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知识分子”les philosophes或republique des lettres，是个西方的概念。从它最初的意义而言，是指在启蒙时代那些追求知识与理性的人。他们所起的，是在大众中进行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还有开启大众用理性的方式看待世界的态度。
那些西方最初的知识分子，最初的建树是在自然科学里，他们首先在观察大自然的时候，确立起一种理性的科学态度，从而脱离了盲目信仰的神学蒙昧。这是以洛克的经验主义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为标志。而在社会科学里，他们也采取同样的方式，确立了新的社会学学说与政治学学说，有了否定王权神授的社会契约说，还有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等等。那个时代的人，不仅仅是书斋学者，他们也是公众人物，并通过公众行为影响国民思想，规范政治领袖的行为，甚至直接干预政治过程。对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这些是他们的道德责任和权利。
然而在今天，在这个知识指数性增长，信息高速流动的网络化世界里，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专业领域都越来越细，人们所更重视的是专业领域里的专家，而不是什么“门门通，门门松”的学者。当各种不同的专业和各种不同的学科间森严壁垒，“知识分子”这个称呼也变得可疑而暧昧。人们宁愿被称作本专业的专家，也不愿被模糊地叫作“知识分子”。这种世界性的“知识分子”暧昧化，在今天的中国也不例外。
那种曾经回荡着在历史中的声音，那种对于实践真善美的召唤，那种一个追求知识的人，一定要在真理、道德律和和审美观间完美和谐的诉求，变得遥远甚至没有人再提及。
上个世纪，当知识分子们深深卷入社会思潮，参与社会运动时，他们便是响应着如上的召唤。从身为知识分子的权利及责任，而去建设一个新的，理想的，完美的然而却是乌托邦一样的世界。如今回顾起来，现实对于这些充满着热情与渴望的人，给予的是一种黑色的嘲讽。
当他们立志着手改变一个旧社会，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时候，在他们的热望之外，知识分子并没有反省过自己的方法。因为他们还不习惯用科学定量或理性实验的眼光爬行他们自己本身，还有他们的活动。
身为一个知识分子，究竟意味着什么？怎样才能在现实主义性分析的基础上，确立起行动的目的和手段？特别是当知识分子不再以个人的身份，而以某种团体的形式而发出自己的声音时。如果没有那种对于自身及自身所处的世界真实运作的周密而客观的理解，单凭自己的想象行事，可能付出极大的代价，结果却只是行进在某种乌托邦的道路上。
在一个日益多样化的世界上，便能容忍越来越多的甚至彼此矛盾的价值观。而知识分子的学说与论题也时常这样彼此矛盾。这时常是一种分裂性的存在，一种会在内心造成撕裂的状态。许多问题，必须通过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纯粹书斋式的思考才能达到，但就常常是在宁静的书斋研究中，一个人痛切地感觉到自己远离了真实的生活，而渴望走进某种现实活动，渴望实践，渴望投入到现实的运动或斗争中去。而一旦他投入到某种运动或斗争，便时常走向他自己初衷的反面，走向他独自在书斋时清醒理智时的反面。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知识分子的身份，便是一种悖谬性的存在paradoxical beings。
这是一种认知与实践的对立。一种二元性的存在。身为知识分子，他首先必须是一个人格独立，自由思考的人。在知识方面独立自主，独立于社会风尚与流行思想。也独立于宗教、政治、经济或其他特定的影响。从这一角度，独立的知识分子，就常常在不经意间，成为了对于政府组织，宗教信仰或经济政策的批评者。但在这样的批评中，又显露出他那悖谬性的存在。他所依据的时常只是基于人道主义的正义感或终极关怀，而不能以被他所批判的领域的专门知识，以某种权威的角度，提供能够实证的驳论。
因此在这个角度，知识分子所采用的独立性的立场，永远以某种批评者的面目出来，对于现存权力始终保持着相当的戒心。这样，他便以某种符号化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正如左拉那著名的“我控诉”，还有诸如请愿这样的政治行动，他便坚持了自己的人道与正义。以理想主义的态度，从某种特定的独立的正义观出发，他们所参与的社会生活或政治生活本身，乃是为了最终反对这种行为本身。于是政治变成了反政治。这便又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悖谬性存在。
悖谬性存甚至体现在他自己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中，在他自己的人生态度里。在一个讲究实利的全球市场化的世界里，一个人活着的姿态却是拒绝。以某种在旁人看来抽象的“正义”或“义愤”的理由而拒绝经济与政治上的好处。拒绝金钱、权力、荣誉这些被他人热衷的人生目标和价值。总之，拒绝某种为了高高在上的追求。在今天，这便让一个仍旧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变成“不合时宜”。
这里依旧以左拉为例。当左拉在介入德雷福斯事件时，当他清楚地表明立场时，他便把自己与世俗世界对立起来。对于他而言，正义或人道，从他个人的独立角度，就足以支持他表明这个立场。这个时刻，他从某种为了维护在他心目中的“真正的”道德，伦理与正义时，便在日常生活里，从伦理与政治的角度，申明着自己与传统或时尚的相反价值观这又是一种悖谬性存在。
他们在捍卫着价值，然而从卫道士的眼光看，这却是大逆不道。正如当统治者高兴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大旗时，他们却从更普世的价值观出发，从普世价值观和普世科学观的角度，推进了一种比统治者所能容忍的更广大的价值坐标。也因为这个原因，在左拉的时代，便有了作为团体行动的知识分子的请愿。著名的人那如波德莱尔、福楼拜还有左拉还先后入狱，而这种牢狱生活，反而给他们增加了荣誉。而那些代代延续，薪火相传的独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也被继承下来。左拉的时代也因此而延续到了今天，在全球各地那些追求自由与正义的人中，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包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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