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一:试论二十一世纪知识分子的道德担当(二)

二、虚拟实境:当道义变为信仰

显然,即使是具有知识分子的身份性认同,而对道德伦理的不同理解,也将使得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用不同的社会性行为来体现其各自的命运,我们必须认真考量伦理性选择的指向性,伦理性的价值空间是指向精神性的道义担当,还是指向肉身的物质主义,抑或指向追求快感的享乐主义?在当今这个分裂的时代里,追求道德的本义的冲动也被蒙上了一层魅惑的影子。很多人在青春年少的时候,都曾经怀有着纯真向往的道德伦理之精神冲动,人们渴望在人格的完善与道德的完善中获得自我认同的稳定性,甚至在青春时代对于自我的探寻与人格完善时,努力上升到信仰的圣洁之境。然而最后人们却时常无可奈何又无可挽回地堕落成为现实主义甚或机会主义的门徒,完全放弃了伦理性精神在心灵求索上的努力,当一个人不再相信自我的人格具有超越于社会礼俗与风尚的独立性时,当一个人不再自己的内心具有无限超越的可能性时,他就会由圣洁之境重新堕落到黑暗的大地,现实生活的残酷往往使得一个以追求知识与真理为己任的成熟起来,最终成为一个社会人,而所谓的社会人不过是放弃个体化的伦理性精神而与当今毫无诚信的社会风尚相认同的符号化存在而已。

其实从人类的物质性存在的角度而言,具有价值判断与选择的人也依旧无法摆脱面对无限时的人类命运,思考伦理精神的无限性,一个人并不需要进行特殊的哲学性的专业训练,只要稍微集中精神关注一下自身的存在性景况,一个人就一定能够发现在自己的身边前后左右都被无限的精神所包围。意识到这一点对于认同自己知识分子身份的人是很重要的,因为无论一个人怎么忘了了自己精神与心灵的渴求,沉沦在肉身的贪欲中或现世的功利与物质主义中,他也会不得不面对死亡与毁灭的问题。面对伦理性精神的最后思索,人在上帝审判的隐喻面前总是显得十分渺小,所谓伦理性精神其实就表现在追求绝对道德力量的最后信靠。康德曾经说过:“道德律永在我心中”正是道德律所表现的伦理精神的担当所具有的光辉,让那些在受苦受难的实生活中处于困顿着地的人们有了温馨的信靠,如烛光点亮了人心中的所有黑暗,使得那些在后极权时代的种种压迫下无法呼吸的人们获得了一种心灵的抚慰。 因此而言,无论是在什么时代伦理性精神所表现出的都是一种在遮蔽性的存在面前的敞开之路,在当代这种价值沦丧与人格分裂的后现代社会中,对于伦理精神的担当可以看作是一条艰苦的朝圣之旅。道德所代表的是在超越于有形的宗教信仰之外的一条终极性的彼岸之旅,而这整个的旅程需要一个人坚定他在此岸的信守。为了完善伦理精神的诉求,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在种种真理性的问题面前展开一条无穷无尽的追索之旅。除了以勇气的精神担当起其自身及其所身处的社会的种种道义责任之外,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个知识分子又如何才能抵达其伦理精神的终极呢?毕竟,在现实性的价值抉择面前,一个人所踏出的每一步都面临着深刻的冲突,这种种冲突构成现实性存在的人在面对道德空虚时的困惑之渊。

如果身为知识分子而欲以道义性的担当承受起其自身的现实性存在,那不去面对现实性的种种苦难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实的生活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对一个真理的求索者提出问题,要他在那困惑或两难的悖谬性存在面前给出自己的一个明确的答案。司马迁曾经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然而在这二十一世纪的后现代社会的存在中,能够承当起知识分子的心灵担当与文化传统的高昂头颅与挺直腰杆,如在司马迁的时代一样地罕有。无论古今中外有过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曾自觉担当起伦理性精神的诉求,自我决志为社会良知的代言人,这样的一种身份性的认同所标明的现实性存在便是将追求真理探索知识与自由创作的纯精神性生活与反抗强权启蒙黑暗抗拒暴力的现实性行为结合起来,追求真理与坚守自由并非是一种矛盾性的存在,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体认,而对于身处低层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的苦难者的深切关怀不过是将这种心灵的体认转化为了伦理性的责任,正是这样一种伦理性精神的道义担当,构成了真正的知识分子无论在何种处境下都不会改变的存在性使命。

谈及这种一种存在性的使命,就使得关于信仰的话题变得无法回避,从传统的意义而言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的伦理性精神的传承中具有着相当深刻的现世主义的情怀,传统文人士大夫所说的:“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以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方面反映出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与关注于民众的痛苦及拯救民众于深重灾苦的救世情结,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种的一种救世情结具有着强烈的现世情怀,而在现实的碰壁之后这种现世情结往往就变成了一种放浪形骸纵情山水的肉身享乐主义的遁世逃避。甚至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矛盾于现世主义与遁世逃避的集体无意识也使得当今知识分子群整体缺乏一种更深远的彼岸性的救世精神,面对着由个体性经验所体味到的存在性痛苦与目睹民众因暴力谎言与压迫而经受的种种痛苦,使得人生充满着一种深重苍凉的悲剧性的命运感,所谓伦理性精神的担当,倒是在拯救全人类的努力中寻求其个体性存在的真实意义。伦理性精神的担当意味着悲天悯人与苍凉沉郁的忧患意识,这种强烈的悲悯感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两千年前都具有同样震撼人心的超越性。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以道义为担当的知识分子,其坚守伦理性精神的命运即是与神同在的命运。这并非是从文学性的隐喻意义来说这个命题,而是指知识分子就其存在性的特征而展示的道路来说明道义性的生命的重要。知识分子的存在有其特殊性,这绝不能仅仅是一种停留于特定社会阶层或群体的身份性的定义,在这种形式之外,知识分子是在探索世界寻求真理的同时也具有着无可比拟的精神上与人格上的独立性。因为在精神性的王国里,那最纯粹最具命运感的个体性生命将真正体现出伦理性精神的至高形式。在寻求突破前述的存在性困境的时候,知识分子的道义性人格并非是凝止不动的,而且以活泼的方式自由流动的,知识分子命运的主题也必须要在其身份性的认同之外,寻求其出离于物质性存在的纯粹的精神形式。因此而言,在当今这样的数字化生存的后现代社会里,坦然地承当起知识分子这个名号本身,就必然意味着一种对自我的精神流放。忍受自己是具有道义勇气与伦理性坚守的知识分子,这也就意味着其存在性困境的突破,势必要以精神流放、流浪与流变的形式取得生命本体的回归,在这样的回归中,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人才有可能获得其独立的人格所焕发出的生命与精神的永恒性。

时间已经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九个年头,然而在当下的中国却没有一个足以容纳这样一种由独立人格与道义担当所焕发的生命与精神之永恒性的心灵和精神的家园。可以说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失乐园”的处境,他们要在深重的学术生涯的日常活动与求生存的现实奔波中依旧保持清醒与悲悯去关切那些受苦与受迫害的对象,当他们在各自孤独坚守的处境下很多时候会感觉到软弱而迫切需要一种心灵家园的慰籍,伦理性精神的诉求决定着求知求真的道路同样是超越性的道义担当的道路,虽然古人曾经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言壮语,然而孤独软弱的忧国之心却不足以用强有力的方式发挥自己应有的影响力。在孤独处境下的道义的担当更需要一种坚强的信念,这是独立思想与自由表示的信念,这是反抗强权与捍卫自由的信念。除非一个人能够以深刻的悲悯之心体认最低层苦难者的生活境地,他无法真正担当起伦理性精神所要求于他担负的使命。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知识分子这种社会性的身份日前变得暧昧不明,个体性的存在也被由集权专制的宣传机器和消费社会广告营销的双重谎言所包围,数字化的生存提供给人类一种“伪真实”的虚拟实境的存在感,这更难让一个人认清其自身的异化及周围受压迫乾的非人状况,当无论是地震或矿难在电视上以严肃的面目出现,而在其前后却穿插着用“幸福家庭”的意象进行推销的广告时,人们会在催眠般的幻觉中,以为实生活本身就如电视一样只是符号化的存在。然而伦理性的担当击碎了用虚拟实境包裹的幻影,以道义的精神揭穿了实生活的谎言,“真实的生活”其本身便是残酷,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个人也无人逃避其存在性的命运。

(未完待续)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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