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石:中国历史的感悟(二、从源头看华夏大民族)

我一直在思考着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是华夏民族?怎么来定位中国人?当我打开中国历史,发现“华夏民族“是经过历史重叠后的一个模糊概念。它起源于原始部落,又被朝代历史不断塑造,经过一代代文人的粉饰,成为我们现在认识的面貌。如果把每一段历史留在这民族上的痕迹一一分层的话,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华夏民族不知整过多少次容。

作为外形特征,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人种遍及于太平洋沿岸,很多黄色人种不是华夏民族;作为群体的生活特征来看,不同地区的黄色人种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民族生活方式,一些民族也不是华夏民族;从远古的历史来看,原生态的独立部落人群,民族就是部落本身。早先,适宜人类原始生活的地球各地,部落和部落在竞争机制下,产生了大融合的民族。华夏民族的生成也是如此,它从森林部落开始,经历若干的文明觉醒,一些部落在北方的中原地区脱颖而出,产生夏、商部落;到了周朝,伴随着农业文明的蔓延,产生各封国竞争扩张的空前盛景,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才形成实际意义上的华夏大民族;后经汉、唐、宋的政权机制,使这一民族未老先衰;蒙古人的铁蹄屠刀,导致这一民族血管爆涨、意识昏眩;明朝的黑色政治,使这一民族腐朽不堪;没文化的后金汗国,让华夏民族的脑袋后面拖了一条具有象征意义的辫子,同时也让满族人的脑袋扎进华夏民族以前的辉煌中;动荡的二十世纪,西方列强把这一民族击成脑震荡,在强烈的民族危机中,工商业文明的“少年”血液,很难注入古老民族的血管,然而民族的软弱躯体,却可以被任意塑造,尤其是苏联式的马列主义,把这一民族的面貌搞得不伦不类,空洞的概念灌输,导致脑积水,如今伴随着“主义”、“概念”、“文化”的宣泄,华夏民族在肢解的精神欲望中抽动躯体。

确实,民族是被强势政权塑造的,被文人的口水美化的,被平民当作“神圣”而崇拜的。诸如:龙图腾、盘古、姬轩辕、尧、舜一类的偶像,固然可以激发狂热的民族热情。然而,能驱动我们理性兴奋的、能让我们觉悟到现实危机的、能引发我们积极的生命意义的民族精神,还只能在实际的历史中寻找,这种理性的思考与激情的口水相差甚远。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回归一个根本的问题:华夏民族的精神原点是什么?历史是主动发生的,一个民族的精神实质,寓含在它的发生过程中,如若民族历史的发生是积极主动的,那么在它根据环境创造历史的此时此刻,必然归源自身的精神原点;如若民族的历史是被动发生的,那么它必然会去寻找其它力量来推动自己,更深刻的是,如若一个民族是萎缩的,它必然处在内在的身心矛盾中。如今,在大陆的很多中国人,都以为中国的历史,是被“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唯物”地发生的,中国人的现在和将来,是被这个“主义”当作科学实验的过程,根据这一理论,归根结底,华夏民族的历史以前是被动发生的,将来也是被动发生的。还有些人认为,中国人应该用古人的文化来驱动民族躯体,根据儒教,按图索骥就能达到纯粹华夏历史的辉煌点,这种复古的叫嚣,比孔子当年的“克己复礼”还要幼稚,中国的历史显示:专制毒瘤是民族衰弱的肌体根源,而儒教思想就是民族萎缩的精神根源。然而,华夏民族的精神原点在哪里?这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去认识的。

五、六千年以前,人类是散落在地球各处,享受自然生态恩惠的部落群 体,原始落后的生存能力,使人群的组合和活动范围都受到限制。在亚洲东部的大陆上也是如此,混沌时期的中国大地上,围绕着食物采集能力和生态的关系,自然形成依靠原始生态而生存的部落人群,成千上万的部落群体,如星星一般,遍布于南方的森林中。围绕着生存和发展,意识意志的觉醒在改变着部落的命运。早期中国流传的 “五帝”传说,已然看出这样的事实。遥远而漫长的森林历史,在没有文字记录的情况下,经一代又一代的流传和篡改,变成荒唐的故事。然而,循着现代人对原始部落的研究,我们还是能从这些故事中,发现中国人意识觉醒的线索。四季分明的中国大地上,正是“构木为巢”、“钻木取火”的发明,解决了寒冷酷冬的生活、野兽侵害的威胁、食物储藏和烤火熟食等问题,这样的文明发现,使一些部落迅速壮大起来,形成对周边部落的蔓延。鸟过留声, “有巢氏”、 “燧人氏”的传说,就是当时这些强大部落留下的影子。 “伏羲氏”的传说,叙述着强大部落进一步的文明觉醒,产生更先进的狩猎工具和饲养家畜的能力。“女娲氏”的传说更为深刻,所谓共工和祝融决斗,头撞不周山,导致天崩地裂,后经过女娲炼五彩石补天,支撑起天、地、人。这样的故事看作原始部落之间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也许更为实际,战争是原始竞争的必经手段,而女娲补天的故事,折射出经历战争后,更强大的部落形成的盛况。这些传说,表达出中国早先的一些部落,用自己的意识意志的觉醒,去创造历史的精神原动力。然而,能体现历史重大转折的,是“神农氏”的传说,农业的发现,是中国历史的最大转折点,它使以狩猎和游牧为生的早期部落向肥沃的中原大地迈进的根本原因。真正的华夏文明,就是从这一天翻地覆的变化开始的。

民族的发展,和民族的特殊环境有关。在中国横贯西东流入太平洋的大河有好几条,诸如黄河、长江、珠江等等,在它们的中下游都冲积出适宜农作物生长的肥沃土地。然而,为什么华夏的农业文明是从黄河流域开始的?一种文明的产生取决于两方面,首先是文明发生的环境,其次是创造文明的人群。早先中原地区的人们,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把处于森林中的南方民族称作落后的蛮族,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称作凶悍的戒、狄族,它揭示了中原地区的人文环境。而黄河流域恶劣的冬天环境、经常性的水灾,说明了这一地区的气候、地理环境。一般的高级动物在环境下形成本能生活后,即顺着自然变异而自生自灭。作为人类,正因为生存和发展存在危机,才产生意识觉醒。西北干旱的沙漠和广阔的草原不适宜农业生活,四季如春的南方森林,丰富的自然食物,使那里茹毛饮血的人群沉迷在原生态的恩惠中,人类也具有习以为常而不思进取的本能。然而,解决了寒冷、生食、畜养、种植等等文明后,使黄河流域的人群,在与北方游牧部落的竞争中,养成了好战和思索,而自然环境的变化,使他们经常处于危机中。原始生态的生命规律就是弱肉强食,所以,在部落生存的强盛机制下,由强势部落主导的融合、战争、吞并的霸权争斗越演越烈。这样的强势部落,伴随农业种植的发现,转向土地肥沃的南方。

殷墟的考古揭示,商部落基本是以畜牧业为生的游牧部落,依此追溯它的源头,包括流传的夏朝,应该是更为原始的部落。我很怀疑黄帝、尧舜、大禹传说的确实性和神圣性,后人追溯先人无不腾生敬慕的口水,有着强烈复古思想的儒教,美化先人的本领特别大,为着所谓的理想,不惜篡改历史史实。根据殷墟出土的文物以及甲骨文记载的内容,殷商部落的活动是围绕着首领的意志来转动的,珠宝、玉石、美女的奢侈享受,祭祀、迷信、战争、奴隶、活人殉葬等等,用进化了的文明人的眼睛去看,这类活动无不体现愚蠢、野蛮和残酷,而在当时是很神圣的。原始的生态限制和人场限制,实际发生的部落吞并和融合无法避免野蛮和残酷,即使以后汉族吞并土家族的历史,我们仍能读到这样的血腥。一个部落强壮到能产生巨大影响,必然依靠这样的原始竞争。况且在当时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夏商部落的范围,只是一个局部,夏朝影响的程度仅500多公里的范围,“少康中兴”,只纠集了五百余人就灭了寒浞。商汤灭桀的鸣条会战,有五千余人的兵团,在当时是最浩大的场面,可想而知,商朝的实际势力还不很大。我们现在的华夏民族,以夏商朝的祖先作为我们的供奉,想必对很多人来说,一定是朝拜了“狼外婆”。

然而,我们从夏、商朝的强势人物的变迁中,可以发现历史进程的两条深刻规律:首先是部落首领因现实的危机感,而激发对部落振兴的精神。从夏朝的禹、启、少康的故事,以及商汤和盘庚的故事,可以读到这样的含义;其次是因荒淫残暴的人性毒瘤导致部落的衰败,这正是桀纣亡国的根源所在。事实上这样的规律,在以后中国的国家历史中,不断被重复证实。

华夏民族真正的大融合,是从农业文明开始的,中国人的文明意识是和农业生活连接在一起的。古老的《周易》有这样说法:“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这样的文字真正表达出环境、中国人、农业、意识融为一体的辉煌意境。事实上正是周朝的整个过程,把新兴的农业文明蔓延到整个中国,并发生史无前例的思想大爆发,到了秦始皇统一,才形成实际意义的泱泱华夏大民族。所以华夏民族的实际原点,就在这一辉煌的历史时期中,而秦始皇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首先得感谢周朝的封建制,是它为农业发展和民族兴盛提供了良好的机制。早期周皇室的分封制不仅开拓了周朝的统治范围,更重要的是这一制度,使农业文明迅速波及落后的边缘地区。初始,周皇室以镐京为中心,划出一块很大的地,称为“王畿”,由国王直接统治,而把王畿以外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亲属、有功勋的官员,以及以前的贵族酋长。虽然当时所有封国的土地联合在一起,也没有王畿大,然而这一分封,伴随着农业开发,使封国迅速向边缘扩大,春秋、战国的势态,为封国之间的竞争,形成积极的机制,并调动起长江流域的楚国、吴国、越国等边缘地区的发展。农业发展所凝聚的实力,是原先的周皇室所预料不到的。我们可以看到开始封国的国都,都是泥巴堆起的简陋院子作为王宫,以后发展成规模宏大的城市,并且,封国中一些贵族也在自己的领地,囤积势力,建立起巨大的都城,鲁国的“三恒政治”说明的就是这样的事实。封国发展的态势带动了周遍地区的发展,同时也使周天子控制的“王畿”变成蕞尔小国,最终被无法无天的秦国轻易地没收了。新颖的农业文明,严峻的争霸态势,使整个中原地区的经济、军事、技术等等达到空前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中原的国家都富裕到咂舌的地步,乃至各国国君和贵族养士成风,养兵不息。就一国的贵族,诸如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等等,都达到能供养三千食客的程度,而国与国的战争规模少则几万,多达几十万的程度。周朝的整个过程,把中原地区巨大的农业文明的潜力,开发出来了,乃至到了秦始皇统一以后,中国成了当时世界最大的粮仓,谁能得到中原,谁就是这一巨大粮仓的主人。

历史是活着的人用自己的意识意志去发生的,在没有上帝、没有神圣、没有可循“真理”的春秋战国,中国人的原创能力大爆发,中国人的活力和勇气是空前的。无论国王,还是贵族,或者是平民百姓;无论是搞政治的、军事的、还是技术的;无论是思想家还是文学家,人的内在动力都达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乃至我们读到那时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每一种思想,都会激发起自己内在的热情。道家的老子、庄子;儒家的孔子、孟子;墨家的墨子;法家的李耳、韩非子;兵家的孙膑;政治家苏秦、张仪;文学家屈原,包括著名的工匠鲁班等等,正是他们在当时环境中的原创力,谱写了中国历史中最光辉的篇章。

我们再看看国家机制的走向,春秋“五霸”的故事,说明了和夏商盛衰同样的原理,惟有意识到国家的危机感才能积聚振兴国家的思想和行为。而秦国的历史,更具有含义,战国“七雄”,都云集了各种振兴国家的人才和思想,事实上各国的一些措施,也促进了国家的文明和发展,然而独尊法家的秦国更具有创造力,秦孝公用了商鞅,使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魔术般地成为中原强国。到了赢政掌权,继续以法治国,并使秦国笑到了最后。秦国的国家体制,体现世界性的先进国家的基本趋向,那就是法律是国家的肌体。如果一个国家在法制上不健全,如果一个国君在玩弄国家法律,必然导致国家肌体的衰败和毁灭。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由于中国根深蒂固的宗法思想,秦国的法律也是为“君权”服务的,而不是为“民权”或者是“人权”服务。这正是贯穿中国整个历史的终结问题,它不仅是秦帝国只有十六年的寿命的根源,也是中国民族精神堕落的根源。

体现在这一段历史中,能代表华夏民族精神原点的人物,集中在秦始皇身上,虽然他也是一个充满缺点的人物,然而他那坚韧的品质,全民族的观念,不受传统思想束缚、勇于开拓、积极创造的精神,正代表着当时中国历史的总趋向 ,由于他的活力,在秦国汇聚了当时最精华的人才,诸如李斯、范睢等等,最终凝结成实实在在的大华夏民族。更为可贵的是,他统一中国后,并没有坠入人欲的享受中,而继续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文化的建设。他废除传统的分封制改成郡县制;他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他继续开运河,通道路;他出兵挺进阴山、筑长城,以阻止匈奴的侵略;他开辟南方疆土,把中原的农业文明延伸到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并建立了四十一郡的庞大国家。如此的伟业在当时的地球上,也是最辉煌的。就华夏民族的开拓和创造精神来说,把后来中国政权史上任何一个“伟人”与秦始皇作比较,都显得逊色和苍白。

周朝的整个过程给我们的启示是巨大的,我们看到,有着一种竞争机制,华夏民族的创造力、生命力是无比强劲的,它造成了整个中国的人才大流动、思想大爆发,经济大发展。而秦国最终能统一中国,更让我们看到宪法和法律对国家肌体的意义。这充分说明了,民族躯体就是国家政权机制。民族生命力就是在国家机制下,人们的意识意志的活力。有健全的民族躯体,才有旺盛的民族生命力,有旺盛的民族生命力,才能产生辉煌的民族业绩。这正是华夏大民族融合的源头留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历史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今天再去回味华夏民族精神的源头,既是兴奋的,又是伤感的。兴奋的是我们依然能体会到当时的民主空气,以及那些思想家们的活生生的呼吸。两千多年来,在中国没有一个历史时期,能比这个时期产生更多的民族活力和智慧,以及人们的创造和热情;更没有一个历史时期,能揭示出比这一历史时期更多的民族发展所必需的政治机制的含义。我们从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历史可以看到,他们正是从封建的活力,通向资本的活力,经历国家民主化,并走向全球的。然而不幸的是,中国人的智慧和活力,最终被人欲的专制国家肌体所抑制,被腐朽和空洞的思想所腐蚀,乃至以后很少有人会发问: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需要什么样的国家机制?很少有人会从国家机制上去根本改变华夏民族的命运。如若每一个中国人能回归到这样的问题实质,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找到存在于内心的,这一民族精神的原点,那么华夏民族能够再创世界人文的辉煌。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未完待续)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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