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樊市总工会于2006年8月组织该市女企业家协会和劳模协会，进行了一次金秋助学捐赠活动。在捐赠的仪式上，被捐助的22名大学生被安排到主席台一起跳舞，并唱《感恩的心》歌曲，与“一对一资助”的女企业家见面，行礼如仪后，被每年资助1000元学费。一年后，有的受助学生没有如期再参加这种仪式。
市总工会负责人解释了段东仁等5名大学生缺席的原因——一年多来，有三分之二受助学生没给资助者写过信。于是一些女企业家感到失望和愤怒了：“我们不愿再资助没有感恩之心的大学生。”
这件事情发生后，在网络和其它媒体上引起了广泛的议论，诸多的议论莫衷一是。我总的感觉是隔靴搔痒，文不对题者多，忍不住要发表一点议论。
在中国大陆这个真假难辨、诡异复杂的社会环境里，由于制度环境与话语环境，历史语境与现实语境被搅得一塌糊涂，对许多事情要通过简单的判断作出准确的把握的确是困难的，“感恩门”事件就是如此。
表面看来，这个活动的操作者和施助者似乎应该振振有词：“我帮助了你，你就应该感恩。”中国人的文化也是如此“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于是社会上有许多人跟着起哄，指责这些寒门学子不知感恩图报。
我却忍不住要大喝一声：那些企图市恩图报的人们；那些要别人买单，给自己脸上贴金的人们，你们表演得够丑陋的了！“残杯冷炙有德色”就是你们这种丑陋心态准确写照。跟着此事起哄的人们，你们应该为自己的奴性感到羞愧！
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感恩”是宗教色彩浓厚的词，祷告词中的表述是：“愿我主的恩惠平安，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感激之情，是针对上帝的。即使世俗化后，也被表述为“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中华民族原义上的感激敬畏理念也是针对上苍而言。只是后来这个情感理念被儒教劫持后，教化为要敬畏感激皇帝皇权。于是动不动“大哉帝德”，张口便是“谢主隆恩”。虽然崇奉牌位上写着“天地君亲师”“天地国亲师”之类，但天与地离我们的心越来越远。僭越的“君”与“国”的地位被不断突出，传承至今。于是有了“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有了“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之类明显逻辑混乱的赞颂。于是许多“访贫问苦秀”“怜病恤孤秀”被一些政府部门操弄为受赠者跪地膜拜或鞠躬如仪，主办者、施恩者则居高凌下，面有德色。
在一个由泛政治体制演变过来的泛权力化、泛行政化体制内，一切组织资源仍被高度垄断，即使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带非政府色彩的社团组织，但实际上这些组织仍被政府控制。因此，慈善事业仍被政府统管。在当前官僚体制高度腐败的背景下，按官场逻辑来操作主导，自然无一例外地会变味。典型事例有：山东威海市由政府推动，掀起“全民募捐”潮。许多地方民营企业家被相关政府部门责成援建希望工程等等。有了这些全国性的大背景，我们就不难猜出，这些“女企业家协会”“劳模协会”参加捐赠活动，是被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的。而市总工会这样完全体制内的社团组织，在操作这样的活动时，就必然会是按照当前的官场逻辑和官家文化做派。于是大家将这样的活动理解为政绩做秀、形象贴金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经济高速发展近三十年，到处是一片莺歌燕舞、灯红酒绿的盛世辉煌，各级政府大多呈现富得流油的景象之时，这时却仍有大量的弱势群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这时你还要求寒门学子为了每年区区1000元而上台出乖露丑，唱歌跳舞来歌颂，时时挂在嘴边来感恩，这无异于将他们已经很脆弱，很不平衡的自尊当着大庭广众来羞辱、来蹂躏。这些权力和财富的暴发户们是否认为寒门学子是弱势又弱智？
我在此无意指责那些参入捐助活动的民间人士，即使他（她）们的心态有时被现实的话语环境所败坏，产生了一种市恩图报的心理。我之所以愤慨是这类慈善活动已被官家文化的思维败坏得不成样子。“残杯冷炙有德色“已经被演绎到丑恶不堪的程度，参入操作者却津津乐道、不自知其丑！
每当我看到各种媒体报道的社会新闻，诸多的情感节目，许多的案件实例。我看到的是世象的万变和世态的万象……我看到了社会各阶层、各族群间的不和谐已经扩大到危险的程度。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的危机，甚至广泛侵入到家族亲情之中。我象是听到了各社会阶层、族群、人群间人际关系的嘎嘎断裂之声。“感恩门事件”使我加深了这种印象。
“感恩门”事件给我们提示的决不是简单的是非评判，而是社会是否能真正和谐？社会各阶层人群的关系怎样才能做到不发生全面断裂？官民共和、贫富共和应该在什么样的制度前提下才能实现？
《独立宣言》起草人美国总统杰斐逊曾说过一段对人类历史具有重大意义的话：“自由政府乃是建立在慎防或忌妒，而非信任基础上的。正是根据慎防或忌妒，而非根据信任，才规定了限权宪法以约束我们当授于权力的人。……因此，我们的宪法确定了我们信任可能所及的限度。就权力而言，希望不要让我们听见所谓对人的信任的言论，而是用宪法的种种限制去约束被授权的人，防止他们给我们带来伤害。”
这段话体现了对人类自利弱点的认知，体现了对“权力容易使人败坏，而绝对权力则绝对使人败坏”的清醒认识。明确了对政府权力的慎防或忌妒的理念，从而成为宪政民主和权力制衡制度的理念基础。
而我们社会的官员角色定位却总是在统治者与服务者，父母官与公仆之间犹移。对政府的职能的理解也始终停留在统治、管治的基础上。于是亲民服务的职能仍然遥不可及、高高在上、居高凌下，俨然救世主、牧民官仍是常态。
须知“百姓才是头上天”，纳税人才是真正的主人，应该感恩的是官员们和先富起来的人们，舆论导向更是不应摆错了位置！
一切企图充当百姓救世主的人，应该猛醒：动心起念即是罪孽！
2007年9月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