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骆:批判海内外反对派联署《致全国人大国务院并全国同胞书》

昨天,在海外著名政治反对派网站《民主中国》拜读一篇由艾晓明等665名海内外著名知识精英和政治反对派领袖联署的告全国同胞书,其大义凛然慷慨激昂义无反顾,令人热血沸腾激情万丈而充满了对中国未来的美好的期望(国内著名的签署人有艾晓明吴思张千帆章饴和郭于华蔡霞杨绍政许志永和右派老前辈熊西礼陶渭熊先生等等。在海外的有胡平吾尔开西李进进何清涟程晓农李南央盛雪杨建利等等)。

可是冷静下来仔细咀嚼却发现该同胞书逻辑混乱语词混乱政治隶属关系混乱充满了技术性的错误和政治路线方向性的错误。

该同胞书在精神上是可敬的在勇气上是可嘉的在气节上是景仰的在思想上是进步的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在逻辑上是混乱的在方法上是愚蠢的在形式上是幼稚的在现实中20年之内是行不通的。

技术上的破绽:

该同胞书的副标题是,致全国人大国务院并全国同胞书。

可是在接下来的语句中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先生,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先生并全国同胞。

这个语句的排列就犯了一个顺序错误。上文是全国人大在前国务院在后,下文就变成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前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在后的表述了。在如此庄严的告全国同胞书中却出现这样的明显的低级语句错误是不可以的。

这个语言表述也出现了严重的明显的政治逻辑错误和组织隶属关系的错误。

众所周知,在中国,实际最高领导及决策组织不是全国人大不是国务院而是中共中央。这样的昭告天下的告同胞书的开头却不提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也不提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明显的违反了政治逻辑和基本的组织隶属关系。所有人都知道,在中国,党是领导一切的,全国人大就是一个政治摆设,国务院就是一个行政执行机构,它们统统听命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实际上,习近平和栗战书李克强根本不是平等的政治关系而是一个领导与被领导统治与被统治的君主和大臣的关系或者是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关系。在这样的政治架构下,该同胞书甩开最高决策人中共和习近平不提不念而是直接禀告执行人李克强栗战书不是明显的违反中国政治的政治逻辑和组织隶属关系吗?即使不说这样的逻辑错误,就是在实际上这个告同胞书也无法执行和落实啊,因为李克强栗战书做不了主啊。这样的告同胞书再大义凛然慷慨激昂义无反顾也只是具有一个精神上的道德上的真理上的意念层面的意义而没有任何实际的物理意义。

所以,这样的表述既有逻辑层面的错误也永远无法达到物理层面的效果。在这样的双重错误之下,这样的表述也就等于一个零了(用哲学家唯特根斯坦话说,这样的表述不是真假对错的问题而是没有意义的)。

当然,签署人的意思是故意不提习近平故意不提中共以示忽视之。签署人可能认为中共和习近平是不可与之对话的对象,他们好像只是认可承认国务院和全国人大的行政机构而不承认中共。可是,即使是只是承认国家的行政机构也缺一个国家元首的称谓啊。在国家组织机构的设置上是国家元首下面的内阁总理负责制,尽管这个国家元首只是一个虚职,可是毕竟还有一个国家元首即国家主席的设置啊。所以即使是抛开中共的称谓按照国家行政体制的路数走也应该把国家主席即习近平的称谓放在告同胞书的第一位啊。签署人忽视了这个问题也就明显的违反了国家体制的行政关系的领导顺序的隶属关系逻辑。显然,签署人过于注重于个人的情绪化而忽视了客观事物的逻辑化而导致了政治上的正确逻辑上的混乱。而一个逻辑混乱的理论或者是政治宣言也就是一个不能为真的充满悖论的东西了。因为它违反了形式逻辑。(能想象俄国的知识分子的告同胞书中只是提到总理不提总统吗?)

政治上的破绽:

告同胞书主要是告国务院全国人大委员会的。这就是意味着签署人承认国务院全国人大委员会是合法的国家机构,宪法也是合法的。但是,正是中共利用暴力缔造了国务院全国人大委员会及宪法,承认国务院全国人大委员会是合法的也就是间接承认了中共是合法的。所以,签署人尽管故意忽视中共,其实仍然是中共统治下的政治奴隶。这次的上书尽管言词尖锐激烈但是仍然没有摆脱跪着造反的君主和臣民的老套路。就是说,签署人始终把自己和统治者的关系定位于合法的君主与合法的臣民的范畴。无论两者之间是多么尖锐激烈严酷的剥削压迫的关系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而不是敌我矛盾的关系,更不是残酷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关系了。几十年来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如此的严酷如此的剧烈,签署人居然还认为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和和气气的文质彬彬的可以与之理论的非对抗性矛盾而不是你死我活的血与火的阶级斗争关系。在几十年的如此严酷的剥削压迫的关系之下,签署人仍然执迷于跪着造反三叩九拜不厌其烦的祈求统治者高抬贵手赐给一些有限的自由,说好听的是政治上的糊涂,说不好听的是政治上的愚蠢。签署人的政治觉悟不要说连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习仲勋不如,连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都不如(汪精卫还向清朝扔过炸弹呢)甚至都不如大字不识的农民朱元璋李自成。

在政治判断力方面,签署人基本是处在一个低层次的阶段。因为签署人连对手的政治本性都没有看清楚。在这种大的政治格局之下,签署人即使是披头散发怀揣上书撞死于中南海的大门柱子上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对手根本就不为所动。也不会因为签署人的嚎谏哭谏死谏而改变自己的既定政治方针的。在中共和习近平一以贯之的强调中国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绝不搞西方那一套的情况下,签署人仍然无视面前的客观事实而执迷于跪着造反的形式把政治改革的希望寄托于统治者的身上而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就不是政治判断力高低问题而是政治思维的障碍与否的问题了。

几十年来,这种政治思维出现障碍的倾向从6,4,时期的方励之严家祺王军涛陈子明陈一咨李泽厚苏晓康王丹吾尔开西到《零八宪章》的刘晓波再到杜导正胡绩伟茅于轼资中筠再到去年的郑也夫许章润许志永再到今天的艾晓明吴思胡平盛雪李南央李伟东杨建利何清涟程晓农李进进王康陈奎德等等,一直是香火不断余音袅袅。这股貌似政治正确的思想表面上在主观上正面促进中国政治民主的进程,其实是在客观上从反面严重干扰延误了中国政治民主的进程。因为这是一条非常错误的似是而非的政治变革的路数。借用中共的语词讲,属于“右倾机会主义”的范畴,类似当年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错误。不客气的说,这些人的政治智慧加一起还不如台湾70后的政治学者孔识仁一个人高,也不如今天的海外政治反对派中国联邦革命党著名领袖袁红冰高,更不如120年前的孙中山蒋介石和100年前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习仲勋高了。

细节上的破绽:

告同胞书中说,此次国难显示,不让人说话会死人的。对言论自由的压制是社会的最大灾难。

问题是,国难就这一次吗?是这次不让人说话吗?以前不让说话没有死人吗?(1960年的不让说真话饿死几千万)以前不压制言论自由吗?准确的说,1949年以来每天都是国难,1949年以来每时每刻都没有言论自由。毛泽东时代没有言论自由,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时代也没有言论自由,中国压根就没有过言论自由。

不过一直以来都有一些人在抗争。大右派章罗联盟和马寅初,今天的签署人老右派前辈熊西礼陶渭熊,中共第一精英李锐先生和笔者的父亲抗日干部孙玉波(1959年为鞍山市铁东区副区长,被打为右倾20年,开除党籍从14级降到17级)以及彭德怀张志新,北京4,5运动的干部群众,北京6,4运动的大学生,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刘晓波杜导正胡绩伟吴思以及今天的郑也夫许章润和665位签署人一直在抗争。

但是,问题是这些政治知识精英们基本都在维护执政党的大框架之内进行有气无力的抗争,从来没有也从来不想突破执政党的政治底线。去年的郑也夫教授大概喝了一些假牛栏山酒壮着胆子对全世界断喝一声执政党应该主动下台。酒醒后他惊出一身冷汗,前几天他又退了回去,讨好的说什么不想看到执政党的官僚体系崩溃而祈求七常委带头公布自己的财产。就是说,1949年以来一直有人不满对于言论自由的压制,但始终在不触犯执政党底线的前提下弱弱的谦卑的文质彬彬的低声下气的祈求执政党给与有限的言论自由。这次的签署人的告同胞书尽管声势浩大可仍然没有超越刘晓波的《零八宪章》的政治诉求框架,只不过是又一次语义的重复而已。

告同胞书还义正言辞的呼喊,如果不敢大声说话,我们民族还有什么希望?我们的子孙还有什么未来?

问题是,70年以来,一直就有人在呼喊言论自由要允许说话。可是,有用吗?

老一套的手法用了70年了,是不是应该换一个新的套路了?难道同样的吐沫星子反复喷了70年就能把一个拥有坦克大炮飞机导弹航空母舰的300万军队和200万警察1000座监狱为基础组成的物理实体冲垮吗?

中国有一句老话,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现在的中国,不要说秀才造反,就是几个武夫造反能不能成呢?何况现在的秀才压根就不敢想到造反这个念头。(现在的秀才的唯一一个政治变革的最高模式就是“和理非”。这个模式把现代知识分子的最深刻最隐秘的本性——既有经世济民的宏大政治抱负及做王者师又不想和执政党翻脸真刀真枪的闹革命以丢掉性命的贪生怕死心理暴露无疑。)

现代知识分子们明知道吐沫星子没有用却仍然乐此不疲的喷出来。因为他们想经世济民兼做一个王者师,却不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提前的逝世。这是知识分子的精明之处也是阴暗的心理之处,俗称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家毛泽东一生都瞧不起知识分子。

再看看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胡鞍钢金灿荣金一南张召忠戴旭高福等人以及许许多多学术造假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玩弄女学生的教授博导们,你还能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抱有什么希望吗?

不过签署人这些知识分子的道德境界比这些知识分子要高出来许多并令人敬佩。只是签署人这些知识分子的政治判断力及设计实施的政治改革路线实在是不敢恭维。

签署人还疾言厉色的警告说,压制言论自由就是公权犯罪。(也就是所有领导人在犯罪。)

可是,如何制止这种犯罪行为呢?签署人仍然采用的是70年来那一套——以吐沫星子。这种以大义凛然的语言来反物理性的犯罪是不是类似于阿Q呢?可悲的是,70年以来这些知识分子居然以庄严的道德英雄自居,岂不知在对手眼里他们只是一个可笑的政治侏儒而已。只是这些知识分子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太深而太迷恋道德英雄的角色而忘记了在残酷的政治领域道德是一分钱不值的。所以,在中国傲慢的政治统治者眼里,优雅高贵的知识分子永远是一个酸腐下贱的书呆子兼失败者。(看看汪精卫张闻天郭沫若冯友兰刘晓波)

还有,签署人还一本正经的呼吁,厚葬李文亮勒石纪念厚恤遗族。

签署人这句话大有一些古代封建的遗风遗俗的感觉。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一套封建式的祭祀仪式?李文亮固然值得尊敬可也不能拿古代封建那一套祭祀仪式来纪念啊。再说李文亮并不是在政治领域冒风险自觉的说出来一些真话而向威权挑战而是在医疗领域无意中说出来一些技术性的真话,这个真话和刘晓波的真话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李文亮知道这个真话会受到公安局训戒,他可能就不会说出来。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护旗手加香港撑警人。在政治上他是党的人在思想上他是红色的医师在体制上他是体制内的人。他只是在亲朋好友微信群中说出来几句家常话被公安局训戒并有一些害怕,怕影响他的晋级,所以他没有反驳就在训戒书上签字了。他这样的真话任何人都能随时随地说出来。其实他令人敬佩的是他的医德医风和献身精神。就是说他只是一个道德楷模而不是一个政治英雄。签署人可以拿这个道德事情做政治文章但是不能把他这样的道德楷模拔高为一个政治英雄,否则签署人又要犯下逻辑性的错误或者是语词混乱的错误。

告同胞书还说,让国务院责令湖北武汉官员向八个被警察处理的医师公开道歉。

中国人这么幼稚吗?老是执迷于道歉的道德层次?让日本人道歉,让执政党向6,4学生道歉并平反,这次又让地方政府道歉。没完没了的要求道歉,没完没了的进行吐沫星子层次的谴责,这样的方式多么的苍白无力啊。中国人为什么不来一个东京大屠杀?然后让日本人哀求我们道歉?道歉有用吗?为什么不采取一个有力量的物理措施从根本上解决所有能引起道歉的问题?

另外,湖北武汉政府和警察经常之所以能做出来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他们的错误而是体制的问题,没有上面顶层设计的体制哪有下面政府和警察的错误。签署人大概认为国务院是英明的领导地方政府是错误的执行。签署人有这样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更不要说去解决这个问题了。签署人有这样的政治上保守的保皇思想是永远也解决不了他提出的问题的。一句话,签署人的政治格局太小了。

签署人还提出五个诉求,定言论自由日并废除若干条宪法刑法治安法的规定,释放所有政治犯并赔偿,废除公安国安有关编制,开放报禁实现出版自由,开放民间救援限制红十字会,召开各界贤达的国策会议反思近年的国内外政策确立全面变革和未来发展方向。

其实签署人的意思是对近年的各项政策不满意,应该以执政党为主进行政治改革实现宪政。

前面说了,签署人仍然幻想在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政治改革实现宪法民主,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执政党压根就不想搞宪政民主。几十年来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中国人都看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签署人仍然借题发挥再一次公开提出这个问题?

事实已经证明了依靠执政党自己主动的进行政治变革这条路是走不通的,665个签署人仍然再一次公开上书三叩九拜软磨硬泡死缠烂打半哀求半威胁,对一个有300万军队200万警察几百万官员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支撑的物理实体进行吐沫星子层面的狂轰滥炸,这就不是其对手患有政治偏执症的问题了而是665个签署人的思维系统出现问题了。

就是说,在思想知识价值观念的层面,这些665个签署人的智慧是第一流的,但是在政治认识和政治操作层面,这665个签署人的智慧出现了严重的认知障碍。道理很简单,对手在300万军队200万警察几百万官员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物理基础支撑下拒绝主动进行政治改革,665个签署人仍然无视面前的客观事实而凭着自己的主观愿望进行语言层面的意念式逼迫督促,这不是严重的认知障碍是什么?

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更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所以导致他们总是从思想的角度和价值观念的角度去判断问题提出问题而不是从政治的角度和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问题,所以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永远也打不开自己的政治眼界和政治格局。所以他们的任何政治宣言政治纲领及政治檄文都是气势磅礴的志大才疏的眼高手低的隔靴挠痒的从能指到能指从意念到意念从吐沫星子到吐沫星子的语言华丽而言之无物的(比如王康等九个政治组织签署的(中国8964三十周年华盛顿宣言》就是典型的范例。)最要命的还是他们自视甚高自命不凡表面客客气气其实任何人都看不起。他们最大的缺点是在生活中自私自利贪生怕死在政治上只能进行虚无的思想斗争而没有实际的动手操作的能力,用中国古语说是“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用俄国的古语说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在表面上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先进方向,实际上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绊脚石。因为他们倡导的具体的政治改革路线是一个基本走不通的,反而还容易蛊惑人心迷惑人们的视线干扰运动的大方向并在客观上严重耽误历史的正确的进程。就是说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而从反面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他们在主观上想推动历史的发展却在客观上阻碍了历史的发展,这样的人同样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敌人”。(不是阶级敌人是路线敌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借用中共的党史教材术语讲,这属于“右倾投降主义或者是右倾机会主义”。中共之所以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取得胜利就是在与左倾冒险者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不断斗争中找到一条正确的路线即毛泽东思想的结果。

所以,在未来的中国政治变革中也仍然存在这样的路线斗争的问题。

遗憾的是,海内外大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政治反对派领袖压根就不具有这样的政治头脑和政治经验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基本素养,他们在本质上仍然是知识思想温柔的象牙塔中的资产阶级书呆子。所以,刘晓波的《零八宪章》也好艾晓明665人的《告全国人大国务院并全国同胞书》也好,都是在表面上代表了中国历史先进方向的精神旗帜实际上却是阻碍中国历史进程的跪着造反的精神鸦片。但这些资产阶级书呆子即使是在反面无意中配合了统治集团也是会受到排斥的。(这次的语言层面的群体行动又受到国内的打压,导致在台湾的签署领衔人被迫提前中止了签署活动。其实执政党在过去白区斗争中就经常搞这种飞行集会甩传单罢工示威等等抗争活动而损失不少人得不偿失。后来执政党把这样的斗争形式反思为“左倾盲动主义”。而今天的海内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政治反对派仍然热衷于这样的行动,可见他们的政治操作智慧还不如七十年前的执政党。)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跪着造反也是大逆不道的。历代统治者一贯认为,国体之事一向是由最高统治者来决定的,宫廷之外的书呆子和愚民百姓是绝对不可以指手画脚的,否则就乱了纲纪乾坤颠倒了。历史也证明,中国的每一次大的国体变革都是由外部的物理力量来推动完成的而不是由外部的吐沫星子喷射完成的。

一句话,这次的告同胞书尽管在海内外的思想界搞的轰轰烈烈却无法触动国内物理界的一丝一毫。这次海内外结合的思想层面语言层面吐沫星子层面的抗争行动在国内物理层面取得的效果仍然是一个大大的零。尽管这样的零具有精神上的真理上的价值观上的至高无上的意义却仍然是一个物理层面的零。这样精神性的零再多再壮烈再伟大也仍然永远是一个物理性的零。零就等于幻想等于艺术等于诗歌等于美梦等于春风等于空气等于自慰…….等于弗洛伊德诊所中的患者。

就是说,665位签署人的抗争精神是令人尊敬的,其抗争的形式是及其幼稚的。而走错路的人是永远到不了自己梦想的自由王国的。

最后的结论是——未来中国政治变革的历史重任必须由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孙中山蒋介石及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习仲勋或者是当今海外政治反对派著名领袖袁红冰那样的英明巨人领导千百万劳苦大众以革命英雄主义来担当!

2020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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