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59年的3月初，我们的野外实习结束，同学们都回到了学校。离开学校半年多，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招了许多学生，我们56级只有500名学生，现在则有2000多学生了。新招收的学生半年多来都是搞劳动没有上课，大跃进学校也在九华山建了几座小高炉炼钢铁。幸好我们外出实习了，否则在校也少不了整天搞劳动。现在回到学校上课了，仍然是每周要抽出一天多的时间来搞劳动。
回到学校上课后，学校组织我们对实习工作进行总结，每个人都要在会上交流，谈感想。同学们都把在各地所见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谈了许多见闻和感想，都是赞扬之词，显然这都是说的违心话，是那种说假话年代的通病。
1959年开春以后，听说有的农村因缺粮已发生浮肿病人了。但我们生活在城市还感觉不到什么。特别是国庆十周年时，桂林市区的副食品供应还显得丰富，街市上装上许多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人们载歌载舞的狂欢，显示出市区一片繁荣的景象。
然而这种繁荣很快就变了，到了年底桂林市的各种供应就要凭票了。不但早就实行了的布票、粮票，现在又增加了糕点票、食油票、糖票、自行车票、手表票，甚至连香烟、肥皂、煤油、火柴都要凭票供应，还要说形势一片大好，实在使人无法理解。
1959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会议期间彭德怀（国防部长）给毛泽东上万言书，对1958年的大跃进提出批评的意见，有不少人同情这种意见。仅仅因此，彭德怀与王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反对右倾的运动。我们学校的校长王一民也因右倾而受到了批判。原来紧跟王校长，说王校长就“像他亲生父母一样”的校团委书记，此时则成了批判王一民的急先锋。真是落井下石，什么样嘴脸的人都有。对这样的小人我在心里十分反感。
当时共产党所控制的舆论一再为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唱赞歌，听不得任何批评的意见。作为一个学生，当时我对许多事情尚不明就里，只是现实中的所见所闻在心里产生疑惑，因为组织上常教导我们要相信党，听党的话，相信社会主义，对许多问题尽管思想上有看法，但不敢说，也未能往深层次去思考吧了。
很快到了1960年的春节，学校放寒假我回家了。回到家之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满目荒凉的景象。村里许多壮年劳力都还在外面修水库没有回来，显得冷冷清清的。往年在过年前家家户户都要忙着做年糕、糍粑、炸油果、打饼子，忙得不可开交，还要准备鸡、鸭、鱼，杀年猪，准备过年。而今这种景象是看不到了。直到过年前的三天，外出修水库的人才陆续回村。
由于当时是集体食堂，也是集体养猪场养的猪。过年了，食堂暂停伙，把粮食分给各家回去自己开伙；年猪也是生产队杀的，按人头每人只分得两斤猪肉，实在是太可怜了。我家还好些，父亲是一个中医生，多少有些猪肉及副食品之类的东西供应，我作为城里回来的学生，县食品公司也供应了一些猪肉，比别的家庭要好多了。
1月29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一，也就是农民过年之日。以往家家户户要燃放许多鞭炮，还要舞龙舞狮，走亲戚，是一派热闹的景象。而今这一切是全没有了。因为大家连饭都吃不饱，两斤肉过年，客人来了吃什么呢？老人们只有昏昏欲睡，儿童们也没有了往日的喜闹声，大人们或在做点什么家务，或是趁机好好睡觉，整个村庄实在是一片萧瑟的景象。
母亲告诉我，上个月工作队和大队干部来过，对各家各户检查，查看生产队和各家是否有隐瞒和私藏了粮食，名曰搞“反瞒产”运动，不但一些生产队的干部被批斗，我的一个婶娘有几十斤粮食没有藏好被查出来，被干部们捆绑起来进行批斗。我的一个远在阳朔的叔叔是大队干部，参加县里的四级干部会，因完不成上面规定的粮食产量任务，被诬为“瞒产”而遭到批斗。我听后心里十分难受，心想怎么会出现如此局面呢？难道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吗？
1959年的冬天和1960年的春天，全广西各地都在开展反瞒产运动。上级压下来的高指标，各队必须完成，否则就是隐瞒产量，生产队的干部就要被批斗，有的甚至被捆绑吊打，把产量按上级的要求申报了，就过关了。如此的虚假产量能不害死人吗？
听到这一切，我的脑子里茫然了。怎么我们在学校时领导上给我们说的是全国形势一片大好，而现实中却是农民没有饭吃，一些干部和群众还要挨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春节期间我们没有去走亲戚拜年，家里也少有客人来。只有姐姐带着小外甥回来了。姐姐不是外人，虽然生活清苦，一家人春节团聚，也增加一丝快意。
春节后不久我就返回学校。这是我4年来的最后一个学期了，我必须集中精力努力的学习，排除种种不愉快的见闻，完成最后的学业。
1960年的4月中旬，我们毕业班开始毕业实习了。我和班上的20多名同学被分配到273地质队实习，273队在贵县（现在的贵港市），开始我被分配在铁矿普查组工作，任务是沿贵县至黎塘沿线郁江组地层中寻找铁矿，为贵县钢铁厂找到可供冶炼的富铁矿石。我们在铁路边的山坡中寻找，都没有找到含铁高的富矿层；我们也爬到了镇龙山上，这里有较多的黄铁矿和毒砂矿，有地方乡镇企业组织农民在此开矿。这些农民工穿着破烂，硫、砷都是有毒的东西，开矿的民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饮食又特别差，民工们面黄肌瘦的，有的人眉毛都掉光了，样子十分可怜。
在沿线的农村，我看到许多村庄都是冷冷清清的，人们都显得无精打采。显然这一带是严重缺粮。我们虽然每月有35斤粮食，饭是够吃的了，但副食品供应太差，也感到十分不是滋味。到黎塘镇后，我们用地质队的介绍信到供销社联系，供销社也只供给我们一些玉米饼，别的一概没有。在那个年代，玉米饼可是上等之物了，也只有我们才能买到，农民是不可能买到的。拿着这些玉米饼，回到住地后，晚上我们就分了一些给住家的房东，他们可是高兴极了，万分的感谢我们。我们只能给这一家，还有村上的众多人家谁来照顾他们呢？想到这些，心里十分难受。
一个月后，我和几个同学被调到了平南普查组。这是我第二次到平南了。回想1958年在平南检查矿点时的所见所闻，至今尤在脑海中时时浮现。而今再次重返平南，怎不令人感慨呢？
此次到平南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砂矿的普查，地点就是沿大新到古和至六陈一带的山间平地中。旧地重游，当年千军万马大炼钢铁的景象是没有了，只见那些小高炉的残骸尚在，当年所烧出的结铁尚堆在地上，是根本不能用的废物。当年的民工们放开肚皮吃饭，而今是每人每天只有半斤不到的粮食，还要劳动，他们是如何生活呢？
到处都是面黄肌瘦的农民，无精打采的，毫无生气，劳动起来慢慢的蠕动，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干劲。许多人是挖野菜，野山芋充饥，大新、古和、六陈等地农村中都有不少人得浮肿病。农村中一片荒凉的世界，少有人走动，偶尔只有几声犬吠罢了。看到这一次，好不使人心痛。
6月底我们的实习结束，回到了学校，从7月初开始进行毕业前的个人总结，7月底就进行毕业分配了。
我被留在学校从事教学工作，并且下学期就要走上讲台上课，放假期间必须很好的准备。8月份学校就给20多名留校人员发工资了，第一次领到工资，心里自然是十分高兴的。
9月初开学上课了，我担任58级地质专业两个班古生物、地史的教学。第一次走上讲台，心里是紧张的，但上课的结果同学们还是欢迎的，我与同学们相处得较好。此时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学校每周都安排一定的时间从事劳动，主要是开荒种地，以图增加蔬菜、杂粮，补充国家供应的不足。我们教研组也种了几块菜地，下班后许多时间都要去淋水、施肥。
上课两个多月后，学校就组织一些班级的学生到龙胜县去摘茶果。龙胜是个山区，茶果多，大概因为当地农民要修水利，缺粮使许多人生病，劳动力缺乏，桂林市就组织不少学校的师生前往支援。摘到茶果后，榨出茶油来学校也可以得到一部分，这在那个困难的年代可是雪中送炭了。我虽然留在学校编写教材没有去，但不时也要搞些劳动。后来听回来的师生们说，这次去劳动是十分艰苦的，生活条件差，摘茶果爬山消耗的体力大。当地农民缺少吃的，他们更没有体力去收茶果，如果我们不去，许多茶果就只好丢在山上了。
由于粮食供应困难，我们的口粮标准也一减再减，从原来的每月每人33斤，减到30斤，现在又减到27斤，加上肉类和副食品供应少，许多教职工和学生就因此而缺乏营养，不少人患了营养不良症，有的甚至得浮肿病，我们教研组就有3个教师得浮肿病。全校有近300人得浮肿病。像我们这样的单位都出现如此情况，农村中就可想而知了。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学校一方面向市里申请一些豆类和副食品的支援，另一方面组织部分教职工专门负责养鸡、养兔子、养小球藻，企图改善师生们的伙食，以减少浮肿病人的出现。
一个学期就这样过去了。寒假我回家，与家人团聚过春节。这时家乡的粮荒越来越严重了，集体食堂解散了，各家各户重新开火，但每人一天只有半斤米，许多人就全靠杂粮和野山芋配合充饥。过年了更是一片静寂，没有一点生气。我们这个小小的山村只有100多人口，竟有几十人得浮肿病，其中有蓝耀甫、蓝耀德、蓝老荣等数人已因浮肿病而死去了。母亲告诉我，我们大队许多人去修平口水库、谢家水库，劳动强度大，又缺少吃的，一些人在工地上就饿死了，一些人在回来的路上，走不动了，半路上倒下就死了，我们大队的钟天发、潘文茂等人就是这样饿死的。多么悲惨的情景，“路有饿死骨”，我听到这些心里实在不好受，母亲还说到我家的一个堂弟，只有十岁，因饥饿难耐，一次大人们尚未回家，他把蒸好的本不属于他的那一盅饭也吃掉了，等大人们做事回来就没有吃的了，为此遭到了她母亲的一顿暴打。谁会这么打自己的孩子呢？听母亲说到这些，我沉默不语，沉入悲痛的冥想之中……不是说大跃进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么会使人没有饭吃呢？
春节是过得很不愉快的，但我们家因为有父亲和我在外面工作，没法使家里增加了些粮食和副食品，总算不致于饿死。不久我就回学校了。
新学期开始后，我被安排到野外队带学生实习。这在当时来说可算是个好差使，到野外不但每月有15元（当时可是够一个月的伙食费了）的津贴补助，而且粮食定量每月可增加至40斤，实在是一个美差。我们是带学生到栗木锡矿实习，协助270队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到野外师生们情绪好多了，吃食比学校增加了，野外心情特别好，大家都很高兴。我见到矿山的工人们生活还过得去，下井的工人还可享受到营养餐，我们跟着下井也有这种待遇。但矿山附近的农村就差多了，听说有不少农民得浮肿病，出现不正常死亡的情况。难怪在矿山经常可见一些衣服褴褛的农民（特别是老人和小孩）在这里乞讨。如果生活好过有谁会出来要饭呢？
从1959后冬以来，特别是1960年期间，不但我所见到地方有饥荒，出现饿死人现象，听说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类似的情况。1959年冬至1962年春，是全国大饥荒的时期，当年各级党的领导人说是三年困难时期。造成这种困难，这些领导人和当时的报纸、广播都说，一是由于天灾；二是由于苏联逼债；三是少数干部瞎指挥，刮共产风。党的领导干部向我们作报告就是这么说的。要我们相信党的领导，一定能克服这临时的困难；要树立坚定的信心，跟党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定能实现的。我的心中虽然有疑问，也只能听党的话了。
随着各级党的官员和媒体的如此宣传，此时的政策也做了某些调整，如允许农民有自留地、自留田，允许农民种养搞副业，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也可以拿到自由市场去卖。这一政策推行的结果，从1961年春以后，市面上慢慢有些东西卖了，虽然价格昂贵，但，人世间显得有一些生气了，确是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未完待续）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