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道德担当，仍是在面对实生活时，知识分子有勇气承担起其自身的道义责任，也唯其如此，在专制极极权下的知识分子身份的个体性存在本质便是以在生活中的存在性来抵抗强权与谎言。只要这样的个体性存在是以追求真理，探寻知识又热爱人生的面目出现，那其存在性的姿态本身就标志着对抗强权进而战胜强权的道义力量。任何一个民族，都未曾象中华民族这样长期忍受着专制的奴役而不思变，以官僚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后极权社会依旧是一个充斥着谎言和强权的世界，掌握现实权力的人与控制话语权的帮闲一道，反复向被奴役者灌输洗脑，让他们把对物质与生活安稳的追求放在对自由与权利之上，一个充满谎言意味的暧昧之词“生存权”就这样被造出来，用它那模糊的意义来指代真实的权利与自由。正如原本要由个人选择及个人承担的道德与伦理性精神，也被异化成为了一种官方的宣传口号，由官方通过控制舆论而提出反讽性的所谓道德治国，以德治国的口号。资本化的后极权社会就是用这种隐蔽的方式继续着极权社会中对个体性存在的非人化、原子化。在过去的极权社会中，在“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人自危的社会伦理风尚下，人们由于恐惧而互相提防，因为异化的人性而彼此隔绝；而在当代的后极权社会中，良知缺位诚信沦丧的实利社会的伦理精神的影响下，权力集团用更微妙的方式继续压制着民众人性的觉醒，还有自由的诉求。
如果说极权社会里具有道义担当的伦理性精神就是以面对死亡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尊严，那换个角度而言，在道德沦丧缺乏诚信的后极权社会里，担当起道义的责任并在无道德的社会固守伦理性精神，那么这样的一种个体性存在就是生活于死亡的边缘的体验。使得概念化的伦理性精神成为实存的个体性存在，并足以担当起道义的责任，这就需要回答一个每个活着的人都必须要回答的永恒主题：人为什么活着？人生有什么意义？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同对于人生意义的探究有什么作用？而面对必死的现实性，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度过这短暂的一生需要履行什么使命？或许这样的追问并不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特别是那些仅仅是口述的人云亦云的答案，在人生的必死性与个体性存在的有限时空内，伦理性精神的追问需要在迫切的现实问题面前展示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还有他对于生活的负责态度。哪怕现实的生活就是一个卑污的泥坑或恶臭的大酱缸，具有道义担当的人仍要守卫自己的清白，努力进行一场捍卫道义与尊严的斗争。
往往正是在极权的权力显得极其强大的地方，用强大的面目竭力掩盖起它那空洞虚弱的本质。而在追问人生意义的实际生活与面对现实给出自己的回答时，我们才会真正意识到每个必死的个人在其精神界面的永恒性，这种永恒性是由伦理性精神所启发，因其精神性的要素而能超越于对于肉体性存在的依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具有道义担当的伦理性精神从此就要放弃对于肉体性存在的依赖从而走向死亡。恰恰相反，现实性的命运是我们在窘迫与艰苦的现实境遇中不但不能放弃肉体性存在的局限性，反而要成全自身的肉体性存在从而使得道义性的担当具有着坚实的现实依据。道义或者说伦理性精神本身就是内在指向性的，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个具有道义担当的知识分子必须明白，其人生的使命便是在这短暂的一生中完成这种内在指向性的指引。由此而言，勇于担当道义的伦理性精神呈现出了二十一世纪知识分子的自觉性， 正是经由伦理精神与道德的道路，人性的光辉才得以在具体的个体性存在中呈现出来，崇高的信仰与精神性的存在才不会由永恒而化为浅薄的时代精神，也只有如此在这蝇营狗苟的后现代性生存景况下，面对种种现实性与精神性的冲突和困惑，具有道义担当的知识分子会选择那条表达独立思想与自由表达的精神性与人性的道路。
一旦坚守道义责任并以个体性存在而实践伦理性精神的诉求，那么这样一种知识分子身份的存在便意味着无论这条道路是何等的艰难困苦，勇于担当的人也将为真理而赴汤蹈火，他所信守的这条道路也将超越其个体性存在而指向现实的社会，除了负有向民众思想启蒙的使命，他还同样负有向世人揭露暴政的残酷，揭示种种泯灭人性的社会现象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二十一世纪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其社会作用更多的是上述的中介性，知识分子身份认同通过启蒙与代言形象的中介而在后极权社会中赋予自己一种类似在传统社会中的现实存在。对于这样在黑暗中独自探索，在压制下竭力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实存状态，他特别需要有一个“自由表达”的平台，一个能够与同道者交流沟通，在彼此间取得信靠与支持的平台。正是从这个角度而言，自由圣火与自由文化运动对于当代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才具有着无比深远的意义。这些曾经独立探索独自坚守的人一旦因道义与信仰而走到一起，就不再会感觉时常会具有的衰弱与无力感，就在网络化的虚拟社区中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空间，一个由这些具有道义担当的知识分子能够源源不断地发出自己声音的空间。
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不缺乏道义担当与人道主义的关怀。从现代史的角度而言，一旦当这些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发出自己坚持正理坚持正义坚持独立良知的声音时，总是一再被极权社会的巨大专政机器所压迫，直至肉体灭绝。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六十年代的社教和文革，对具有道义担当的知识分子的迫害从未停止过。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一个想要固守良知的人更多的时候不得不被迫保持沉默。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文革结束之后，知识分子对自身道义性的反思才以一批伤痕文学的形式出现。文学的形式不过是以曲折的方式借表达时代苦难的种种而进行社会批判。历史的真实与现实的真实一样，总是充满着种种暴政和谎言，黑暗和非义，生存意味着苟活，意味着在屈辱的境地里挣扎求生；这一点无论对当年那些在劳改营地里“劳动改造”的右派，那些在文革里游行批斗结束关在小黑屋里还要写思想汇报的阶级敌人，还是对今天那些在黑煤窑黑矿场里卖苦力的被拐卖者，那些被当权者夺去土地，流离失所着上访又被截访的维权者都一样。后极权社会的恐怖和暴政的本质并未因极权专制变为官僚掠夺经济而改变，当下的存在性景况虽然没有了极权社会中整个国家都变成了一座大监狱的可怖氛围，在那个时代里人人相互监督人人相互提防人人自危。然而从知识分子特有的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的诉求方面而言，监狱式的感觉并没有消除，当你在寻求真理，寻求真相的时候，总是会遇到官方化的精心宣传或者是干脆封网了事，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以担当起道义责任的勇气，借用微小的进步的堆积，从而推动社会变革的进程，推动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具有着迫切又深远的意义。在时代的诸多危险的考验面前，谈及二十一世纪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更多的是用于现实而非隐喻的一种“沉重的使命”。
有人说在充斥着后现代社会的种种道德相对主义的今天，再谈论什么道德伦理或道义担当的问题只是一种伪善的姿态，其实类似这样的说法只不过是对于上述伦理意义的超越性诉求的回避而言，无论是道德或伦理精神说到底其实很简单，所谓的“道德律在我心中”首先要表明的就是对自己的无比真诚，以真实的存在性取代随俗的虚假性存在而言。一个真实的人，其存在性的力量要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真实性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道义力量的宣示，这种力量足以揭穿种种由强权刻意制造的谎言，而由许多具有道义担当的人所共同发出的声音足以最终使得专制强权的大厦在一夜之间崩塌倒地。有了道义担当，一个人才能在实生活里找到自己真实的存在性意义，而这种毫不造作的真实性足以沟通冷漠的人心，足以安慰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并为这些人代言发声； 道义担当的真实性使得磨难与痛苦中的人们彼此信靠相互支持，因为有了一种同命运共呼吸的一体感，濒临绝望的人们才不致于最终的彻底放弃希望。因为种种原因我们中的很多人习惯于麻木习惯于谎言下的生活，身为精神的囚徒而不自知，面对精神生活的空虚与异化后的疏离，如果缺乏上述道义担当的真实感，一个人即使在当下还活着，他在精神生活方面其实已经濒临死亡。
综上所述，道义担当就其揭示个体性生命的存在性悖谬以及复归于精神的真实性而言，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道义担当是知识分子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人即便被剥夺了在现世生活的很多东西，他也能够有勇气坚守自己作为个人的尊严；道义担当体现着高扬的人性，无论外界的情形如何，只要他有勇气去过真实的生活，他就能在自己的内心赋予自己以自由。当现实生活艰窘得近乎无望的时候，伦理性精神反而在向上飞扬。自由圣火本身就象征着这种飞扬向上的精神力量：只有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自由的召唤；也正是在这自由中，我们用心灵去感受其他的心灵，去感受圣火所具有的那种深挚与热烈的力量。点燃你内心的自由圣火，就意味着在黑暗中担当起你所能担负的道义力量。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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