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3月初,我们的野外实习结束,同学们都回到了学校。离开学校半年多,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招了许多学生,我们56级只有500名学生,现在则有2000多学生了。新招收的学生半年多来都是搞劳动没有上课,大跃进学校也在九华山建了几座小高炉炼钢铁。幸好我们外出实习了,否则在校也少不了整天搞劳动。现在回到学校上课了,仍然是每周要抽出一天多的时间来搞劳动。

回到学校上课后,学校组织我们对实习工作进行总结,每个人都要在会上交流,谈感想。同学们都把在各地所见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谈了许多见闻和感想,都是赞扬之词,显然这都是说的违心话,是那种说假话年代的通病。

1959年开春以后,听说有的农村因缺粮已发生浮肿病人了。但我们生活在城市还感觉不到什么。特别是国庆十周年时,桂林市区的副食品供应还显得丰富,街市上装上许多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人们载歌载舞的狂欢,显示出市区一片繁荣的景象。

然而这种繁荣很快就变了,到了年底桂林市的各种供应就要凭票了。不但早就实行了的布票、粮票,现在又增加了糕点票、食油票、糖票、自行车票、手表票,甚至连香烟、肥皂、煤油、火柴都要凭票供应,还要说形势一片大好,实在使人无法理解。

1959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会议期间彭德怀(国防部长)给毛泽东上万言书,对1958年的大跃进提出批评的意见,有不少人同情这种意见。仅仅因此,彭德怀与王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反对右倾的运动。我们学校的校长王一民也因右倾而受到了批判。原来紧跟王校长,说王校长就“像他亲生父母一样”的校团委书记,此时则成了批判王一民的急先锋。真是落井下石,什么样嘴脸的人都有。对这样的小人我在心里十分反感。

当时共产党所控制的舆论一再为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唱赞歌,听不得任何批评的意见。作为一个学生,当时我对许多事情尚不明就里,只是现实中的所见所闻在心里产生疑惑,因为组织上常教导我们要相信党,听党的话,相信社会主义,对许多问题尽管思想上有看法,但不敢说,也未能往深层次去思考吧了。

很快到了1960年的春节,学校放寒假我回家了。回到家之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满目荒凉的景象。村里许多壮年劳力都还在外面修水库没有回来,显得冷冷清清的。往年在过年前家家户户都要忙着做年糕、糍粑、炸油果、打饼子,忙得不可开交,还要准备鸡、鸭、鱼,杀年猪,准备过年。而今这种景象是看不到了。直到过年前的三天,外出修水库的人才陆续回村。

由于当时是集体食堂,也是集体养猪场养的猪。过年了,食堂暂停伙,把粮食分给各家回去自己开伙;年猪也是生产队杀的,按人头每人只分得两斤猪肉,实在是太可怜了。我家还好些,父亲是一个中医生,多少有些猪肉及副食品之类的东西供应,我作为城里回来的学生,县食品公司也供应了一些猪肉,比别的家庭要好多了。

1月29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一,也就是农民过年之日。以往家家户户要燃放许多鞭炮,还要舞龙舞狮,走亲戚,是一派热闹的景象。而今这一切是全没有了。因为大家连饭都吃不饱,两斤肉过年,客人来了吃什么呢?老人们只有昏昏欲睡,儿童们也没有了往日的喜闹声,大人们或在做点什么家务,或是趁机好好睡觉,整个村庄实在是一片萧瑟的景象。

母亲告诉我,上个月工作队和大队干部来过,对各家各户检查,查看生产队和各家是否有隐瞒和私藏了粮食,名曰搞“反瞒产”运动,不但一些生产队的干部被批斗,我的一个婶娘有几十斤粮食没有藏好被查出来,被干部们捆绑起来进行批斗。我的一个远在阳朔的叔叔是大队干部,参加县里的四级干部会,因完不成上面规定的粮食产量任务,被诬为“瞒产”而遭到批斗。我听后心里十分难受,心想怎么会出现如此局面呢?难道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吗?

1959年的冬天和1960年的春天,全广西各地都在开展反瞒产运动。上级压下来的高指标,各队必须完成,否则就是隐瞒产量,生产队的干部就要被批斗,有的甚至被捆绑吊打,把产量按上级的要求申报了,就过关了。如此的虚假产量能不害死人吗?

听到这一切,我的脑子里茫然了。怎么我们在学校时领导上给我们说的是全国形势一片大好,而现实中却是农民没有饭吃,一些干部和群众还要挨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春节期间我们没有去走亲戚拜年,家里也少有客人来。只有姐姐带着小外甥回来了。姐姐不是外人,虽然生活清苦,一家人春节团聚,也增加一丝快意。

春节后不久我就返回学校。这是我4年来的最后一个学期了,我必须集中精力努力的学习,排除种种不愉快的见闻,完成最后的学业。

1960年的4月中旬,我们毕业班开始毕业实习了。我和班上的20多名同学被分配到273地质队实习,273队在贵县(现在的贵港市),开始我被分配在铁矿普查组工作,任务是沿贵县至黎塘沿线郁江组地层中寻找铁矿,为贵县钢铁厂找到可供冶炼的富铁矿石。我们在铁路边的山坡中寻找,都没有找到含铁高的富矿层;我们也爬到了镇龙山上,这里有较多的黄铁矿和毒砂矿,有地方乡镇企业组织农民在此开矿。这些农民工穿着破烂,硫、砷都是有毒的东西,开矿的民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饮食又特别差,民工们面黄肌瘦的,有的人眉毛都掉光了,样子十分可怜。

在沿线的农村,我看到许多村庄都是冷冷清清的,人们都显得无精打采。显然这一带是严重缺粮。我们虽然每月有35斤粮食,饭是够吃的了,但副食品供应太差,也感到十分不是滋味。到黎塘镇后,我们用地质队的介绍信到供销社联系,供销社也只供给我们一些玉米饼,别的一概没有。在那个年代,玉米饼可是上等之物了,也只有我们才能买到,农民是不可能买到的。拿着这些玉米饼,回到住地后,晚上我们就分了一些给住家的房东,他们可是高兴极了,万分的感谢我们。我们只能给这一家,还有村上的众多人家谁来照顾他们呢?想到这些,心里十分难受。

一个月后,我和几个同学被调到了平南普查组。这是我第二次到平南了。回想1958年在平南检查矿点时的所见所闻,至今尤在脑海中时时浮现。而今再次重返平南,怎不令人感慨呢?

此次到平南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砂矿的普查,地点就是沿大新到古和至六陈一带的山间平地中。旧地重游,当年千军万马大炼钢铁的景象是没有了,只见那些小高炉的残骸尚在,当年所烧出的结铁尚堆在地上,是根本不能用的废物。当年的民工们放开肚皮吃饭,而今是每人每天只有半斤不到的粮食,还要劳动,他们是如何生活呢?

到处都是面黄肌瘦的农民,无精打采的,毫无生气,劳动起来慢慢的蠕动,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干劲。许多人是挖野菜,野山芋充饥,大新、古和、六陈等地农村中都有不少人得浮肿病。农村中一片荒凉的世界,少有人走动,偶尔只有几声犬吠罢了。看到这一次,好不使人心痛。

6月底我们的实习结束,回到了学校,从7月初开始进行毕业前的个人总结,7月底就进行毕业分配了。

我被留在学校从事教学工作,并且下学期就要走上讲台上课,放假期间必须很好的准备。8月份学校就给20多名留校人员发工资了,第一次领到工资,心里自然是十分高兴的。

9月初开学上课了,我担任58级地质专业两个班古生物、地史的教学。第一次走上讲台,心里是紧张的,但上课的结果同学们还是欢迎的,我与同学们相处得较好。此时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学校每周都安排一定的时间从事劳动,主要是开荒种地,以图增加蔬菜、杂粮,补充国家供应的不足。我们教研组也种了几块菜地,下班后许多时间都要去淋水、施肥。

上课两个多月后,学校就组织一些班级的学生到龙胜县去摘茶果。龙胜是个山区,茶果多,大概因为当地农民要修水利,缺粮使许多人生病,劳动力缺乏,桂林市就组织不少学校的师生前往支援。摘到茶果后,榨出茶油来学校也可以得到一部分,这在那个困难的年代可是雪中送炭了。我虽然留在学校编写教材没有去,但不时也要搞些劳动。后来听回来的师生们说,这次去劳动是十分艰苦的,生活条件差,摘茶果爬山消耗的体力大。当地农民缺少吃的,他们更没有体力去收茶果,如果我们不去,许多茶果就只好丢在山上了。

由于粮食供应困难,我们的口粮标准也一减再减,从原来的每月每人33斤,减到30斤,现在又减到27斤,加上肉类和副食品供应少,许多教职工和学生就因此而缺乏营养,不少人患了营养不良症,有的甚至得浮肿病,我们教研组就有3个教师得浮肿病。全校有近300人得浮肿病。像我们这样的单位都出现如此情况,农村中就可想而知了。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学校一方面向市里申请一些豆类和副食品的支援,另一方面组织部分教职工专门负责养鸡、养兔子、养小球藻,企图改善师生们的伙食,以减少浮肿病人的出现。

一个学期就这样过去了。寒假我回家,与家人团聚过春节。这时家乡的粮荒越来越严重了,集体食堂解散了,各家各户重新开火,但每人一天只有半斤米,许多人就全靠杂粮和野山芋配合充饥。过年了更是一片静寂,没有一点生气。我们这个小小的山村只有100多人口,竟有几十人得浮肿病,其中有蓝耀甫、蓝耀德、蓝老荣等数人已因浮肿病而死去了。母亲告诉我,我们大队许多人去修平口水库、谢家水库,劳动强度大,又缺少吃的,一些人在工地上就饿死了,一些人在回来的路上,走不动了,半路上倒下就死了,我们大队的钟天发、潘文茂等人就是这样饿死的。多么悲惨的情景,“路有饿死骨”,我听到这些心里实在不好受,母亲还说到我家的一个堂弟,只有十岁,因饥饿难耐,一次大人们尚未回家,他把蒸好的本不属于他的那一盅饭也吃掉了,等大人们做事回来就没有吃的了,为此遭到了她母亲的一顿暴打。谁会这么打自己的孩子呢?听母亲说到这些,我沉默不语,沉入悲痛的冥想之中……不是说大跃进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么会使人没有饭吃呢?

春节是过得很不愉快的,但我们家因为有父亲和我在外面工作,没法使家里增加了些粮食和副食品,总算不致于饿死。不久我就回学校了。

新学期开始后,我被安排到野外队带学生实习。这在当时来说可算是个好差使,到野外不但每月有15元(当时可是够一个月的伙食费了)的津贴补助,而且粮食定量每月可增加至40斤,实在是一个美差。我们是带学生到栗木锡矿实习,协助270队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到野外师生们情绪好多了,吃食比学校增加了,野外心情特别好,大家都很高兴。我见到矿山的工人们生活还过得去,下井的工人还可享受到营养餐,我们跟着下井也有这种待遇。但矿山附近的农村就差多了,听说有不少农民得浮肿病,出现不正常死亡的情况。难怪在矿山经常可见一些衣服褴褛的农民(特别是老人和小孩)在这里乞讨。如果生活好过有谁会出来要饭呢?

从1959后冬以来,特别是1960年期间,不但我所见到地方有饥荒,出现饿死人现象,听说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类似的情况。1959年冬至1962年春,是全国大饥荒的时期,当年各级党的领导人说是三年困难时期。造成这种困难,这些领导人和当时的报纸、广播都说,一是由于天灾;二是由于苏联逼债;三是少数干部瞎指挥,刮共产风。党的领导干部向我们作报告就是这么说的。要我们相信党的领导,一定能克服这临时的困难;要树立坚定的信心,跟党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定能实现的。我的心中虽然有疑问,也只能听党的话了。

随着各级党的官员和媒体的如此宣传,此时的政策也做了某些调整,如允许农民有自留地、自留田,允许农民种养搞副业,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也可以拿到自由市场去卖。这一政策推行的结果,从1961年春以后,市面上慢慢有些东西卖了,虽然价格昂贵,但,人世间显得有一些生气了,确是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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