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社会性爆发,其变革的广度、深度和力度都是震撼人心。从狩猎的生活方式到畜牧业生产的生活方式,跳跃到农业生产的生活方式,再到大规模工业生产的生活方式,每一次社会变革,都是一次深入人们骨髓的变动。新的生活方式,首先改变了原来社会的规模和结构,在向周边人群曼延的过程中,形成社会性竞争,这样的竞争必然导致人场重组,并产生新的社会形态。整个过程都具有原创性、探索性和开拓性。

现代中国人的意识都认为,社会的国家制度变更才产生辉煌的民族文明。整部中国史都在国家形态的兴衰上,费劲谄媚的口水,以此把文明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等同起来,事实果真这样吗?

根据文字吹嘘的黄帝年代,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发生的部落战争,这段历史被中国文人美化的神乎其神。然而,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在夏、商、周产生的年代之前,中国已经存在着辉煌的文明,距今7000年前,浙江四明山下的河姆渡人,就开始了稻谷种植;在4800年前,四川的三星堆人,已经创造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灿烂文化;在中国的土地上,完全可能还存在更辉煌的早期文化。然而,这些文化,这些创造文化的部落和个人,在中国文字记载的历史中连影子都找不到,只能让那些好于谄媚中国文字历史的人,硬套上越族文化、彝族文化等等。就如人在没学会语言时,有很多感觉和想法,比学会语言表达后要精彩的多,懂得了语言表达,神奇的内在心理也随之消失。根植于现实处境的个人,在撰写历史时,无不扭曲历史的原创面貌。我们读到的历史,就是被世俗化的美学,硬去包装丑陋人性的历史。乃至遗漏了更重要的历史事件。

然而,文字记载的历史说明的什么?部落战争、首领的善恶、家族的根源、政权盛衰、是非曲折,如此,把中国文字分裂成谄媚和漫骂两个阵营。在褒贬中,又折射出撰写者的处境和幻念。蒸发这些文字泡沫,循着人的实际处境和人性,我看到的文字历史只是伴随着文明进程,在中国特殊地理环境中,大社会的起源和衰弱的故事。在早期狩猎文明、游牧文明、农业文明相继出现时,大社会的争霸胶着在中原的黄河流域,随着工商业文明的兴起,这一局面移向沿海地区。

是什么在激发中国大社会的起源?中国大社会的起源,为什么在黄河流域?前叙的考古可以证明,作为文明的程度来说,夏部落、商部落、周部落并不能代表中国大地上最先进的文化。确切地说,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很多部落都处于各自的“桃花源”里,发展自己的生活和文化。然而,在黄河流域的情况就不同,那里同时存在着狩猎、游牧、农业等不同生活方式的部落人群,生活差异,必然产生原始竞争,而大社会的起源就是因竞争而产生。

显然,是强势人场的出现产生了竞争机制,部落人群在非人场干扰的原始生活状态下,都表现出群体的协作精神。是战争导致部落人场的个人集权专制。于是部落之间的关系,都归结为首领之间关系,甚至部落共创的灿烂文化,都归结部落首领一个人的智慧。实质地看部落首领,其实就是狼群中,最凶恶的头狼。这种现象从我们现在的社会都能得到验证,中国的原子弹、万吨轮不都成为没一点科学知识的毛泽东的绝作了吗?如若灵魂真的不死的话,被黄帝、尧、舜、商汤残忍杀死的古人,看到现在懵懂的华夏民族,把他们当作神圣,其灵魂一定会化作火焰。就如林昭的鲜血一样,让人触目惊心。

中国的西北大草原,适宜蓄养的游牧业生活,而黄河流域是森林和冲积出来的土地,所以同时存在着狩猎和农业生活人群。我们有理由相信,北方的游牧部落,起源于南方的狩猎部落。随着牲畜蓄养能力的提高,使南方的一些部落在西北大草原找到了开阔的生存天地。在中国,应该存在着游牧文明兴起后,南方狩猎部落向北方大迁徙的过程,遗憾的是没有文字记载,而使这一次深入骨髓的变动,落入历史的混沌中。相比较狩猎生活,游牧生活,能养活更多的家庭成员,部落人员增多,势力就强盛。在黄河流域的中下游,严酷的生存环境,周边不同部落的文明诱惑,必然产生强悍好斗的部落。部落战争,改变了一切,在弱肉强食的原则下,不思进取的小部落很容易被消灭,因而终结其家族延续的历史。惟有强盛的部落,其家族历史延续更长,对周边部落的影响也就更深刻。这就是夏、商、周部落兴起的根源。

没文字记录历史的年代,一般都是因为事件影响甚大,才会在民间流传,而传诵者因为自身的处境和思想,都会添加或删除一些内容,因而使历史变得离奇而古怪。这样的情况,即使在有文字记载的年代,也会发生,我们读的中国史,或多或少存在经过人篡改后的痕迹。比如,儒家就特别喜欢篡改历史,在他们煞有介事的正统观念下,似乎不符合他们思想意志的发生,就不能称谓历史,没文字记载的前期历史,几乎都是他们的绝作。再比如,1949年以后,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控制了中国,他们更好于规定以前历史应该是怎么发生的,因而把整个中国历史搞得面貌全非,即使人们要认识由它制造的历史真面貌,都很困难。如此做法,除了说明他们狭隘的动机真实外,根本上就是在混淆人们对文明意义的认识。

黄河流域部落人群的原始竞争,是中国大社会起源的源头,也是中国集权政治的源头。整个夏、商、周历史,真正向我们叙述的,是强势集团的产生,以及它们对中国国家历史走向的深远影响。

夏部落因为凶悍好斗而在中原崛起。甩石头、玩弓箭的夏部落,体现了狩猎和游牧的双重特征,而他们的发迹,就在于发动和赢得战争。乃至,到了汉朝,居无定所的匈奴汗国,自称是夏王朝的后裔,认为南方的农业资源有自己的一份。商部落也是在游牧部落环境中壮大起来的,它灭了夏朝以后,名声大噪,根据殷墟出土文物,以及商部落的前六次频繁迁都来看,可以说明商朝的游牧生活特性,盘庚最后一次迁都,有如说是王族内斗,或者是黄河泛滥的缘故,还不如说新颖的农业文明对这一部落的召唤。虽然它最终败在纣王的荒淫残暴中,然而,它毕竟对周朝的农业社会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开阔一些说,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国大一统的国家产生,影响是深远的,首先是游牧民族的强势竞争,促使南方集权制度的诞生,其次是西北民族的威胁,使南方分散的小农心理,在大农业民族的精神上产生凝聚。

夏、商两个朝代,说明的是游牧文明兴起后的社会扩张过程。在这两个朝代中,沉睡着一个更古老的狩猎生活,向畜牧业生活过度的文明故事。生活方式的文明变革,不是政治革命,它会因环境适宜而形成多种生活方式共存现象,就如现代工商业极其发达的西方,同时也存在农业生活人群一样。而政治斗争,本质上就是强势人场控权的斗争,它积极的一面,是整合彼此隔离的部落人场,产生普遍联系、互相影响、共同发展的大社会。消极的一面是爆发空前的人场灾难,产生无法控制的集权霸道,因而导致整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堕落。

公元前十二世纪,农业部落周朝的兴旺,才是中国国家历史的一次重大社会变革。可以推测,周朝时期,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都开始了农业生活,但是,它们仅仅局限在狭隘的部落或家族范围内。而处在凶险的商部落控制范围内的周部落,环境迫使它发生机制性变革,经历周文王和周武王两代,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机制。武王灭商纣,进一步激发周天子开拓农业大社会的野心,其一,战争夺得了大片土地和奴隶,并造成很多人流离失所,激发周天子大规模推行井田制,其二,分封制可以进一步扩大周朝的统治范围。虽然事实证明,这两种制度都不符合中国大一统的农业社会,但是分封制激活了整个中国的农业社会发展。最后秦始皇创造了中央集权的,朝廷、郡县制模式,成为大一统的中国农业社会的根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殊的中国地理环境,东面靠海,北面的大草原和冰天雪地,西面的高山峻岭形成天然屏障,黄河、长江、珠江等河流,冲积出来的肥沃土地,一年四季,春播、夏长、秋收、冬养,这样的环境无疑是地球上,农业生活的天堂。它一经秦始皇用集权政治统一,中国人的经验坐标就圉于天堂之内。简洁描述中国人的民族精神,是由蛋生原理产生的天、地、人三维关系。后人编篡的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把天、地、日、月、山、河、风、雨,都看成和中国人一样面貌的巨人身体的不同部分,这种天、地、人的幻念,对农业生活时期的中国人,起着强大的精神凝聚作用。东汉时期的张衡,他的天文思想也把天看作鸡蛋壳,包在地的外面,地好像鸡蛋黄,凝结在天的中间。中国人所谓的天时、地理、人和, “天时”只是罩在中国土地上空,昼夜、四季运行的天;“地理”是以中原为中心,适宜农耕生活的这片土地,在这之外称作荒蛮地区;“人和”就是家国一体的和谐社会。其实,这是一个可收缩的封闭观念,乱世时,这样的理想收缩到寡民小国,甚至收缩到中国人的最小单位——“家”。陶渊明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理想,就是大一统帝国的天时、地理、人和理想的缩小版。

然而,在中国的西北面,仍存在着强悍好战的游牧民族,开阔的大草原、大沙漠,严酷的气候,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养成了他们坚韧、豪爽、野蛮的特性。如若说周朝的整个过程,打开了黄河以南巨大的粮仓,那么后续发生的历史,很象粮仓里的老鼠和荒地老鼠的故事,粮仓里的老鼠生活优越,然而它们为了控制权和更好的享受,养成了心术奸诈、好逸恶劳的本性,而荒地老鼠虽然营养不良导致精瘦,但是它们生存能力特强,打斗也更勇猛。一方面中原权势们在集权模式下身心相残,造成整体民族意识意志的堕落,盲目的权利恶斗和人口激增,产生内在的机制性危机;另一方面西北民族垂涎中原的农业文明,积聚着人场力量,两种情况的趋势,构成了中国的国家历史走向。

秦始皇创造了集权的农业专制体系,从而清晰地勾画出整个中国地区的环境和人场,从南到北分成三大板块:南方森林和山区依然是落后的狩猎部落人群,它对中原地区没有很大的威胁;黄河、长江、珠江流域是大农业生活区,它构成了华夏民族的核心;西北面是游牧生活区,它是中原文明的最大威胁。从大环境来看,农业大社会的构想是必要的,社会的发展,需要统一的度量衡来规范,需要交通来沟通,需要有效的行政机构与民众产生联络,需要统一的法规来建立秩序,需要有强大的军队来保护。事实上秦始皇基本上是忙于这些政府基础建设。然而,这一新型的社会制度是沉沦,还是复兴,全然由着权欲来主导。

就这一制度和农业生活来说,无论中国呈现分裂的情况,还是统一的情况,都表现出农耕地区的整体性和民众观念的统一性。确切地说,它凝聚了大一统华夏民族的灵魂。然而制度孵育的权欲脓疮,让华夏民族处于魂不附体的状态,民族以国家为体,国烂,民族也烂。

历史中,让华夏民族梦绕萦怀的,只有两个时期,一个是西汉的“文景之治”,面对当时匈奴汗国咄咄逼人的侵略野心,汉高祖刘邦只能采取和亲政策,历经秦二世腐败、农民暴动、楚汉战争,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格外匮乏。汉文帝和汉景帝,在相国曹参的谋合下,推行适宜国家畜养的黄老政治,经过四十多年的养精畜力,人口大量增加,国家仓库里的钱堆到数不清,粮食漫出了仓外,国力达到空前的发展,到了汉武帝,就是依靠先王积累的人力和物力,平定了北方匈奴的侵略。这一段历史可以说明了大一统制度的优越性。

另一个时期是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李世民执政,推行开明政治,使国家人才受到重用;大臣们对潜在危机的直谏,消除了社会隐患;减轻老百姓劳役、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发展生产,使唐朝初期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使社会秩序安定、民心淳朴;有力的抗击与和平宽容的外交政策,使大唐与周边国家产生空前的和睦。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生活、文化的全面繁荣,是整个农业专制制度历史中,最美丽的梦。

除上述短暂的美好回忆,华夏民族一直处于梦魇之中,它分两个时期,统一时期,制度内部爆发的权欲脓疮,使帝王一代不如一代,一朝不如一朝。集权制度的特性就是如此,当它发生机制性溃烂时,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等着灾难来临。另一个是分裂时期,无论是楚汉之争,还是三国演义,魏晋南北朝,抑或是以后的乱世之争,都失去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积极向上的人心,这时期强势集团的本质很简单,都想成为中原粮仓的主人。于是民族处于肌体分裂中。

从宋、明两个朝代,可以看出集权帝制对华夏民族的身心伤害,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如果国家肌体与民族精神是一致的,泱泱农业大国,应该能积聚强大的人力和物力,抵御游牧民族的侵略和吞并,事实上宋朝的全部精力都化在赵氏家族的权欲脓疮中,从“杯酒释兵权”,到范仲淹、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从宋徽宗的荒淫生活,到岳飞的悲剧。桩桩件件都已表明,帝王集团的利益与民族利益,根本是两回事,把他们看作掉进米缸的老鼠似乎更确切。最后导致游牧民族的蒙古人对农业的华夏民族,国土的完全吞并。这进一步说明,生活方式的文明发展与国家历史并不是一致的。无论是革命的方式,或者是政变的方式,国家政权改变,并不一定具有“发展”的含义。

中国农业大社会的局面,本身就是起源于游牧部落的原始竞争。发挥一下阿Q精神,把中国的元朝看作“老子教训儿子”也没错。然而这儿子越打越蠢,到了明朝,朱家集团更是荒唐。朱元璋一开始就让中国老百姓明白,从穷困中发迹的老鼠,内心是多么歹毒。从胡惟庸冤狱、蓝玉冤狱,再到开国功臣一一除去,最后,连智慧超群的刘基都不能幸免于难。 “文字狱”、“ 锦衣卫” 、“东厂” 、“西厂” 、“内厂”、“挺杖”、“瓜蔓抄” 、“宦官”等等,连接这些词汇的故事,读了让人毛骨悚然。更重要的是,明朝把整个华夏民族的精神,摧残到难以自愈的程度,臭名昭著的“八股文”科举考试,让中国人忘了中国文字还具有思考的功能。于是,农业民族需要游牧民族再给他上一课。

没自己文字的满族人,是吴三桂请来拯救汉民族的。一个游牧民族能虚心接受农业文明,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以汉治汉的“文治”,为中国人带来了一百多年的和平生活;并且,清政府游牧民族的扩张本性,让中国人重温大社会起源的原点精神,它为中国人打下了所有朝代中最大的疆土。谈到这里,我也在想着现代的汉族文人,一味地指责清政府如何腐败,然而,在那个年代,真正能看清世界时世的大英雄,唯孙中山堪当。事实上汉民族中很多丑陋的枭雄,仍学着明朝的朱家,沉浸在农业米缸里腐败着!袁世凯、张勋、毛泽东等等,等等,比比皆是!

如此的历史,有头脑的华夏民族,应该对国家制度与人类文明的关系有个清醒的认识!目前更有必要驱除强势党派的文化吐沫,还原于制度与社会生活文明的关系去决定民族躯体。以免重蹈用民族躯体为丑陋老鼠建立米缸的覆辙。

二零零七年一月三日

(未完待续)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