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藏不仅是个佛教圣地,而且是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圣地,有信仰苯教、伊斯兰教、基督宗教等的少数藏人和其它民族。除了藏传佛教文化和苯教文化方面的研究之外,其它宗教领域的挖掘几乎处于零状态。

虽然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在西藏不具有普遍性或没有举足轻重的社会影响力,但是,西藏基督宗教基本上包括历史上的天主教,新教与东正教,特别指仍在西藏本土延续发展的天主教,新教被中共灭绝。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有神父和修女。新教称神职人员为牧师。东正教则称神职人员为神甫。天主教神职人员不许结婚,而新教的神职人员则可以结婚。

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作为促进藏人精神文化丰富多彩的成分,又是在藏学史上西藏和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西藏基督宗教等于研究在西藏依然藏传佛教为中心的前提下,而多元宗教共存的特殊现象,因此,这一特殊现象只是在一小部分区域或较偏僻的个别村落出现,然而对此大多数人来说,的却是个一件鲜为人知的领域。

再加上中共政府占领西藏以来,西方被妖魔化的宣传和以求达到自己的合法地位,故而实施了灭绝西藏基督宗教的政策,甚至新教被灭绝。毋庸讳言,这是中共在西藏实施文化性种族灭绝的又一个铁证。同时,当年在西藏多种宗教并存现象为向当今世界提供了各种宗教完全可以和睦相处的借鉴。

一,回顾基督教在西藏的传播

基督宗教最早传入西藏应当是在公元七至九世纪的吐蕃统治时期,因为笔者在敦煌藏文文献中看到了“十字架的多种图形及有关景教徒的描写” [1],不过当时吐藩疆域辽阔,今日的甘肃清水,河西走廊一带均为吐蕃的国土。

据西方文献汇载,最早进入西藏中心地带的是方济各会的修士奥德瑞克(1268—1331),甚至他还到过拉萨。到1294年,该会修士足迹遍布整个今天的东亚大陆。因此,作为亚洲的一个重要区域,西藏也难以屏绝于世。 到了1624年,又有一位葡萄牙耶稣会士安德拉德(António de Andrade又叫安夺德1587—1634)从印度出发,穿越喜马拉雅,来到西藏古格的首府扎布让(今属阿里地区扎达县)。他是从拉达克进入古格的,也是第一个跨越喜马拉雅的欧洲人。尔后,他赢得了古格王的欢心,并得到了当地讲经传道和修建祈祷教堂的批准文书。教堂于1626年8月竣工使用。《奥德瑞克自传》中记载了曾盛极一时的古格被侵略者占领以及杀害王室的历史。

1664年4月13日在中国北京天文台工作的耶稣会士约翰·格鲁伯(取汉名白乃心)和阿尔伯特·道维尔(改名为吴尔铎)两人奉耶稣会之命,从中国北京出发,经过西藏东部城市西宁,于10月8日抵达拉萨,而后从聂拉木出境,经尼泊尔,印度回到欧洲。他们此次旅行虽然没有得到传教的机会,但沿途收集了大量的各方面的情况,曾在欧洲轰动一时,被称为横越世界屋脊经尼泊尔,印度返回欧洲的第一批欧洲人。

1714年罗马耶稣总会派意大利人波利托·德西德里和葡萄牙籍埃马努埃尔·弗雷利两人到西藏恢复传教活动。1714年9月他们从印度动身,经克什米尔,拉达克,噶大克,于1716年3月18日抵达拉萨。弗雷利因不适应环境,经尼泊尔回到印度,德西德里则坚持留在拉萨,山南等地传教达五年之久。由于他医好了当时主管军事以及国防的蒙古裔藏王拉藏汗的中毒症,而得到拉藏汗的青睐,并打算依靠拉藏汗王的势力振兴耶稣会在西藏的传教事业。他先后进入小昭寺,色拉寺,桑耶寺学习藏文和佛经,撰写了不少宣传基督教和批驳藏传佛教的书籍。

由于六世达赖喇嘛的灵童之争,西藏内讧不断,主管行政事务的第司(相当于首相)桑杰嘉措被杀。于1717年蒙古裔大施主准噶尔派兵入西藏,藏王拉藏汗也被战死。1718年罗马教皇决定把西藏的传教权让给卡普清派,1721年4月28日德西德里奉命从聂拉木经尼泊尔回到印度。回欧洲后他写成了《图伯特纪事》四卷本,这是向西方介绍西藏的第一部专著。

18世纪初,以印度为基地的卡普清教会,先后向西藏派了49名传教士,获得了第七世达赖喇嘛准许他们自由传教的权利,其中,奥拉齐奥教士再次用藏文书面文字改编了详细,系统讲解基督宗教教理的小册子《基督宗教教义》,以扩大传教影响。1726年9月在拉萨木茹寺附近,正式修建了基督教僧馆和教堂。但是,好景不长,由于西藏政府邀请清廷派兵干预西藏内乱,当内乱平定之后,西藏政府惧怕外界介入内乱,奉行了闭门锁国政策。

十九世纪以来,西藏传教会的事务从印度教区移至中国四川教区,隶属法国巴黎外方传道会,法籍传教士古伯察等人也曾陆续进入西藏中心地带,到达拉萨,但不久都被驱逐。以后想从西藏东部,即如今的甘孜,德钦,甘南,青海等地转入西藏中心地带,但由于闭门锁国政策而未能如愿。

不过,基督宗教在西藏东部边缘地带取得了立足之地。根据史料记载:“1908年,美国医生史德文来巴塘以行医为入世之谋,渐得巴塘信仰。商得川边边务大臣之许可,在城内租佃贵族协傲家房屋,设立基督教堂,附设医药部、康化学校,深入民间通晓边情,业务日兴。”[2]

如“1924-1925年仅一年时间,在巴塘基督教(新教)堂受洗礼的藏人教友达40余人,以及孤儿院内的60多男女也受洗礼入教;又如1928-1929年期间,在仅有300余户的巴塘城镇居民中竟有美籍男女34人之多。”[3] 基督教在西藏东部边区得以兴隆的同时,又遇到了中共入侵西藏的动荡年代。“1950年,美国人被驱逐出境,教会由华人李国光牧师等人主持,教务开始衰萎。1957年,民主改革,将基督教会全部土地征收。当时教会拥有土地达120多亩,基督教徒约49人,其中执事以上27人,牧师1人,长老2人,传教士2人,布道员1人。” [4]

此外,“1925年,由美国基督教总会派来的牧师马德勒主持修建了巴安基督教礼拜堂,位于巴塘城内,建筑面积217平方米。1958年伊始,被禁止了巴塘基督教会一切教务或宗教活动,其礼拜堂变成‘大跃进’食堂,后因年久失修成为危房,于1985年拆除。” [5] 当然,在流亡藏人中有少数信仰基督教的人,有些人还担任牧师等职务。

今甘南和青海等地主要为“宣道会”和“神召会”,1949年前,应该在青海和甘南等地基督教教徒不下于数千人,因为,“据统计,建国前甘南地区共有基督教教堂17处,教职人员17人,教徒131户” [6]。当然,这里边应该有很多汉人家庭。

盐井天主教也经过大体上同巴塘基督宗教一样的历史,不过,芒康县盐井以及德钦等地的天主教在其历史上曾获得了一段较安定的发展环境,并采取了因地制宜,因人施教,成功地培育了信仰天主教的本土藏人群体,故有其今日的天主教传承和教堂在盐井等地区。

[1]

二,相传百年的藏文版《圣经》及圣母玛利亚传



藏文版《圣母玛丽亚传记》


藏文版《圣经》正文

藏文版《圣经》成书于1931年,共45册(函);藏文版《圣母玛利亚传记》成书于1932年,有489册(函),两部经书均采用油墨印刷技术,保存较好。

据报道,盐井教堂教职人员深有感触地说“当时都很重视藏文版《圣经》的印刷,传播,很多还亲自翻译,留下了一些手稿。‘文革’时期,很多珍贵典籍和手稿都被毁或被烧,这次发现的上世纪30年代的藏文版《圣经》和《圣母玛利亚传记》能够被保存下来,确实不易,非常珍贵。” [7]

另外,笔者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社区拜读过一部藏文版《圣经》,但是,暂时无法断定与第一部藏文版《圣经》是否有关联?虽然如此,基督宗教教义在藏文中的传播应当有近400年的历史,因此,西藏和西方文化交流,尤其是宗教文化交流开创了藏学在世界的传播,并藏人的精神世界增添了另一种力量。

三,基督宗教对西藏的影响

从信仰文化史的角度看,基督宗教未能取得在西藏中心地带立足之地,然而伊斯兰教在拉萨扎下了根基。为什么呢?依笔者之见,一方面,伊斯兰教教徒进入拉萨和基督宗教教徒到达拉萨的时机不同。伊斯兰教教徒进入拉萨的时候,正是五世达赖喇嘛统领西藏的时期[8],伊斯兰教教徒不仅得到了五世达赖喇嘛的准许,而且,法皇亲自在拉萨给伊斯兰教教徒划了一块地盘,供于修建清真寺以及居住地,并立了碑。相对之下,基督教教徒进入拉萨晚于伊斯兰教教徒,虽然对基督教教徒得到了七世达赖喇嘛的准许,但是,七世达赖喇嘛不具备五世达赖喇嘛的权威和一言九鼎的魅力。另一方面,基督宗教教徒进入拉萨的时期,正是西藏内讧的时候,局势动荡,人心惶乱,尤其是藏传佛教高层里边异教徒被视为威胁的势力抬头和清朝也在暗中煽风点火,因此,基督宗教未能立足于西藏中心地带。不过,形成了一种从边区保卫中心的架势,比如,基督宗教在今甘孜,巴塘,芒康,德钦,甘南,青海等地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弘扬。

从物质文化史的角度看,伴随基督宗教教徒进入西藏以及藏西文化交流的深入,向西藏带来了振兴藏人经济的很多先进东西,比如,藏语中出现了“洋火”(火柴),“洋糖”(糖类),“洋线”(裁缝的线),“洋枪”(枪支类),“洋蜡”(蜡烛)等等。同时,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西藏甘丹颇章政府也开始,派人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比如,电工,通讯器材应用,纸币制造,军事管理,贸易等。还在今所谓西藏自治区境内的江孜,帕里,卓木(亚东)等开设了对外进行贸易的市场。“据统计,1885年仅卓木进出口额达100万卢布,1902年增加到150万卢布。藏英贸易自1914-1915年起总额为500万卢布,1917年达710万卢布。” [9]

虽然西藏的工业很落后,但是,经过藏,西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1913年拉萨建立了扎西机械制造厂,生产军用武器;同年在拉萨河南岸建立了梅吉机械厂;1917年在罗布林卡西侧建立了洛堆金币厂;1922年在拉萨夺底建立了夺底机械厂。1931年以上三个机械厂合并到扎西机械厂,并成为拉萨最大的综合工厂。它下设机械厂,兵工制造,修理厂,造币厂,印刷厂,电厂和供电所等。从资料看,水力发电于1927年逐步形成的,先后在拉萨创办了几座小型水电站,供扎西机械厂作动力。

从精神文化史的层面看,经过数百年的藏,西文化交流,基督宗教开启了西藏现代教育之门,比如,拉萨各大贵族把子女送往印度的基督宗教学校接受现代教育;西藏东部边区基督宗教教徒开设学校进行现代教育;尤其是在康区取得了成果。现在中共体制下工作的以中文为主的藏人知识分子中,近六十岁以上的都受过基督教开设学校的教育,因此,部分著名的学者来自康区(今甘孜等地)。另外,西藏流亡以来,受到了基督宗教教徒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奉献。

[2]

还有翻译文化史,比较文化史领域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里只举两个例子:第一,乔玛于1823年来到达拉达克藏传佛教寺内生活7年,精研藏文,终生致力于西藏历史文化研究。他于1834年出版第一部《藏英辞典》和《藏文文法》等著作,标志着在西方藏学的诞生。相比之下,中国第一部《汉英辞典》在(张在新编,上海商务印书馆。354页,32开。)1912年初出版。第二,葡萄牙耶稣会的奥·德·安德拉德入藏以来,他沉迷于基督教和佛教的对比研究。还有1661年到西藏的德国耶稣会会士约翰·格鲁伯也对两种宗教的相似处做了大量记录。他很震惊“他们(指西藏)的宗教和罗马天主教一致:西藏人用酒和面包做弥撒,行涂油礼,吟唱婚礼歌,为死人做祈祷,接受圣人的遗物。有寺院,尼姑庵(天主教有修道院和女修道院)及唱诗班。还要遵守一年当中的斋戒,经历最严厉的苦行。” [10]

四,中共灭绝西藏基督宗教的动机

中共取得政权以来,一方面,对中国人的心目中深深地扎下了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的一系列西方列强的侵占以及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一些条约中呈现的关于传教利益的保护加以夸大,而且,“福音”和“侵略”蒙混颠倒,因此,直至今日,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遇到了难越的铁山。另一方面,中共侵略西藏的依据为所谓“解放”和“驱逐帝国主义势力”。

在此大背景下,中共从1950年代开始,大搞各种个样的政治运动,特别从1957年开始搞以消灭文化人为主的“反右运动”;以大一统奴化为目标的“大跃进”及破四旧的“文革”等一系列运动。使西藏文化遇到了空前的大劫难,几乎面目全非,其中,新教被完全灭绝,因此,可以总结为三点:

(1)毛泽东借用马克思主义奉行的“宗教为鸦片”的论断,企图在中共统治区内想制造新的神灵,即崇拜毛泽东。具有绑架上帝的图谋,一度风靡中国大陆的所谓“早请示,晚汇报”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几乎跟“祷告”没有多大区别。

(2)中共侵略西藏的理由不充分,尤其是“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几乎没有任何证据,甚至假证据也做不出来,因此,灭绝西藏基督宗教是个最好的借口,也把基督宗教被视为西藏和西方来往的通道,堵住这个通道,就等于隔离了西藏本土和西方的往来。

(3)所谓“驱逐帝国主义势力”的另一层含义在于挑动“大汉族主义情绪”,以百年耻辱为主线,一直在强调“驱逐帝国主义”的合理性。如此就灭绝西藏基督宗教对中国人中不仅不会起到不利的影响,还会得到大力支持中共政府的举动,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反华势力”同出一辙,大部分中国人至今还愿意当中共的帮凶。

小结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笔者只是给大家绘制了一条研究西藏基督宗教兴亡史的路线图,并非清晰可辨的全貌,因为,缺少资料以及没有实地考察的机会,但是,作为一名藏学研究者,该文对藏学整体中被人抹去的空白处的一次垫补。希望对读者有所启发和起到再认识藏学面对坎坷无比的命运。

于2021年1月23日重新修订。


[1]主要依据《敦煌藏文文献》/藏人在今甘肃省敦煌窑洞中的文献资料,故称敦煌藏文文献资料。吐蕃在经营河西走廊和陇右地区达380多年的历史见证和研究西藏古代政治制度,社会机构,经济关系,宗教思想,文化渊源,民族关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据统计,共有2万多卷。20世纪初,一位汉族和尚手里被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买走,也救了西藏的历史。

[2][3] 主要依据《巴塘县宗教志》/尚未公开出版文献资料,但已流传到国外。

[4][5] 尕藏加、德吉卓玛:藏区多元宗教共存之历史与现况  2012年2月6日 中国宗教学术网

[6] 《甘南州志》/1729页/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9年出版。

[7]藏文版《圣经》:“讲述西藏盐井藏族信仰故事”/《中国民族报》 2011年11月22日

[8] 五世达赖喇嘛在西藏建立了甘丹颇章政府,他在统领政教以及国防军事和行政事务,又行政事务由藏人担任,国防军事由蒙古人担任,即分别为第斯(相当于首相)和藏王(相当于军委主席兼国防部长)。事实上甘丹颇章政府是个藏蒙联合政府,延续了近79年,但是,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高层开始进行内斗,清廷乘机煽风点火,并分化藏蒙联合势力而形成了藏人单一经营的政府。

[9] 《西藏通史吉祥宝瓶》/得荣泽仁邓珠著/41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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