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是文革时期统治集团内部权斗作为工具用完就扔，作为社会就业难的包袱甩向农村的牺牲品。
有次家庭聚餐，酒过三巡大家唱歌助兴。我曾经是知青的二哥来了一首《忍耐》，环绕在屋内压抑、无奈、低吟悲切的弦律，那像刺向心藏匕首的歌词顿时使猜拳饮酒愉悦亢奋的气氛一落千丈，兄弟姐妹们望着二哥的神情而潸然泪下。据说某歌唱家为了要唱这首《忍耐》等了作曲家三十年才问世。但是流传不起来是因为太悲情，不符合当局的味口。
知青是有近三千万的庞大群体，他们被政治捉弄的命运过余悲惨，但是他们自己呢，选择了忍耐。从风华正茂忍到一抓一大把的脸上皱纹，从浓黑乌发忍到稀蔬银丝他们一忍就是半个世纪。当年《蹉跎岁月》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出现时，知青们被人想起被同情过。遗憾的是把知青二字问及当下青年时，茫然不知疑惑不解的眼神表现出压根就不感兴趣的无同情心的社会悲哀。
知青被中国最高决策层耽误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而扔给他们的是冷冰冰的忍耐二字。不是知青自己蹉跎了岁月，是统治者強加给他们的蹉跎，剝夺了本该属于他们的机会。知青们为什么不讨个说法？谁为他们发声？
知青是吃大亏的一代。当伤痕文学淡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指引人们向钱看，人们的价值观从有权就是爷向有权有钱才是爷过渡，物欲开始横冲直闯地荡涤社会每个角落时，绝大部分知青没有发展机会，因为他们没有较高文化、专业技能和原始积累的金钱资本。知青又被遗忘了，被甩在工人、城镇居民阶层，只能眼看着权贵们用权换钱的富可敌国的财富，眼看着官商勾结冒出社会的早已是酒肉臭的暴发户，而再选择安份守纪的忍耐。
又是一波社会浪潮，虽然人们最多时候看到知青出现在接送儿童的幼儿园或小学校大门前，或出现在老年文艺汇演舞台上，或广场舞人群中，或在知青返乡团的列车上，或出现在中老年婚介所或网上征婚群中。当他们偶尔翻看老照片或进入夜深人静时，一丝凉意挤走欢愉，挤开憧憬，挤开中青年才有的精气神袭上心头：怎么一下我们就老了呢？
知青一开始从年龄段上就吃了大亏。他们绝大部分是平民百姓家孩子，童年少年的六十年代初在饥饿中长大。当年被从城市赶到农村、草原时大都是十六七岁到二十出头，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和希望。是最需要坐在教室接受正规教育的黄金时期。然而一时间他们被政治需要无可奈何的被迫放弃最佳机会，离开父母背上行囊去刀耕火种的农村挣少得可怜的工分养活自己。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一切都未定型，他们不知所措对前途茫然不知只能接受现实。他们的命运从此开始被统治者左右了。忍耐也从此开始并发挥到几十年后的极致。
回城后在社会大变化时知青们又吃了大亏。是统治者良心发现借以赎罪？还是又一次政治需要“恩赐”给被统治者点什么？知青准许返城了。他们带着没有一点积蓄，带着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的所学的那么点文化的物理和精神的空行囊回到了自己的家，并渴望得再一次恩赐的分配个工作，多少能养活自己。民主国家就业是政府的责任，在党权至上官本位的中国就是党的恩赐，而且还有国营、集体、街道和私人的阶级之分。这种颠倒一颠就是几十年。
高考恢复，看似机会给了知青，但是除了像习近平这类干部子女和极少数工农兵子弟可保送大学外，绝大多数知青被拒之门外。因为他们在农村不仅要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有的还被性侵，有的无可奈何的结婚生子）外，没有教材，没有教师辅导等综合因素，本来底子就薄的文化知识被荒废殆尽，由此成千上万的知青又怎么考得上？他们被极不合理极不公平的永远挡在大学外。他们并不心甘情愿但又无可奈何，他们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试问要是没有文革，没有上山下乡他们中有的会继续完成学业成为国家有用人才，有的会成为企业家或优秀技工，都会在各自岗位上工作，都会过上平静安稳的家庭生活。他们被统治者剥夺人生最宝贵的机会。
知青大都是四几年或五零后生人，到六十年初的十来年间，中共的贵族们享受着特供，而广大的知青与千千万万百姓一样忍受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折磨。正值童年少年的他们是在缺衣少食中长大。童年的饥饿，青年的被剝夺受教育机会构成了他们被党弄得极为不幸的经历。
中共党内权斗以邓小平所谓的改革开放占上风，看似全民有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但知青们照样吃亏。
改开、先富的首要条件是权力，关系网又是权贵们的资源，资源被党垄断。对于老百姓和老百姓家子女的知青来说一样都不占。他们挤不进先富行列，只有站在起跑线的最后一线望而兴叹。
转眼间几十年过去，知青们到了该结婚生子年龄段，他们结婚生子，肩负抚子赡养老人的家庭责任。然而在所谓产业结构大调整，国营转私有的大趋势中，知青又毫不例外地被推搡进入下岗浪潮之中，他们又被下岗了，失去了挤进富起来的群体的机会。
回城、工作、被下岗、抚养孩子赡养老人，平淡艰难地硬扛生活重担构成知青中老年时期艰辛生活的经历。
当年的知青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除极少数像习近平这类出身权贵家庭而外，这个庞大群体绝大部分出身于平民百姓家庭，他们被迫经历饥饿、背井离乡、失学、下岗的人生几步不幸曲。在专制统治下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唯一可选择的就只剩下忍耐 。而我们能为他们做的就是发声：要求国家给他们经济補偿。
二零二二年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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