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五：台海大決戰》
第七章 “保衛自由台灣國際志願軍”
背靠中央山脈萬仞鐵壁，面臨太平洋萬里波濤——這裡正是美麗之島台灣的花蓮。
二〇二四年六月初一天的暮色中，花蓮海堤上，現出一個端坐遙望海天的身影。這位流亡的中國詩者和哲人的心靈活在形而上的唯美哲思中；他在塵世間的名字叫袁紅冰。
讓當代東亞大陸上心靈的苦痛昇華爲自由的哲理和英雄史詩——這是袁紅冰從少年時起就刻在自己額骨上的心靈志業的誓言；爲拯救中國國運，終生渴望以壯麗一戰，摧毀中共暴政，使東亞大陸由西方共產主義的精神和政治殖民昇華爲自由的聖土——這是熾烈在袁紅冰心中的古華夏俠義精神的餘韻。
用數十年浪跡荒野的秘密寫作完成的哲思和詩韻的表述，意味著袁紅冰血淚釀成精神美酒——那滿溢在命運之杯中的美酒，就是他心靈的全部內涵。爲避免哲思和詩韻手稿落入秘密警察的魔爪，爲避免自己的心靈被秘密警察窒息在中共暴政的鐵幕陰影中，袁紅冰不得不流亡海外。
袁紅冰走上流亡之路，只為拯救記錄自己心靈足跡的哲思和情韻，而不是渴望到海外去享受他國的人民創造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更不是試圖逃離屬於現代中國命運的苦痛與艱難，相反，流亡海外之後，改變中國不自由命運的責任感——中國的鐵血男兒必須承擔的對於祖國母親的使命，凝結成一個祈願，即與中共暴政壯麗一戰。這個烈焰般的祈願將袁紅冰的鐵石之心燒成深紅；憑藉天啓的靈慧，早在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結束之際他就意識到，命運爲他設定的與中共暴政鐵血決戰的戰場就在台灣海峽。
暮色深沉之際，鐵黑的雲層遮住中央山脈的頂部；海面上雲霧迷濛，仿佛天地未開之時的混沌，唯有海濤聲猶如從虛無深處傳來的永恆不息的慨嘆。這本是屬於哲思的蒼茫時刻。可是，袁紅冰卻從今日海濤的嘆息中再次聽到對二十一世紀人類戰爭劫難的預警。是的，十餘年前他就聽到那來自蒼天啓示般的預警；他在二〇一二年出版的《人類大劫難》一書中，就將蒼天的預警傳達給塵世。此刻，從蒼天的預警中獲取的思想靈感，再次隨長風海濤的嘆息湧進袁紅冰的意識間。
蒼天的啓示要求袁紅冰告訴塵世，由於蘇聯東歐共產帝國陣營的崩潰，二十一世紀國際政治的重心已經轉移到亞太地區，台灣海峽則成為國際政治之臍。袁紅冰借《人類大劫難》，講述二十一世紀國際政治重心轉移的原因和後續效應。
蘇聯東歐共產帝國不旋踵間灰飛煙滅，對中共太子黨產生了強烈的刺激；如何強化中共暴政專制，避免重蹈蘇共覆滅的覆轍，就成為太子黨，這個作為中共權力頂層設計的政治族群的情商聚焦點。由於心靈受到西方共產主義思潮的精神詛咒，中共太子黨唯一的選擇只能是借諸復興共產主義來強化中共暴政；同時，爲把十四億中國政治奴隸作為殉葬品綁上拯救中共專制的戰場，太子黨又運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謊言，來掩蓋其復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真實追求。
爲復興共產主義，中共暴政就必然要取代美國，使自己獲得國際法的立法權，以及國際秩序的確立權。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美國是否不可取代，而在於中共暴政要用充斥反人性的共產黨文化價值觀，取代自由哲學，作為國際法和國際秩序的價值基礎。
假借“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名推進政治、經濟、文化、外交、軍事各領域的共產極權主義全球擴張，則構成中共暴政復興共產主義的主要內容。隨中共暴政國家能量的強化，其共產極權主義全球擴張勢必越來越向軍事領域傾斜；發動台海戰爭，征服自由台灣，乃是中共暴政全球擴張戰略的關鍵性節點。
中共征服自由台灣的戰略想定如果實現，向西向南，就等於使台灣海峽和南海成為中共暴政的內海，從而使中共黨衛軍獲得扼控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海上通道命脈的能力；向東，則可以勒馬於玉山之巔俯瞰太平洋，日本作為島國的海上經濟生命線勢必處於中共軍事能量的狼視鷹顧之下。
形格勢禁之際，日本向中共屈膝。美日同盟逐步瓦解將成為極大概率事件；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支點的美日同盟一旦瓦解，美國黯然神傷退出大東亞地區，進而淪為二流國家就難以避免；中共暴政很可能由此就在相當程度上獲得國際法的立法權——發動台海戰爭，這是中共暴政共產極權主義全球擴張必然宿命地跨出的關鍵一步；阻遏中共暴政的全球擴張、在台灣海峽與中共暴政決戰，則是美國爲避免淪為二流國家的唯一選擇。
二十一世紀人類命運的主題絕非如亨廷頓所斷言的那樣，是什麽東方和西方間的文明的衝突，更不是基督教和儒學文明的衝突；儒學早已淪為共產黨文化專制下的冢中枯骨，完全喪失與西方文化爭雄的鋒芒。《人類大劫難》發出的預警可以歸結爲一句話：二十一世紀國際政治的主題是西方文化的自我沖突，即源自古希臘智慧的自由民主哲學與德國猶太人馬克思創立的共產主義政治學之間的生死之決；衝突的關鍵節點就在台海戰爭，衝突的結果將決定二十一世紀人類命運的政治取向——是淪為共產主義的政治奴隸，還是作自由人。
心心相印之人卻“有情無緣”，這是屬於情殤的大悲哀；從命運中獲得預言人類劫難的天啓，卻又被命運剝奪了挽狂瀾於即倒的機遇，這是屬於智者的大悲哀。二〇一二年，袁紅冰出版《人類大劫難》一書發出預警——中共暴政的共產極權主義全球擴張意志構成二十一世紀人類大劫難之源；發動台海戰爭，征服自由台灣，則是中共全球擴張的關鍵節點。然而，國際政治的命運之輪卻依舊隨美歐白左政客和學者的思維軌道運行。
現代國際政治中對中共暴政的綏靖主義，以美國政客基辛格的意志爲思想起點。處於蘇聯是共產主義的首要象徵的時代，利用毛澤東欲與蘇共爭奪國際共運領導權的心理，綏靖中共，扼擊蘇聯，即聯合一個魔鬼打擊另一個魔鬼，無疑具有政治策略的合理性。但是，隨蘇聯的崩潰，綏靖中共暴政便已失去政治策略的價值。基辛格卻仍然像一個熱情洋溢的大男孩，痴迷於對中共暴政的綏靖主義之戀。美歐的白左政客和學者也追隨基辛格的思想足跡而行，遂使對中共暴政姑息養奸的綏靖繼續大行其道，甚至一度成為西方的一種“政治正確”。
更有庸人學者再提經濟決定論理論，爲綏靖中共暴政正名。這種經濟決定論愚蠢地認為，只要中國國民生產總值達到特定的指數，中共專制就會自動逐步轉向民主政治——似乎作為物性慾望象徵的金錢，可以爲人類買來對自由民主的精神追求。
姑息養奸的國際綏靖主義使中共暴政獲得近三十年的發展戰略機遇期，共產黨中國由此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美歐白左政客學者預言的經濟決定論式的中國民主轉型並沒有出現，而綏靖主義養虎遺患的效應則成為事實；中共暴政越來越明顯地將經濟能量轉化成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擴張的能量——美歐白左勢力幫助中共暴政積累起的經濟能量不僅沒有給中國買來民主，反而爲國際社會買來共產極權主義全球擴張的能量。
作為集中體現中共太子黨政治意志的人格，習近平主宰中共權力意志之後，更像一個流氓無賴公然在國際社會當眾脫下褲子，赤裸裸露出復興共產主義的政治本能；以充斥著共產黨文化價值的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名義統一人類生活方式的野心，更如一片污血濺在國際社會的眼球上，令人無法視而不見。於是，中共暴政意味著二十一世紀人類劫難之源的共識逐步形成；國際社會也不得不接受一個時代性轉變，即國際政治的重心已經由歐洲轉向亞太地區；台灣海峽也隨之成為世界關注的聚焦點。
然而，古老的盎格魯-撒克遜政治情結卻使美英，或許還有英聯邦的一些國家，沒有真正認識到，國際政治重心已經轉移，中共暴政則意味著迫在眉睫的國際政治危機——他們的一隻腳仍然陷在歐洲地緣政治中心論的過時的歷史邏輯中，難以自拔。
這種具有古老傳統能量的盎格魯-撒克遜情結的內涵，可一言以蔽之：對於俄羅斯與日耳曼人、高盧人結成戰略同盟，進而主導歐洲命運的深刻憂慮。美國和英國就繼承了這種古老的政治憂慮症。
蘇東共產帝國灰飛煙滅之後，俄羅斯憑藉能源輸出經濟，與歐盟的靈魂國家德國和法國形成越來越緊密的經濟關係，而經濟關係轉化為政治關係是如影隨形的必然。這就使得上述古老的盎格魯-撒克遜情結如幽靈一般走出歷史的墓穴，在美英政客的生命中借屍還魂，再次復活，並引發深刻的國際政治憂慮。
從客觀的角度審視，在美國總統拜登和英國政客意識中復活的憂慮完全是杞人憂天傾。俄羅斯凖專制獨裁者普京並不是共產主義者，而是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同時，俄羅斯經濟能量弱小，在可預見的未來內也不具備成為經濟強國的時代條件，因此，俄羅斯短期之內不可能構成對美國的挑戰，也沒有能力在人類命運的層次上危脅到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更何況由美歐的綏靖主義養成的中共強大的經濟軍事能量，也對俄羅斯遠東地區形成潛在的壓力，普京因此一度明確顯示出融入歐洲的傾向，以及對北約的善意。
面對中共暴政的共產極權主義全球擴張已經成為人類必須面對的現實危脅的態勢，堅守自由哲學價值的國家本應對俄羅斯採取綏靖主義，在中共暴政和俄羅斯之間釘入一個楔子；在解除中共暴政的危脅之後，再去考慮應對俄羅斯的民族主義野心問題。
令人遺憾之處在於，國際政治現實再一次論證了一個哲學判斷：“人本質上是情感的動物，而不是理性動物；決定人類命運抉擇的最終因素並非理性，而是情感。”美國總統拜登和英國政客在前述盎格魯-撒克遜情結的誘惑下，無視中共暴政已成二十一世紀人類大劫難之源的客觀事實，拒絕綏靖俄羅斯，繼續以北約爲槓桿，以烏克蘭爲支點，撬動歐洲地緣政治。
俄烏戰爭爆發後，美英成功地切斷了俄羅斯同德國、法國原本日益密切的政治經濟聯繫，使歐盟整體上與俄羅斯進入敵對狀態；同時戰爭的消耗和國際經濟制裁雙管齊下，俄羅斯的國家能量和國際影響力也大幅度萎縮。美英古老的盎格魯-撒克遜情結由此取得現代歐洲地緣政治的戰略成果。
不過，如果從全球戰略的角度審視，美英的歐洲地緣政治的戰略成果卻表述大戰略的失敗。一個被失敗逼進死角的俄羅斯，只有別無選擇地依賴中俄之間所謂“上不封頂的戰略合作伙伴關係”，以求其凖專制政治的生存。如此一來，俄羅斯丰沛的石油天然氣資源，以及強大糧食生產能力，就將轉化為中共暴政戰時的能源和糧食的戰略後備，從而解除了中共暴政對於海上能源運輸通道被切斷的後顧之憂，中共暴政發動台海之戰的戰爭意志也將更加肆無忌憚、有恃無恐地推動當代人類的命運之輪。
塵世間沒有完滿；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反之亦然。由於古老的歷史情結而非客觀理性的對俄外交政策，美英陷於全球戰略的失誤，但是，烏克蘭人民英勇悲壯、艱苦卓絕的抗戰，使俄羅斯凖專制強權的入侵遭受重挫，從而成為弱者成功反抗強權霸淩的史詩性的典範，同時，也爲自由台灣注入與入侵的中共暴政黨衛軍決死一戰的輝煌的精神能量。
袁紅冰此時又一次來到台灣，就是因為他已經聽到戰爭命運之輪轉動的聲響正在快速逼近現實。他此來的具體目的在於，同台灣民間親如兄弟的友人商討一個重大課題：中共暴政一旦發動台海戰爭，“保衛自由台灣國際志願軍”就迅即進入台灣，奔赴與中共黨衛軍血戰的最前線。
飽蘸東亞大陸上的血海淚濤寫成的哲學和文學作品，是袁紅冰爲自由而獻祭的心靈祭壇。可是，他所有的哲學和文學作品在中共宰制下的自己的祖國都被列為禁書；是台灣使這些承載他靈魂的著作得以出版，因此，他把自由台灣視為心靈的拯救之地。
不過，袁紅冰把保衛自由台灣視為天職，卻並不是因為個人的感恩之情，而是基於更加深沉的哲學思考。西方哲人黑格爾有言：“東方人是適於作奴隸的種族。”台灣人則借諸浩蕩著英雄史詩神韻的抗爭，掙脫威權專制的鐵鏈，得到自由民主的祝福；爲自由而將自己埋葬在烈焰中的鄭南榕，吟詠出現代台灣英雄史詩華彩燁燁的篇章——是台灣人用鐵窗悲情、流亡苦痛和刑場血跡，論證了一個真理：東方人的心靈間和白骨上，也刻著自由人的基因。袁紅冰為此而向自由台灣獻上生命哲學的感激之情。
在十五億人構成的華文世界裡，台灣是唯一一股專制沙漠中的清泉，是唯一一團燃燒在時代之巔的自由聖火，是唯一一個主權在民的國度；袁紅冰又怎能不用鐵血戰志宣示使台灣自由免遭中共暴政摧殘的生命誓言。
如果人類任由中共暴政用戰火焚毀自由台灣而無動於衷，那麽，中共黨衛軍征服自由台灣必然引發的強化中共暴政統治的效應，又將使中國民主化的進程成為遙遠歷史地平線之下的雲影。因此，爲守望東亞大陸自由化、中國民主化的希望，袁紅冰也必爲保衛自由台灣而與中共黨衛軍決死一戰。
發動台海戰爭是習近平共產極權主義全球擴張的關鍵一步，卻並不是最終目的；中共暴政絕不會止步於征服自由台灣，而是試圖取代美國，攫取國際法的立法權和執法權，進而假借以共產黨文化作為核心價值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名義，實現獲得世界和人類命運所有權的共產主義野心。因此，台海戰爭攸關二十一世紀人類命運的趨向——是共產極權主義全球擴張主宰人類命運，還是自由哲學成為時代凱旋曲。
爲實現以壯麗一戰與中共暴政一決生死的誓言，同時也是基於中共強權必將把戰爭意志強加於自由台灣的判斷，袁紅冰於數年前就開始著手創建以中國反抗運動人士爲主體的“保衛自由台灣國際志願軍”。袁紅冰之所以強調志願軍的主體應當由中國反抗運動人士構成，主要基於下述三項理由。
過去三十年間，一批又一批所謂中國“海外民運人士”來到台灣真實目的不在於付出和奉獻，而在於索取金錢的支持，而且索取金錢主要是爲滿足個人生存資料的需求——他們使自己實際處於“政治乞丐”的卑賤地位。
更有充滿投機心態的“民運人士”竟然指斥台灣不關心中國的政治命運；他們把自己的祖國輸給中共暴政，卻希望台灣“反攻大陸”，承擔以自由之名拯救中國的責任。殊不知，十四億中國人如果不能在鐵血戰志激勵之下，行使人民在暴政前起義的權利，摧毀中共暴政，那麽，這個世界上便沒有任何力量能使中國人得到救贖。
台灣人在爭取自由民主的過程中，沒有得到中國人的任何支持和幫助，台灣人不欠中國什麽，也沒有責任和義務拯救中國人。對於兩千三百萬台灣人而言，拯救中國十四億人，也是無法承受之重。要求台灣爲中國的自由火中取栗的所謂中國“民運人士”，不過是一群猥瑣在政治投機心理中的鼠輩政客，而中國的自由化需要具有奉獻精神的戰士。
袁紅冰之所以強調“保衛自由台灣國際志願軍”的主體要由中國反抗運動人士構成，第一項理由就在於，要借此雪洗此前所謂中國“民運人士”表現出的“政治乞丐”風情和鼠輩政客式精明對中國反抗運動聲譽的侮辱，證明中國反抗運動是一個具備神聖奉獻精神的鐵血戰士群體——爲人類自由事業而獻祭，與中共暴政的共產極權主義全球擴張作鐵血決戰。
效法前蘇聯人民，通過全民反抗和人民起義摧毀中共暴政，這是中國自由化的唯一道路。全民反抗大潮湧起的前提在於人民普遍走出對暴政的恐懼。以中國反抗運動作為主體，“保衛自由台灣國際志願軍”就會獲得引領中國人走出恐懼的政治能量，並爲中國人注入在中共暴政前起義的血性；同時，也將產生具有震撼性的瓦解中共軍心的感召力。這是袁紅冰強調以中國反抗運動人士作為主體組建“保衛自由台灣國際志願軍”的第二項理由。
經過數年努力，袁紅冰及其中國武裝反抗運動團隊在美國和加拿大建立起兩個不公開的基本作戰技能訓練營地；迄今已有約一個加強營的人員接受過訓練。袁紅冰很清楚，目前問題的關鍵不在於人數，只要“保衛自由台灣國際志願軍”在中共暴政發動台海戰爭時同步宣告成立，便會立刻成為一個與中共決死戰的政治象徵；只要志願軍在實際與中共黨衛軍作戰中表現出鋒芒畢露的淩厲戰志，以及有我無敵、“視死忽如歸”的英勇悲愴，就必定會感動時代的良知——這個冷酷的世界不相信弱者的眼淚，但良知仍然能夠爲獻祭自由的英雄之血感動；只要感動了人的良知，“保衛自由台灣國際志願軍”的軍力擴展就是必然的結論。
以台灣人反抗中共強權入侵的鐵血之戰爲前提，國際社會的正義力量勢將凝聚成進擊中共暴政的長劍與堅盾。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共暴政在台海戰爭的失敗乃是大概率事件。中共黨衛軍一旦兵敗台海，作為志願軍主體的中國反抗運動便將趁勢改旗易幟，展示出“中國自由軍”的戰旗，追蹤中共黨衛軍的敗跡；以盛大軍威殺回大陸，拉開中國自由化的歷史大幕。這恰是袁紅冰力主以中國反抗運動人士爲主體組建“保衛自由台灣國際志願軍”的第三項理由。
二〇二〇年，在中緬邊境深山密林間出現了十餘支中國武裝反抗運動的成建制的團隊；這些團隊的主體是九〇後的年輕人，並形成名為“中華自由閃電軍”的協調機制。在反擊中共黨衛軍聯合緬甸軍閥武裝的進剿過程中，以V字旅爲名的一個中國武裝反抗運動團隊最為英勇善戰，其浴血刀鋒般的風格令敵軍聞風而膽破。
經過幾番與中共黨衛軍的血戰後，中緬邊境的中國武裝反抗運動各團隊退入更加隱秘的營地，休養生息，整軍備戰。
武漢大瘟疫肆虐中國、荼毒神州之後，習近平的清零封城苛政如毒蛇猛獸，禍國殃民，導致經濟凋敝，民生艱難，失業大潮湧起。中國國內的武裝反抗運動遂趁勢而起，以嚴懲犯有反人民罪且罪大惡極的狗官惡警爲主要目標的城鄉遊擊戰，爲全國各地頻發的群體反抗運動注入強悍的政治靈魂。中共暴政的警察統治體系雖然“法繁於秋葉，網密於凝脂”，但是，由於武裝反抗運動採取去中心化的戰鬥小組的組織形式，所以仍然能找到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習近平十二年倒行逆施，天怒人怨，不僅普通民眾皆視其為獨夫國賊；在中共黨內習近平也已淪入“萬夫所指”的絕境死地。相當一部分中共官員開始聚集在大良知者胡耀邦“自由化”的政治遺產之下，急於尋找政治戰機，除國賊救國難；遭受習近平權力大清洗之劫的數百萬中共官員家族，更恨不得寢習近平之皮，食習近平之肉。習近平實處於內外交困的大危局之中。
在籌建“保衛自由台灣國際志願軍”的數年間，作為中國民主革命和武裝反抗中共暴政運動的理論倡導者，袁紅冰同中緬邊境中國武裝反抗運動和中國國內武裝反抗團隊建立起聯繫通道；中共體制內繼承大良知者胡耀邦自由化政治遺囑的人士，也主動與袁紅冰聯絡，商討聯手推動中國民主的可能性。諸多跡象表明，中國反抗運動同中共暴政之間的一次攸關中國國運的決戰已成即將到來的宿命。
這一日，暮色凋殘之後，迎來沒有金月的暗夜。袁紅冰依然坐在花蓮漫長的海堤上傾聽大海。太平洋的海濤聲仿佛從宿命深處傳來的戰鼓的音韻，在鐵鑄的夜幕上撞擊令人心靈震撼的迴響；一副宏大的歷史畫卷則在袁紅冰的意識間展開：
中共黨衛軍入侵台灣之戰遭遇顛覆性失敗，中共黨內對習近平追責問罪之聲突然爆發而起，平時蜂集蟻聚於習近平周圍的閹竪佞臣，此時垂首縮頸，循牆而遁，紛紛作鳥獸之散；“保衛自由台灣國際志願軍”爲保衛台灣立下鐵血戰功之後，立刻改換“中國自由軍”戰旗，渡過海峽，由福建登陸；中緬邊境的中國各武裝反抗團隊，也揮師重返雲南。
在中國民眾簞食壺漿歡迎之下，中國武裝反抗運動的這兩路大軍，呈席卷萬里、凱歌行進之勢；中共的數百萬大軍在習近平的政治意志日暮途窮之下，宣佈政治中立，以求自保——在中共暴政共產極權鐵幕陰影中已歷七十五年的中國國運，終於看到天際現出自由的朝霞；朝霞殷紅，仿佛浩茫的蒼天之血。
（未完待續）
（《二〇二五：台海大決戰》袁紅冰著 / 二零二三年四月第一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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