾之处在于,空前腐败的中共官员群体不仅没有放弃专制主义,反而赋与专制主义黑社会化的无耻和下流。唯一“可喜”的是,伪自由主义文人也获得了同贪官污吏一起在腐败中“回归人性”的机会,尽管那种机会是由中共当局所恩赐。

伪自由主义文人还曾以算命神汉的方式为中共领导人看相,并推断江泽民、胡锦涛会实行政治改革。结果江泽民以极端国家恐怖主义的方式,制造了大规模迫害法轮功的人权灾难;胡锦涛则通过政治上向金正日学习的批示,表明他的政治改革态度。当然,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由于表达出对独裁者的幻想式的期待,而在专制之下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伪自由主义文人对中共暴政的判断总出错误,原因在于极权专制实际上是他们的生存依托。中共暴政之所以不能改良,则是由中共官僚集团现在的素质所决定。

经由政治改良实行民主转型,意味着中共官僚集团放弃专制权力。中共官僚集团同时也是政治黑帮集团式的犯罪集团。属于这个犯罪集团的罪行至少有奴役人民罪、剥夺人民基本人权罪、屠杀人民罪、酷刑罪、攫取国家和社会财富罪、出卖国家领土罪等重罪。一旦失去专制权力的保护,这个犯罪集团必将受到正义的审判。因此,用国家恐怖主义维持专制权力,乃是中共官僚集团唯一的政治意志。希望这个犯罪集团实施会把自己推上审判台的政治改良,与希望地球倒转没有什么不同。

另外,改良是重大的历史事变。非大智大勇者不足以实施之。而构成当今中共官僚集团主体者,尽为奸佞小人,庸俗不堪之徒。此类人搞阴谋权术或花哨的政治表演精力充沛,对安邦定国之策毫无所知;心怀之间,除个人私利,实无一物,根本不可能具有创造历史的英雄气概。指望此类人实施重大历史事变,就如同指望鼠群拥有万里长空之志一样徒然。

中共官僚集团的本质和人格素质决定,当代中国不可能有宪政民主意义上的政治改良。改良既然不可能,中国的命运就会从民主大革命中寻找出路。

对于当代中国,民主大革命的具体内涵可以如此表述:主要起自于中共权力体制外的各阶层民众自发的“维护人权,抗争暴政”的活动,在民主革命的理念之下,逐步形成明确的政治意志和全面总体反抗的社会历史运动,从而彻底否定中共极权专制,实行宪政民主,创建联邦中国。

在民主革命的理念现实化为可以控驭中国命运的政治意志之前,寄生于中国暴政深度腐败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大爆发,从而导致中国社会的全面崩溃——这是中国濒临的最主要的危机。不受民主革命政治意志控制的社会崩溃,将会用人民的巨大痛苦,为中共暴政殉葬。

这就决定了,推进民主革命理念的大启蒙运动,已成拯救中国命运于大危机的当务之急。唯有民主革命的意志主导中国的大变革,历史才会在埋葬中共暴政之后,迅速进入民主建政的理性过程。因为,民主革命理念中就蕴涵着现代法治精神,正义的民主秩序,创建宪政民主的公正的程序。所以,民主革命的理念以政治意志的资格主导大变革进程,就意味着现代法治精神、正义的民主秩序、创建宪政民主的公正程序成为中国命运的现实。

四、大政变——民主革命的捷径

政治大变革是历史运行的必然逻辑。但是,通过对大变革具体方式的确定,英雄人格仍然能够创造历史,主宰命运。

在常规思维范畴内,关于中国的大变革的争论,有改良或者革命两种。然而,往往只有超常规思维才能创造伟大的历史。用军事政变的方式,开启民主革命之门,乃是属于英雄人格的神圣事业。而军事政变将会以最小的民族牺牲和最轻微的社会震荡,推动中国由极权专制向宪政民主的转型。

中共权力体系内部,贪鄙阴诡之人春风得意,恶俗凡庸之人驾轻就熟。此种状况不仅引发中共权力体系内良知未泯者的道德愤怒,更会点燃有英雄之志者心中直冲云天的不平之气——堂堂中国的命运岂能由此类霄小鼠类左右!良知未泯者的道德愤怒和胸怀英雄之志者的不平之气,这两者便构成政变的人格基础。

中共政治不可逆转的深度腐败,导致社会的全面堕落。精神已死,理想已灭,道德崩溃,心灵腐烂——庙堂内外,朝野上下,一片末世心态。不过,对现实的最深刻的失望中,必然孕育着对新时代的炽烈期盼。普遍的末世心态正在中国人的心中播撒渴望大变革的种子。

人心思变,则历史必变,只因人心是历史进程的最终动力。同时,自由、民主、人权已成现代人类的精神原则。以民主大革命的名义实施军事政变,上合天意,下符民心。这就从战略的高度决定了军事政变必胜。其余所需精心构思的,无非政变的策略。那只是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

军事政变可能的方式有两种。

其一是在首都发动,一举彻底处置中共领导集团,控制最高国家权力。政变英雄一旦宣布政变的目的在于否定中共暴政,实现宪政民主;申明“还政于民,还权于民,还财于民”的三大政策;阐发“思想自由、创作自由、表达自由、信仰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的六项精神自由原则,则神州大地之上连虫蚁草木都会欢欣鼓舞,更何况人乎。万里江山,自可传檄而定。

如若暴政警觉,严控北京,难于在首都举事,军事政变则可首义于广州、武汉这类有共和革命传统的大都市。政变发动后,应迅即组建“民主中国临时政府”,宣布中共暴政为非法政权,中共官僚集团为犯有反人类罪的犯罪集团;责令中共各级官员立即执行“民主中国临时政府”的政令。

有人担忧如此一来中国会陷入内战。此种忧虑与杞人忧天异曲同工。

中共暴政早已是丧魂落魄,尸居余气。其外观虽然宏丽,栋梁却被虫蛀蚁蚀,濒于摧折。中共暴政之所以尚未崩溃,唯一的原因是没有坚硬的政治意志对其实施摧枯拉朽的最后一击。

一旦军事政变挟“自由、民主、人权”理性横空出世,必定万民景从,亿众拥戴;中共暴政则由于早已人心丧尽,必将众叛亲离,如汤沃之残雪,顷刻消融,根本无稍做挣扎之力。此情此势,内战又由何而来?

中国军人乃是民族锐利的锋芒,乃是中国人中最为英俊秀丽、刚毅果决的群体。中共暴政之下,军人被迫沦为中共的私家军,替中共官僚集团看家护院,甚至听暴政之命,屠杀人民,犯下千古大罪。

目前,中国的命运在呼唤大政变。中国军人当听从祖国命运的召唤,拔剑而起,斩决暴政。如此一来,你们将一举雪洗暴政强加于你们的耻辱和罪恶,恢复军人的堂堂荣耀。——这彪炳万代的荣耀将与中国的国魂永世同在。

中国军人们,拔剑而起吧!

(2006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