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人产权观念的历史文化误区

早在三千年前中国人对财产权和人身权就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表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也是中国人观念系统形成轴心时期输入的一条核心观念。根据蝴蝶效应的原理,一个系统初始阶段所输入的核心要素会产生无限放大的效应,深入理解分析这条核心观念,对中国人的以上有关财产和人身权利的两条价值观会产生怎样的糊涂观念就可想而知了。

首先它会使中国人既没有严格清晰的产权,也没有鲜明的个人人身权利的观念,让我们对这一段经典表述来进一步的解析。这段话的核心主体就是“王”,这一名词,王到底是个怎样的玩意?中文语汇里也早有经典表述:“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成王败寇这个成语既是对“王”形成的过程,也是对这一过程的结果的表达。深入分析,“王”和“寇”的差别既没有人格人性的差别,也没有是非对错的判断。但是我们由此表达进一步推理出,中国人的社会几千年来“成王败寇”的历史格局形成了一条元规则,那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规则。之所以说它是元规则,那就是一切规则由其发源的规则,就是暴力成为最重要的核心政治资源的规则,也就是要成为最高统治者就必须掌控并运用最强有力的暴力的规则。

经过残酷与血腥的争斗杀戮,当上了皇帝的盗匪就成为富有天下的统治者,对他治下的臣民视之为属于他的任其宰割的牲畜,这就是“牧民之权”的来由。所以谭嗣同才作出总结说:“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所以绿林好汉也会打出“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旗号,才会形成“千年田换八百主”的社会经济历史格局。

但中国不是没有人发现这样的历史格局的危险性,孟子就发出过“人无恒产则无恒心”的警告。长期大量社会成员无恒产无恒心的状态,怪不得治乱恶性循环的周期律,像上天给予的一道魔咒,如影随形的笼罩着中华大地!

通过以上对中国人的观念形成的历史分析,我们可以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中国人历史性的没有清晰的产权制度的观念,也特别容易被所谓公有制的模糊产权制度所蛊惑!

所以,自从马教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传入中国后,就会轻易地被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而且产权制度在共产极权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也会发生大量称谓和形式的变幻。

2、毛时代产权制度的多变所带来的巨大灾难

  仅由共产制度的宣传的简单表述,我们就知道共产制度其实是一种欺骗与空想。其首先表述鼓动的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种说法明显是空口说白话,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空头支票。后来才改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所以共产制度不过是极端政治势力蛊惑人心的空头制度!是一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毛在乡村进行了一场剥夺式的土地改革,将二千万乡绅阶层的生产资料和大部分财产都分配给了所谓贫下中农,而且大部分没收成为所谓公有!

几乎是与此同时,台湾也实行了一场赎买型的土改。台湾的土改是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宗旨进行的。这种土改地主和农民土地的完整产权始终得到了承认。产权是经得起伦理追问的。所以台湾社会没有因为土改而引起风波,而且给台湾社会的稳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但至今地主和农民仍享受着那场土改的实惠,而且这种土改形式也得到了南美和其它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学习和仿效。

大陆中国将二千余万乡村精英阶层的人口变成了最受歧视和欺凌的社会人群。最极端的例子是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与湘南道县等数县对这些群体的大屠杀,有的地方到了男女老幼几乎全部杀光的程度!

大陆乡村的土改最终给广大农民带来的是什么结果?结果是土地证在手上没有捂热几年,就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形式被变相剥夺,不但土地被收为公有,共产风和一平二调风,将农民也变为任其驱使奴役的现代农奴。大修水利、大炼钢铁、大放各种卫星,使全体农民变为赤贫,最后导致五十年代末开始,在风调雨顺的年代造成了四千万农民活活饿死!

最终,当局轻描淡写地将这场人类史上最大最惨烈的人祸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其实这场灾难完全是疯狂的政策灾难折腾所造成的!

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导致巨大的灾难后,到了所谓“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期,农村的所有制才调整到“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三级所有制队为基础。在废除公共食堂后,农民才得到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吃了几天饱饭后文化大革命运动来了,阶级斗争之风又甚嚣尘上,农民现代农奴的身份并没有丝毫改观。农业学大寨、割资本主义尾巴等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当时农民的自留地压到了多种几棵瓜菜也要被拔掉的地步,所有的生产队实行了大粪只能归集体的程度,农民的工资报酬一个工(十分)只有几角钱,甚至只有几分钱的骇人程度。

这就是毛时代实行全面公有制的真实情景,有人统计过,毛时代的二十余年通过粮食统购统销,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在农民身上残酷的剥削了八千亿元。就是这八千亿的资金为基础打下了所谓新中国的工业化基础,也就是这八千亿元中的一部分,实现了原子弹和氢弹爆炸,其中还有援越的300亿美元,援助阿尔巴尼亚的100亿美元,以及援助非洲坦赞铁路建设的数十亿美元。这种公有制所剥夺的血淋淋的财富是以数亿农民的赤贫为代价,以农民实际上的农奴性质的劳动为代价获取的。

毛时代除了上述农村的公有化过程,同步进行的就是在城市的所谓“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是以公私合营的名义进行的,实际上就是剥夺工商业者财产的过程。开始几年象征性的股息分红,后来在文革时期干脆也被取消了。

毛时代实行的是在阶级斗争背景下的严厉剥夺型的公有制,它带来的结果是使全体农民成为实质上的现代农奴。通过粮食户口制度将绝大多数农民被限制在几十公里范围内活动,宪法中的迁徒居住自由的权利成为一句空话。

城市居民则由名目繁多的所谓“单位”限制了人身自由,阶级斗争甚嚣尘上的强调,使原来只是“地、富、反、坏、右”的身份歧视发展到二十一种人的地步。

农村通过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将数亿农民捆绑在公有化的土地上,而城市居民则在国家社会一体化的组织统治形式,被剥夺了大量的人身自由,文革时期刮遍城乡的红卫兵抄家风证明这个社会盗匪风气一直没消失。

3、当下的产权制度混乱所产生的乱象

现行宪法第六条是这样表述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以上表述的产权制度在当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中是怎样的另类,我们只要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进行起码的解读就可以作出明确的判断。

当今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是自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经过全人类的经济实践活动而形成的行为规范、游戏规则等一系列的制度所形成的经济活动理念。其核心要义有:首先以清晰的产权制度为基础,从此出发就形成了资源配置由市场这只无形之手进行。进而拒绝一切不合理的垄断行为。货币体系由大家公认的信用体系为价值标准,国际流通货币必须遵循以公共信用为核心价值,结算标准必须遵循以上标准才不会发生世界性的金融危机。

清晰的产权制度以什么为基础?就是合法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也是全人类货币体系的信用基础,是符合自然哲学、自然法则、自然规律的理念基础!

为什么西方启蒙时代要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作为最重要的原则写在旗帜上,那是因为合法私有财产得到了保障,最重要的人权才会得到保障,一切财富就会以此为起点才经得起伦理追问!

人类历史上,打着公有制旗号的不是邪教组织就是极端的政治势力!举例说明,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和琼斯的“人民圣殿教”,就是这种公有制的典型代表。而以马教为理念基础,大量历史事实证明,共产极权制度是人类史上制造过最多灾难的制度,其本质上就是邪恶的反人类的。

在大陆中国的后毛时代,前十余年是终结毛时代的严厉型公有制的年代,也是进行渐进渗透式改革开放的年代。那十余年时间,中国社会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步。

但是自八十年代末那场所谓政治风波以后,大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发生了全面的逆转,导致神州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政治性、社会性、文化性、历史性的大腐败。这场大腐败在人类史也是空前绝后的。所以笔者曾写下了一篇《中华大腐败的人类史意义》来对其进行深入分析,那是一次从思想理论制度上的全面解读,在此就不再赘述。

在此,我想就产权制度方面对这场大腐败的意义进行一次专题探讨。首先我要旗帜鲜明地断言,公有制是一种所有人虚置主体缺位的财产制度,是一种给掌权者以国家的名义窃国,以公有的名义据为私有的邪恶的制度,实际就是一种容许掌权者对社会公众进行盗匪式劫夺的制度安排!无论其名称如何变化,是所谓“国有”“全民所有”还是“公有”“集体所有”,归根结底是一种模糊的产权,财产权经不起伦理追问,因为这些名目繁多的所有制没一个清晰的逻辑起点!

在这场经历了二十余年大腐败中,诸多纷繁复杂的腐败现象,一切罪恶根源都指向这种邪恶的产权所有制度。例如作为城市居民的最重要的不动产的房屋产权,购买后有的说这种产权只有七十年,甚至有说五十年的,仔细捉摸起来,大家都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邪恶!

在此笔者不想就大陆中国混乱的产权进行全面的探讨,仅想就这个社会最大的社会人群农民的财产权的现状进行重点分析。现有的农村政策的制度安排,广大农民被置于既没有自治自决的政治权利,也没有完整的经济权利,同样没有自由能动的社会权利,城乡二元化社会制度格局,仍将广大农民置于类似于农奴的地位,在这个社会里,广大农民事实上被置于全面的被歧视、被欺凌、被损害的处境!。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深化改革进行了全面表述,其中也曾把改变城乡二元化作为重要目标,同时也表示要给予农民以更多的财产权利,但是至今没有就其中的核心问题作出态度鲜明的表态。那就是:要还给农民以完整的土地产权!这个问题是农民权利的核心!由此出发,就涉及到还给农民以真正自治自决的政治权利,其中也包括许多社会权利!

前一段时期,习近平发出过严重警告:“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中国社会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农村与农民、农业的三农问题!

农民安则中国安!要使农民安,要真正破解中国的城乡二元化问题,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还给农民以完整的土地产权,这是一切问题的核心问题,解决了这一核心问题,农民的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假以时日就会迎刃而解!

当下中国农村大多数乡村政权都有黑恶化倾向,这是真正实施深化改革面临的严重问题。黑社会形成的三要素权力、金钱、暴力。当下农村的社会现实就完全具备这三要素组合的条件。

据笔者了解广大农村在征地拆迁问题上就存在农民的权利被严重侵夺的问题。据我对常德至吉首的高速公路征地状况的了解,在桃源段征地款落实到村民组,良田是六千元一亩,山林是四百元一亩。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开放台湾老兵回乡探亲,我亲自采访了一位桃园县的老兵。在那个时代,桃园县的农民的土地价值就值三十余万新台币一坪(三个多平米)。读者诸君可以从以上二个例子判断,大陆农民遭到了怎样非人的侵害!

最近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农民歌手的节目,几位著名农民歌手最后唱了一个小合唱,一曲荡气回肠的《农民兄弟》却听得我潸然泪下。那是因为这首歌在我的脑海中碰触激起的全是上亿农民工在外面艰难漂泊,却落得妻离子散、亲情断裂,数千万留守族在家孤苦无依的凋蔽景象!

不尽快解决将完整的土地产权还给农民的问题,当下已发生的大规模的所谓“土地流转”,随着这种状态继续得越长久!农民扎根土地的最后希望就越快全面破灭,到了全国农民都成为没有自己土地的“游民”,这个社会全面碎片化也就不远了。

不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政治权利的问题,仍然依照极权主义的逻辑大搞城镇化建设,可以断言,结果必然会是留下一场乡村建筑的烂摊子,乡村社会建设也会搞成一个黑恶势力猖獗,农民的社会身份实际仍是类似于现代农奴的身份!

当下大陆中国主流媒体也承认了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历时二十余年的一场大腐败也雄辩地证明了中国的诸多社会问题暴露了深层次的问题已直指极权的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

这就是笔者就一些思想理论进行深入分析的动机,也是为什么要挖掘中国社会幽暗的深层次问题逻辑起点!

美国历史上曾发生一场揭露社会弊病的扒粪运动,就让我成为现代中国的扒粪者之一吧!

二O一四年十月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