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极权独裁和专制的暴政下的人民，究竟有没有起来反抗、起义和革命的权力，去推翻暴政呢？这原本就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当人民的权力受到压制、虐待和不被承认时，人民当然有权力去与当局理论。一旦理论不成，人民就要考虑这种政权的合法性的问题，和这种政权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性问题。如此一步接一步地推理下去，最后推翻这种政权的结论就自然而然地做了出来。
天赋人权不是口号，而是人类的祖先经过了千百年的研究得出的定理。人民的权力是多方面的，中外的古圣先贤为我们总结出了不可被剥夺的基本人权，也就是人民的生存权，思想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纵观人类的整个历史，其实就是人民争取权力和维护权力的历史。今天的人们为了科技的发展和生活的环境而满足。且不提与古代的人相比，甚至更不必与一百年前的人相比，仅去比较一下二、三十年前的人们的生活状况，就足以自豪和满意一阵子了。但是人们忽略了的是，今天你所享受的一切，都是人民创造出来的。
古今中外的统治者没有发明创造出一件利民的东西。虽然说他们是在做管理众人之事的工作，但在执政中，也难免遇到与个人利益和欲望冲突的问题。所以在一个民主体制中，也难免遇到与个人利益冲突和欲望冲突的问题。所以在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里，政府的权力是要受到制衡和监督的。也就是说，权力是要被关进笼子里去。说得再清楚些，就是官怕民，而不是共匪政权下的民怕官，把主仆的地位颠倒了。
一百多年前的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权和民生的三民主义理论，是以民为本的思想基础。七十多年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政府是要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民主政府，仍然是以民本主义为思想基础。在我们整个的儒释道三家学术思想的文化中，始终走的是民本的道路，发展出的是辉煌的人文哲学理论，始终不走的是神本之路。更加把皇帝的权威摆在了人民和国家之后，人民摆在了第一位。人民是天，皇帝是天子，民心民意就是天心天意，皇帝必须遵从尊敬。只要皇帝背离民意，人民就起来推翻它。没有人对改朝换代说三道四，反而认为这是必然的，也是规律。
这就是说，早在现代的政治人权的理念之前，中国的老百姓就已经明白了，起来推翻暴政统治是人民的政治权力，为的是维护人民自己的基本权力。
早在一百多年前的五四运动时期，西方传入中国各种思潮和理论，中国的有识之士立即接受了民主与科学的理念；中国的土匪、地痞、流氓接受的是马列的暴民造反，是建立暴政统治的谬论。中国民间有一句流传下来的话是：“官逼民反。”可是文化素质普遍低下的中国老百姓，分不清中西方的哲学的不同，结果是错误地接受了土匪、地痞、流氓的煽动，颠覆了民主共和的国民政府，帮助共匪在中国大陆建立暴政。
所谓“事从两来，莫怪一人”，“一个巴掌拍不响”。共匪固然邪恶，可是共匪政权从建政到现在的七十多年的暴力统治，中国人民有没有责任呢？同样的问题在十年文革浩劫后，中科、社科两院和北大的有识之士也曾问过同样的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就是说，毛泽东个人的狂妄野心造成的浩劫，中国人民是脱不掉责任的。
愚夫蠢妇支持了毛泽东和共匪政权，其实是极左团伙煽动暴民、愚民和刁民造反，建立一个非人性的暴力政权。我们不妨用两个数字来分析一下：第一个数字是中国人民的十四年抗战，死人两千两百万。抗战的胜利为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的钦佩和尊敬。第二个数字是日本投降后，共匪发动的夺取国家政权的三年半的内战，共匪的叶剑英说死人两千万。中国人从反法西斯的英雄，立时降格变成了共匪的政治奴隶。好事坏事都是中国人民干的。至于为什么，应该是中国人民早就该反思的问题。
中国人民对共匪暴政的忍耐是有底线的，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拿起武器反抗共匪成为了事实。以中缅边境为根据地的中国自由军和V字旅，沉重地打击了共匪政权，引起习蠢货的恐慌。据了解，共匪中央和云南省的地方政府，派出不少人在中缅边境地区到处贴告示，要求在缅甸从事商业活动的中国人，限期回到中国，否则取消户口和国籍。此一动作的目的是要在中缅边境安装可以通电的铁丝网，用以阻挡这两支反共武装组织进入中国开展游击战。以游击战起家的共匪，显然也对付不了反抗共匪的游击战了。但是通电的铁丝网能否起作用，从共匪介绍它们的游击战在已经有了答案。
我本人在89六四的大屠杀后的逃亡过程中，走的也是从云南进入云南–缅甸的这条通道。我在缅甸大山里的一个寨子呆了五天，多少对缅甸的这个地区有些了解。这个地区是缅甸共产党占据的一个根据地，面积大约一千平方公里。据说缅甸共产党有四、五个这样的根据地，唯有这块根据地比较大，有缅共的军人几百人，指挥官是一个40岁上下的中国人。
曾有机会同这位指挥官有过两次较长时间的聊天，因此得知这个指挥官在七十年代毕业于中国的大连军校，后来在武汉军区担任排长。1979年的那场所谓的对越南的反华战中，他上了战场。停战后他升任连长，并被派在中缅边境驻扎。从聊天中，他零星透露出一些事情，就不难得知他在驻守边界时期，不公不法的事情也做了一些，致使他在接到军分区命令他到某个部门去报到时，他意识到了他面临着危险，于是立即跨越了边境进入了缅甸的这个地区。
说来也巧，正赶上缅甸的政府军对这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双方实力悬殊。毕竟他是科班出身，又有参加越战的经验，于是自告奋勇参加了这次的反扫荡行动。结果转危为安大败政府军，受到了缅甸共产党的重用，并一步步地被提拔。在和他的聊天中，我才知道在1989年的上半年共发生了三次大屠杀。在六四大屠杀之前的两次大屠杀，一次是缅甸军政府对要求民主的缅甸学生的大屠杀；另一次是胡锦涛对藏族人民的大屠杀，由于当时的通讯设备不灵敏，两次大屠杀又是发生在偏僻地区，如果不是这位指挥告诉我，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两次屠杀。
看来共匪是愚蠢之极，在世界关注的首都北京公开的屠杀，震惊了世界，也激怒了世界。最明显的就是缅甸共产党立时改弦易辙，除了对中共还打出共产党的旗号以外，是为了得到共匪的金钱和物质的支援，对外再也不敢提缅甸共产党，改称为缅甸人民军，目标是反对并推翻缅甸的独裁军政府。
这样一来，不仅摆脱了世界对共产党的恶劣看法，还可以以反独裁的旗号，继续得到世界的理解和支持。更何况缅甸政府军屠杀镇压了缅甸学生的民主运动后，不少的缅甸学生参加了人民军，拿起武器与政府军对抗，从而增强了人民军的力量。这位指挥官打着哈哈说，自己是两个国家的共产党员，现在是反共反独裁的斗士，总算在形势的变动下洗清了自己。
我不知道这位指挥官能否成为一位民主的斗士。从他的谈话中得知，他专门指派了几个人，从一批接一批的走这条路逃离的中国人中，发现并劝说有一技之长的人，能够留在他的根据地。因为他想发展当地的经济，卫生和教育，更想增加男人的人口。因为长年的战火，当地的男人数量只占人口的不到20%。
他对发展经济的信心十足。当地崇山峻岭，森林茂密，人类从未涉足的原始森林更是广泛，早在清朝的时候就有中国人在缅甸采集玉石。缅甸的玉石是很有名气的。除此之外，十多年前我在加拿大就得知不少的中国人从金三角贩运烟土，更多的中国人进入缅甸的原始森林伐木，运去中国卖掉赚钱。
都说缅甸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但是当地的资源吸引了不少的外国人看到了商机。这位指挥官也表露出了劝说我留下的意思，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因为我看到当地所有的商品物品都是中国制造，担心共匪对他们的渗透。军人从头到脚的军装，以及武器、挎包、水壶，都是文革期间共匪军人的装备。吉普车、手提拖拉机、以及柴油发电机都是共匪送给他们的。就连香烟、酒、糖果、火柴，都是中国货，同时人民币在当地是流通的。
更不必担心的是，中国话在当地流行，每个村子里都有人说中国话。尤其是村长和有些公务头衔的人，都流利地讲着两种语言。我怀疑这个地区是否就是被共匪卖给缅甸的那七万多平方公里的原属中国领土。同时从这位指挥官的谈话中得知，缅甸的领土不大，人口也不算多，却有不少的民族，有的民族还拥有自己的武装。他们并不与政府军对抗，完全是为了自我保护。但绝不可小看这些武装力量，因为政府军基本上不敢去招惹他们。
此次的军人推翻民选政府，再次复辟了独裁的军政府统治，引发了缅甸全国人民的反抗。军政府也一次次地开枪屠杀人民，使得三十二年前的情形再次发生。愤怒的缅甸人民纷纷去了这些拥有武装力量的民族地区，一是寻求保护，二是下定决心要以暴易暴。
人民的正当要求被当局镇压了，但我们不可以认为这是人民的悲剧。孙中山先生组织了九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难道我们可以认为孙中山先生是做了九次的悲剧人物吗？孙中山先生应该收手了吗？孙中山先生最后组织了第十次的起义，结果成功了。难道孙中山先生还是悲剧人物吗？人世间的事与物从来复杂，尤其要办成一件符合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事情，就更复杂。只要是符合大多数人民需要的事情，无论多么的复杂多变，只要持之以恒，假以时日，就没有办不成的。
马主义认为，奴隶社会是人类社会都要经历的一种社会形态，但是中国却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这使得共匪政权觉到自己不是个真正的马主义团伙，于是就强行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划出了一段时间说是奴隶社会，活生生把孔夫子生活的年代定为奴隶社会。这样一来，孔夫子所有的学说和理论，都定性为是复辟奴隶社会。
共匪的这一做法，始终在史学界得不到承认。纵观世界历史，确实有不少的国家和民族经历过奴隶社会，但都是很短暂的。有的是一百多年，更多的是几十年就消亡了。究其原因，并不是奴隶主幡然醒悟突然良心发现去解放了奴隶，而是奴隶有思想权、渴望自由权，想得到自己的生存权，更是巴望着创造自己的幸福权。
有思想就有思考，也有判断，就能看到世事的不公。他们不想劝说奴隶主去改变，更不打算等到奴隶主改变的那一天，干脆拿起手中的武器去战斗，打垮奴隶制度下的军队，杀掉奴隶主的走狗、爪牙和奴才，消灭奴隶主和那个万恶的奴隶社会，开辟历史的新纪元。所以说，推动历史的进步永远是人民，人民才是真正的救世主。
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共匪却把奴隶社会搬进了现代中国，非要让中国人民补上奴隶社会的这一课。当人民被迫被剥夺了生存权，自由权，和创造幸福权以后，共匪也清楚在基本人权上还有一个思想权。这是一个完全属于每一个人的私有的权力。共匪不惜在七十多年中对中国人民的洗脑、欺骗、愚化和灌狼奶。不能说不见效，可是这个效果究竟有多大，就值得探讨了。
马列共匪的邪说七十年来根本就说服不了中国人，共匪就以金钱、地位去收买，在中国人中也确实有这个市场。持有“活着就是为了吃饭”的心理的人有不少，为了吃饭出卖人格、灵魂，就大有人在。但以这个人口基数比较，出卖灵魂的家伙的比率是极少的，有思想、会思考、有独立见解的中国人是大多数。不甘做奴隶的人永远还是大多数，起来反抗、反共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中缅边界地区的中国自由军和V字旅的武装反抗，就是中国政治奴隶的忍无可忍的最高形式的反抗，也是最终铲除共匪的最后手段。面对着冥顽不灵的共匪团伙对中国人民的愈加残忍的压制，监控、镇压和杀戳，中国人民的起义和革命也就被逼迫得成为了最后手段。
共匪在全国各地遍布了干柴，那么自由军和V字旅的行动，就是点燃燎原大火的星星之火，是对十几亿中国奴隶的启迪，成为他们的楷模，他们是拯救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英雄。在中国民间这样的英雄太多了。在中国土地上，要寻找建立灭共的根据地也不是困难的事，武器的来源的渠道也很多。共匪自己说在中国黑社会成员有六千万，那也是渠道之一。所谓黑社会组织根本就不是共匪形容的那么坏，他们守规矩，讲仁义，也能杀身成仁，舍身取义。
最重要的是，武装反共组织或基地能够得到民间的广泛的支持和帮助，理由和简单，因为有思想，能分得清好与坏的中国人是绝大多数。七十多年的奴隶身份该脱掉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样，都有天赋的基本人权，争取自身的权力，才能享有国泰民安的生活，这一天就在眼前。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