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朋友在论坛上提出“如何定义文化”的问题，许多朋友对此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大多数是简单而宽泛的判断与把握。由于本人给自己定位的目标是研究历史文化，因此忍不住技痒，想发表一下看法。这个问题深入展开，牵涉面太广泛，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又因为历史文化研究必然应该是为现实服务，因此干脆改成以上题目，形成一篇文章，以供朋友们参考批评。
首先有必要引用一些有关文化的现成定义：
《辞海》对文化的定义是：“文化，从广义上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个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中国学者庞朴，提出的文化结构三层次说，对我们的探讨有一定的意义，现引用如下。他认为：
“从广义上说，文化包括人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所创造的一切事物，以及基于这些方式所形成的心理和行为。如果把文化整体视为立体的系统，文化结构包含三个层面：外层是物的部分，不是任何未经人力作用的自然物，而是“第二自然”或对象化了的劳动。中层是心物结合的部分，包括隐藏在外层物质里的人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如机器的原理、雕象的意蕴之类，不曾或不需体现为外层物质里的人的精神产品。如科学猜想、数学构造、社会理论、宗教神话之类。人类精神产品之非物质形式的对象化；如教育制度、政治组织之类。核心层是心的部分，即文化心理状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等。文化的三个层面，彼此相关，形成一个系统、构成了文化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有自己的一贯类型，有自己的主导潮流，并由此规定了自己的发展和选择，吸收、改造或排斥异质文化的要素。当两种异质文化在平等的或不平等的条件下接触时，首先容易互相发现的是外在的物的层面。其次是理论，制度等中间层面。最后才能体味各自的核心层面，即心的层面。这种接触向人提示：文化的物质层是最活跃的因素。它变动不居，交流方便。理论制度层是最权威的因素。规定着文化整体的性质、心理的层面最为保守，是文化成为类型的灵魂。”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已可以对文化的定义达成一些初步的共识，但是笔者认为仅仅有了这样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深入到更具体的问题，从而通过研究获得破解现实问题的方法。由此，我们更可以追问：文化的本质是什么？文化的主要功能是什么？文化除了正面的功能还有负面的功能吗？负面的功能怎么破解？
由于文化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承担了人类社会遗传信息传递的功能，因此可以说文化象是血脉、象似生物界传递遗传信息的DNA。它承载着人类社会太多的传承信息，但是人类的文化存在不能象生物界的基因一样，能够找到存储着遗传信息的双螺旋结构的具体物质，它是靠着“物的部分”“心物结合部分”“心的部分”三个层面的世世代代的传递，靠着人类生命和生活生生不息的传承而传递的。
当然我们不排除“心的部分”，以后或者可以在人类的DNA中找到具体对应物质，但现在对人类发展的遗传信息，基本上还只能在现有的历史文化中去寻找。
在原始时期、古代史时期，人类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受地理地域、自然环境的影响，不同人种、民族发展的轨迹，虽然有人类发展的共同性，但也存在文化上的千差万别，这是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形成的基础。
到了世界的近现代史阶段，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进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高速发展阶段，进入市场化、全球化进程，地球上的各种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经历了长期的碰撞、冲激、融合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逐步产生了一个普世价值，这个普世价值简单的归纳，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自由人权的理念系统；一部分是民主、法制、宪政的制度系统。这两个部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普世价值系统，使人类在伦理道德、价值取向、审美情趣、行为规范、游戏规则等各方面逐步达成了更多的共识。这个普世价值系统是人类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的文化成果。
这个人类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的文化成果，是在保留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形成的。人类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同样重要，只有保留多样性，才能保留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才能消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及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社会才有和谐共存的可能。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对于一个民族，影响最深远的是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之所在，而且文化的影响也不尽是积极的、正面的，尤其对于一个文明早熟、历史久远的民族，更是如此。
就中华民族来说，其积淀深厚、影响顽固而久远的负面文化，就是权力文化。权力文化的核心部分就是权力崇拜的价值观，这个权力拜物教的价值系统是从皇权崇拜出发，以国家最高权力崇拜为中心向外，向社会衍伸发展而成的价值系统。这个价值系统决定了整个社会的主要价值取向、伦理道德、行为规范、游戏规则，甚至审美情趣等观念形态的东西，都向着权力拜物的方向全面发展。
中国的权力文化是一个潜藏的、隐蔽着的文化系统。但却是始终决定着中国社会形态和社会生活的文化系统。它是世界上唯一现存的最早熟，却最完整的古文明的核心部分，因其顽固及外表的变化多端而具有其独特的结构。当今之世，民主法制、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文明理念，已在全世界成为潮流。而中国的权力文化却以其全面背离这一理念，而成为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枷锁和思想囚笼！
法家以暴力镇压为主要手段，以巩固集权为目的政治哲学，始终是中国专制制度的法统部分。而儒教以欺骗为主旨，以教化民众，神化皇权为目的政治伦理学，则始终是中国专制制度的道统部分。这两个互为表里的系统，始终是中国社会体制的支撑力量、主导力量。
历经二千余年的社会生活积淀，这个实质上以暴力和谎言构成的双螺旋结构，早已成为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DNA而附着在民族文化的肌体上。权力文化是一种使人民没有自尊的文化，是一种使独裁者迷失自我的文化，是一种使官吏阶层人格扭曲的文化。
中国权力文化的存在基础是专制制度，而专制制度的长期存在又极大程度地依赖权力文化的土壤，这是个互为依存的关系。二千余年权力文化的教化、浸淫，使中国无论是主流社会还是边缘社会各不同阶层的人群，都围绕权力而形成了一种权力崇拜的观念形态和潜意识。就是这样一个从制度到精神，到潜意识的系统，构成了它的超稳定型结构。
就是这个极权文化系统，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以其独特的完备性、保守性、顽固性。排斥着世界先进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阻碍着中国的进步。决定着一个早熟而文明程度高的伟大民族的苦难命运。
中国这个隐蔽、潜藏着的权力文化系统，是中国集权政治体制赖以存在的基础。通过前面的一系列探讨，我们已经可以给它画出一个三维动态的结构模型。它的第一层次的存在是社会生活层面的。第二层次的存在即最权威、最核心的存在，是制度层面的。第三层次的存在则是思想、精神、心理层面的。
第一层面的存在，会通过文化的碰撞、交融，以及经济、社会生活的改变而改变。当第一层面发生了巨大改变以后，会促进第二层面的整体改变。随着第一、第二层面的巨大变化，第三层面的存在也会逐步发生改变。这就是从历史文化学角度作出的可以预期的推演。
由于我们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完备的集权文化，甚至可以说是对全民族影响入骨的集权政治魔教。面对这样的现实，使我们必须对整个传统文化系统进行全面的审视，全面的批判、清理与剥离。这既不是“文革”式的鼓噪，也不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而是一种敢于直面历史和现实的态度。是全新的理性认知，是全新的整体把握与定位，其实也就是一个文化重建的过程。在这里之所以用“重建”而不是用“重构”。是因“重构”一词容易被误导为民族文化的结构调整。而结构调整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建设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新建设和重新构筑的过程。这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来完成。
文化的场域，是一个巨大的场域，它几乎包罗万象、无所不在。在这里，我只想以语言问题为例，作出一个举例分析。
语言是人类描述世界和描述自身意识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维特根斯坦说：“哲学是一场防止我们理智受到语言迷惑的战斗。”在他看来，语言和世界是同构的。那么我们所认识的世界结构就可能因为话语系统的不同而发生很大的偏差。
在我们的文化中，由于官场文化对语言表达的重视，使汉语中的意蕴更讲究“意在言外”的微妙。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形成了在表述上用“类”形式、“泛”形式以偷换概念，劫持主体的例子比比皆是。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中的语言陷阱问题，这个语言陷阱就是历代统治者不断打造完善的话语系统！在建设以普世价值为核心内容的新价值系统的过程中，解构旧的话语系统是一个任务繁重的系统工程。
旧的话语系统的迷惑，使我们可能在不知觉的过程中作伪证！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有人用旧的思维、旧的话语批判旧体制，造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现象的原因。
中国思想界二千年来传承的思维模式基本上是“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模式。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想打开新局面，无异于提着自己的头发想脱离地面！
中华民族的文化重建，任重而道远，愿有志于此的朋友们都脚踏实地的就此做起来！
2008年1月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