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拜物教主谢几何:政教分离原则是区分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的一条铁律

1、宗教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历史渊源

根据文化人类学的大量研究成果、人类社会的政治哲学与宗教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政治哲学的源流与宗教哲学密切相关。

自新石器时代的氏族社会开始,人类就有了敬仰自然神的原始宗教观念,由此而产生了巫师这种与神有联系的角色。很长一段时期,人类社会的权力是由巫师掌控的。对甲骨文与金文的破译,伏羲文王推演八卦就是这种人神沟通形式的明证。

宗教哲学与政治哲学密切相关是因为统治者需要为其统治找到一个“君权神授”的理由,让臣民们心甘情愿的服从他的统治,也需要宗教对臣民在精神上的洗脑,所以马克思也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西方以基督教文明为代表的欧洲出现过中世纪长时期政教合一的黑暗统治时期。但是西方的先贤先哲们意识到了政教合一统治的邪恶性,所以启蒙时代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的口号。正是因为他们目光锐敏的洞烛到了政教合一制度的邪恶性和极端性,导致了广大人民的人权和自由得不到解放,在精神上和人身上被处于奴役的地位!

人类思想观念上的解放走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当天主教的罗马教廷的统治受到态度鲜明的置疑后,出现了马丁路德等的宗教改革,这些宗教改革无不是在政教分离和宗教世俗化的道路上取得的进步成果。

但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马教为代表的类宗教又横空出世了,类宗教是一种没有宗教名号,而实际上取代了给被统治者心理诱导和洗脑以达到控制人民的思想精神的形式。它蛊惑扇动群众,使极端政治势力在近现代史上掀起了一轮轮极权主义发展的高潮。马教思想内核就是阶级斗争,表面上打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旗号,实质上的哲理思想内核,是在人类社会鼓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利用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来蛊惑群众。这个乌托邦的形式替代了宗教中的天堂幻想,目的是使信众在世俗世界有了一个精神上皈依的对象。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类宗教的形式,所以在近代史和现代史上出现了各种类宗教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结合的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最典型的是共产主义极权和纳粹国家种族主义的极权,一切类宗教的极权都有一个泛政治化的官方意识形态,这就是一切现代极权主义的思想精神内核和政治体制的内核严密结合的形式。它们最能迷惑人的就是抛弃了宗教外衣,而披上了一件类宗教的革命意识形态外衣。

无论是政教合一或是类政教合一的形式,其核心要义就是用其极端的宗教教义或政治意识形态给它的教徒或信徒洗脑,使教徒或信徒变成任其驱使,愿意为其牺牲的,没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一群牺牲品。历史上进行过无数次“圣战”和“革命战争”,无不是用这种洗脑模式动员起来的,利用驯服工具式的教徒或政治愚民进行的一场场杀戮!无论是圣战斗士还是人肉炸弹,抑或是革命烈士,驯服工具都是极端势力的牺牲品。

现代民主政治逐步形成的就是拒绝一切政教合一或类政教合一的政治形式!因为无论是政教合一,还是类政教合一,都是极端的政治形式!目的都是达到极端的统治!

在美国,任何组织与个人都可以自由办报或其它任何媒体,唯独政府不可以,这是美国宪法规定的,也是为了保证不允许权力控制舆论,不允许权力主导思想,不允许少数人左右整个社会的思想,这就是严格实行政教分离的根本规则!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政治哲学与宗教哲学有着密切相关源与流的关系。所以我们无论是解读国际政治,还是解读地缘政治的乱象,或者是世界战略态势的纷繁复杂的乱象,只要不脱离这一基本点,就会条理清楚、阵线分明。

将当下世界极端主义势力的猖獗举例,莫过于以中东为核心的伊斯兰世界。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在其传教时,“一手拿宝剑,一手拿可兰经”就是他传教时采取的方法的象征性描述。这二手,一只手擎着宗教教义,一手高举着暴力威胁之剑!无论是阿富汗的塔利班,还是中东地区的极端势力的伊斯兰国,其背后的莫不有政教合一核心势力的强力支持。这种政教合一势力说穿了就是原教旨主义,因为只有原教旨主义的政治势力才需政教合一的政治给其提供统治的理由,才可以以圣战的名义制造大量反人类的恐怖活动。

西方自启蒙时代开始,就开始了政教分离的过程,这一过程经历了多次宗教改革。基督教的宗教改革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宗教世俗化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当下现代民主社会中的宗教组织实际已经变为了一种特殊形式的非政府组织(NGO)。世俗化的宗教组织之所以有别于其它非政府组织(NGO),是因为它仍然肩负着人类精神信仰的责任,肩负着抚慰信众心灵,从而也承担了人类社会需要遵循趋善避恶的律令,而且很大一部分扶危济困、社会救助的功能也由宗教组织所承担,这是分担政府社会保障功能最重要的社会补充。

2、中国自二千年前至当下从来是一个类政教合一的社会

国际上流行一种说法“西方人以宗教为宗教,中国人以文化为宗教”。笔者凭数十年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的根底,以文化比较学的方法分析,得出一个提纲携领式的结论:那就是中国二千余年来存在一个权力拜物教的文化传统,这是一个始终决定中国人政治经济、社会形态的类宗教系统,也是一个影响了中国人历史发展的文化系统。二千年来像一道如影随形的魔咒决定着中国人始终在历史文化的泥坑中挣扎,也始终难以全身心地融入国际社会大家庭。

中华文明形成的肇始期的轴心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那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诸子百家形成了一个灿烂辉煌的时代,唯独感到遗憾的是,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宗教形式的流派。按道理,作为中国自然哲学始祖的老庄学派是可以形成一个尊崇自然神性宗教的,他们却没有形成巨大的政治影响,没有成为统治者思想上的政治资源,而另外二个杰出的思想家孔子和孟子在思想上“子不语怪力乱神”使他们在当时也与宗教无缘。

那个时代,在纷争时胜出的却恰恰是代表人性假丑恶的法家!法家思想的内核就是“以计算之心以待人”的斗争哲学,以厚黑的方法论为主体的权谋学,以崇尚暴力统治的严刑峻法为主导的统治术,从而所有的法家人物都是“以权索利”的阴谋家。这种人格败坏的人群所形成的政治哲学却恰恰成为今后几千年的政治哲学主流。

法家设计的大一统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是人类古代史上最极端的政权。这种设计让中华大地上政治文化发生了质的逆转,改变了周王朝分封诸侯礼制治国的格局,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反自然法则、自然规律的设计。

中国人的文化形成先有政治哲学,后有政治伦理学的怪异的历史现象,成为以文化为宗教的源头。后来到了汉武帝时代才由董仲舒通过阉割,将孔孟儒家思想改造成为一个神学化系统,被改造后的儒学成为了类宗教的儒教,于是皇帝这个自然人、生物人就成为了全体臣民崇拜的神。二千余年,中国人的社会就被儒教这个政治伦理学教化着、麻醉着。中国的政治制度就被厚黑学、权谋学、政治暴力、大一统高度集权的法家政治哲学统治着。法家思想是人类史上最早熟的泛政治化集权思想,因为统治者内心深处也知道这种政治的合法性是由谎言构成的,所以,一般的时候尽量不提法家思想。于是中国人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外表上是崇儒行法、阳儒阴法、儒法互补、儒法兼容的。所以原来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是二种对立的、相互矛盾的思想体系,结果被历代皇权统治者强纽绑架在一起成为一种自相矛盾的政治结构。这就是中国社会由二个理念完全悖离的思想流派杂交后形成一种类宗教的政治异形的历史原因。正因其矛盾反常理的基因结构,致使中国人人性人格都发生了奴性入骨的变化,这种文化传统至今没有被思想界认真深入的反思过,也没有慎终追远地发掘这种观念的根源!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类政教合一的文化传统基础,所以同样具备类政教合一的思想内核的马教,就轻而易举地进入了中国,并很快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弟出身的现代神汉说过一句耐人寻味但非常经典的话,那就是:“宗教无小事!”这句话深刻地透露了他内心深处就意识到,宗教对政治的重要性,而且他也意识到他代表的意识形态必须将其打造成一种类宗教,他更意识到将自己神化的重要性。所以在延安时期“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就响彻了他的势力所能达到的地方。让他人将自己比成太阳,不但突现了其狂妄无比的内心世界,而且也突现了要将自己神圣化的决心。假别人之手写的词《沁园春*雪》透露的帝王思想就已非常明显,而开国大典上的口号中“毛主席万岁”也是他自己亲手加进去的。

后来,十年文革时期,他干脆将所有其它宗教都消灭掉了。当时整个社会氛围也将毛泽东神化推向了无以复加的最高潮!

但是在后毛时代,中国就摆脱了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吗?恐怕未必!试看后毛时代,尽管毛在其统治时期犯下了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空前绝后的反人类罪,导致至少七千万生命的非正常死亡,但他仍冠冕堂皇地被供在神坛上。而马教理论在全世界都证明了其失败后,中国仍要将其空壳化名号写在旗帜上!不但如此,在其泛政治化的官方意识形态里又加上了早已被他们唾弃了的儒教理论。毛泽东曾狂妄地宣称“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到了当下掌控着官方意识形态的御用文人们,心领神会地在文宣领域大量制造着混杂着人类历史上的思想垃圾、文化垃圾,国家主义话语表面上已经全面娱乐化,可以一言以蔽之,只要你能搞乱人们的思想,没有思想就是我们要的思想!

管它是儒教还是马教,是国家主义还是民族主义,或者是这些主义的大杂烩,只要能整合进泛政治化大杂烩都能组合成类政教合一的思想资源,来与现代民主社会制度的普世价值作最后的抵抗,这就是他们的一根最后的救命稻草!

所以大陆中国所有被官方认可的宗教,无一例外的被整合在官方的泛政治化大杂烩中,表面上看它们是一种非政府组织,实际上都仍是政府领导下的GONGO(政府的非政府组织),它们的主要职能就是为泛政治化的政治体制摇旗呐喊。基于对以上现实情况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坚定的判断:中国二千年来至今仍是一个类政教合一的社会!而且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类政教合一程度最高的国家!

笔者曾在一个文化沙龙上听到一位著名教授的高论,他提议在中国建立一个“毛教”,将崇拜毛泽东提高到一个新的、正式的宗教高度,并设计一些仪式与仪规,以使其成为中国人新的信仰。

这个所谓专家的狂妄与失智的程度真是令我大开眼界,也更深刻地认识到这种蛊惑性形式的类宗教的可怕!

类政教合一的文化传统会令大多数中国人变得如此愚蠢而卑怯!真是令我毛骨悚然无话可说!

二O一四年十月脱稿于偏瘫中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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