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人性文明，其含义是深刻的，就历史发生的主体来说，无论是个人、人场、国家，都围绕着各自的生存和发展，而他们的处境和行为，必然影响整体。人性文明，提供了一个从人类社会整体与发生主体的关系上，审视历史意义的全新角度。而这样的角度超越了个人的狭隘、人场意志的狭隘，国家政治喧嚣的狭隘。
处于人场的纷争中，沉迷在自我的意图里，固然是会困惑的。所以，人们认为人场关系的复杂，往往不在于构成关系的结构本身，而在于自身的立足点和意识的眼睛。狭隘的意识意志，先验的原则，必然会使个人、群体、甚至一个国家迷失在自我困境里。何况，国家人场在权欲集团把持下，通过媒体宣传、文化催情、行政控制、武力干预是会让人找不到北。然而，有文字以来，人类不断觉醒了五千年，改革、革命、战争其实都为寻找生命意义的通道，如若不迷惑于表面现象，那么，人们内心的“奥康姆的剃刀”也会变得更锋利。
生活在社会里，我们会迷失于各种文化的喧闹、传统道德的教条、政治口号的叫嚣，人场纷争的情绪中。犹如大海运动时发出的涛声，其实这样的声音往往只是人场运动的干吼，如若要探索人场的人性意义，还得像福尔摩斯那样，从不叫的狗身上去寻找线索。
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抑或是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等等，都不会否认人是通过群体协作而生活的事实，并且初始的人类群体，是没有国家的。透彻地说，原始人群是以生存为目的的生活人场。随着生存能力的提高，生产和利益分配发生了生活场的分裂，于是以掠夺他人利益为目的的强势人场出现。强势人场的意识意志，其实就是国家政治权欲的雏形。
原始的生活人场，不仅受自然生态的制约，更大的烦恼是强势人场的掠夺。然而强势人场的非生产性生活，必然导致对生产性人场的依赖，而生产性人场面对众多的强势人场的干扰，也会产生得到保护的需求。一方提供利益，另一方提供保护，双向的需要形成组合的独立人场，独立人场之间在彼此或者争斗、或者融合的情势下，产生了国家制度。人类社会的这一过程，无疑是意识对意志觉醒的结果，这种存在于人性深处的强势和文明的矛盾，通过人群组合，在人场中形成一统。奥尔森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提出：国家起源的流动绑匪的定居原理，正说明生命意志的强势本能，朝着智慧而动所迈出的第一步。
由分离而重新组合的国家结构，产生了家族、阶级、党派的等级层次，并形成关系上的道德观念和文化上的渲染。然而一个国家真正实质的问题，应该是法的精神和原则，以及由此产生的宪法约定，和法律对个人、人场的清晰界定。然而，人类社会的强权争霸形势，使这一根本的人性文明，淹没在强势集团的叫嚣和撕杀中。
由这样的线索，我们可以看出，国家的权欲政治，是依附在国家内部生产和生活基础上的。这样的依附，即可以起促进作用，或者偏重民生富足的蓄养，或者偏重抵抗侵略的军事构建；也可以起阻碍作用，肆意的掠夺和压迫，严密的控制和干预。然而任何的作为都对国力起正面或负面效应，国力才是政治的实在基础，在世界性的争霸的局面中，政治导向很容易偏离实际的国力基础，导致盲目的激性发展。
霸权历史演义的正是个人意志借人场力量，对周边的扩张，这样的扩张导致整个社会的人性波动。它实际反映出人性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好胜心理产生竞争意识，在非理性的基础上，它是人类畸形发展的根源；另一方面是通过战争和压迫，导致人性灾难，它的趋势就是自戕和毁灭。
显然，自戕和毁灭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精神的宗旨，如此，争霸的另一方面含义：使自己的国家更加强盛，表达出人场竞争中，人性的一个深刻的内涵。这样的内涵，不仅存在于国家精神里，也存在于人场精神里，更存在于个人的生命意识中。如若这样的内涵，在人类生存、发展的良性运动中达成共识，这才是人性文明的真正意义。在这样的文明中，个人、人场、国家形成生命意义的通道，连接整个人类社会的过去和将来。
然而实际的世界，无论是历史的过去，还是现在，人类在国际争霸的局面中、在国家内部的人场纷争的关系中，其行为导致的结果，和这样的人性文明是不一致的，甚至经常是背道而驰的。
事实证明：国家的昌盛和发展，与内部人场的活力，以及在开明的政策、法律上形成通畅，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国家的衰败，与人场凝聚的强势意志的偏激走向是一致的。一个民族或国家，开始都由于内部人场的活力得到发展，然而，一旦被扭曲的强势意志引领，最终导致了悲剧。很多民族和国家，都可以从自己的历史中，寻找庞大的专制帝国的痕迹，然而这样的帝国，都随历史的涛声而灰飞烟灭。正如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说的那样：“繁华都市的衰亡与弱小城邦的崛起，雄辩地说明了一个结论：好景从来不久长。”
从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476年我们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中，可以读到强势意志和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的关系。
古希腊的兴盛期，正是联邦之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最具有活力的时期，这样的局面使希腊联盟日益强盛，所以能战胜强大的波斯帝国的数次侵略，并产生早期人类最辉煌的文明。然而代表希腊文明的雅典，在击败波斯帝国侵略时，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的同时，也致使霸权的强势人场的滋生，在加强对各联邦的统治和对外扩张时，直接导致希腊内部的分裂，公元前431年，雅典和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使雅典惨败而告终、使整个希腊从此一蹶不振。
罗马的兴盛也和内部的政治经济有着直接的关系，公元前500年，罗马驱逐了最后一个埃特鲁斯国王，开始了独立联邦的生涯，它的政权形式，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两个执政官执行，元老院是立法机关，更主要的是罗马在征服意大利半岛时，对意大利其它民族很开明，全体人民享有公民权或者拉丁公民权，所有的人都享有人身自由，不能强征人服兵役等等。这些政策使意大利诸同盟对罗马保持忠诚。罗马的民主化进程，是罗马帝国强盛的直接原因。然而布匿战争改变了罗马的民主政治，集权专制和帝国扩张，导致了罗马帝国内部的人心涣散和经济衰败，正是这样的政权机制性毛病，最后使西罗马帝国陨落，被周边落后的高卢、西班牙、法兰克、勃艮第、西哥特和汪达尔民族长期和大规模的入侵，直至公元476年，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被逼迫退位，宣告罗马帝国的历史末日。
历史中能卷起文明风暴的，并不是一些号称强大的帝国，而往往是被列强不屑一顾的撮尔小国，这些国家在开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下，得到日益长足的发展，以至积聚的实力能让地球颤抖。中世纪时期，欧亚大陆的中心，一直在演义着激烈的争霸战争，先是伊斯兰武士的侵略扩张，后来又是突厥人和蒙古人。帝国霸权的喧嚣，没改变被征服地区根深蒂固的早先文明，反而使侵略者被他人同化，十三世纪到十四世纪初，蒙古民族的霸权历史，充分证明了这样的事实。然而，就在远离霸权的大西洋边上，一些不起眼的小国，本着各自开明的政治，发展经济实力，推动技术进步，积聚海外扩张的能量。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等，正是这样的国家，在写就世界的近代史。
强势人场从生活人场中分离出来，并通过国家制度整合社会人场，导致历史演义着文明和霸权的双簧戏。人类历史进入到近代，人们终于从历史中看到两者的融合点。这样的觉悟，沉睡在历史的长河里，蕴藏在喧嚣的革命深处，逐渐被觉醒的人引入自己国家的基本理念。要明晰地表达这样的理念，那就是人性文明。
人性文明，彻底打破了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上帝、神或者天命来决定的观念。它使人场和国家，朝着人类价值的良性方向发展，并使活着的个人，焕发出生命的活力。这一文明的历史交点，初现于辉煌的雅典，而后闪现在三大革命中：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
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雅典，由伯里克利开创的世界第一个民主政体，一直是照亮人类历史的明灯，这一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创造了早期人类最辉煌的一页，并深刻地影响了以后历史的文明走向。
英国革命，表面看来是围绕着国家权利，经历了克伦威尔专制，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导致1688年不流血的光荣革命。整个过程结合着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喧嚣，纠缠着宗教之间的冲突，发生着旧贵族与新贵族，贵族与资产阶级，以及下层不同利益集团、不同派别之间的复杂斗争。然而，通过这一革命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君主立宪政治，解决国内复杂的集团、利益、宗教和意识关系的可能性。并且，平均派制定的《人民公约》，这部纲领性文件，提出人性文明的基本原则：其一，个人是从自然界得到某些不可分割的权利，即国家和教会所不能剥夺的天赋权利；其二，一切政治权利仅仅是人民授予的。这一划时代的人文精神，照亮了处于黑暗中挣扎的人的内心。
1776年的美国革命，即理性的多，也彻底的多，它不仅给美国带来了崭新的社会局面，更使美国从200多年前一直强盛到现在，并对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美国革命的人文精神，突出地体现在由托马斯•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中，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一个国家的精神，建立在如此开阔的人性文明上，其强盛必然是久远的。
法国大革命比英国革命要激进的多，这是由法国内部，封建贵族专制的暴虐，以及国内不同阶层、不同派别激烈的纷争，国外政治力量对法国干扰形成的混乱局面。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巴黎街头的政权，就象翻日历一样不断变更。但是表达法国革命的纪念性事件，是1789年7月14日，起义群众攻占了象征封建专制统治的巴士底狱。那一天被定为法国的国庆日。法国的人文思想，在启蒙运动时，已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孟德斯鸠的君主立宪制和“三权分立”学说，伏尔泰的“自然权利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当时的大革命中，产生着深刻的影响。1789年8月26日，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宣言》，表达了大革命的根本思想：它提出了“主权在民原则”，认为 “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并且“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天赋人权，人生而自由平等，构成了人性文明的核心。它不仅为国家制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更使个人、群体的生命活力，开畅了通向整体人类光明的通道。更为实际的是，它通过宪法的实际制约，迫使强势人场朝生产和生活人场回归。使整个国家，在良性竞争中得到健康的发展。
从人性文明的政治意义来看，我们从美国可以得到验证：经由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组合的美国社会，虽然也发生过很多黑暗的故事，然而它的政治机制是健康的，所以它能通过自我反省，在各个领域里，不断作出调整。200多年来，相对其它国家，它的强盛是稳定的。有人说美国的强盛是因为军事的原因，事实上这样的观点是片面的，冷战时期，几乎把自己人力、财力都放在军事上的苏联，其实力未必比美国差，结果又如何呢？事实上，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其民心的凝聚力，都比美国强，其统治国家的经验，都比美国多，其文化积累的案牍，都比美国高，然而政治动荡也更比美国大，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也比美国小。其原因归结为一点，那就是美国的精神，它是建立在人性文明意义上的。
从人性文明的经济意义来看，我们可以得出经济繁荣的神话是人创造的，人创造经济的活力，需要得到国家制度的保障。由人性文明的精神，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不仅在权利和责任上界定是清晰的，更在各经济要素的运作上是通畅的。奥尔森在分析市场繁荣时，指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1)个人权利的有效保护及清晰界定；2)一个繁荣的市场不存在对个人财产的任何掠夺。这两点正是民主制度予以提供的，没有强势政治的负面干扰，本着公平竞争的原则，在法律上对经济权利和责任的清晰界定，保证了市场的繁荣和通畅。我们从德国和日本就可以读到，文明意义制度下的经济盛况：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与日本的经济已经完全崩溃，当时没人认为这两个国家还有复兴的可能，然而，就因为结束了强势政治的统治，在民主制度的基础上，这两个国家发生了奇迹，战后的西德与日本的经济迅速发展，很快就置身于世界最兴旺发达的国家之列。
由此，一个国家的精神原则，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命题。历史的积淀，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过早先的精神遗产，然而毫无疑问，以前的文明意义，大多都受到历史的局限，显示出狭隘的意识意志特性，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建立在狭隘的精神意义上，如果国家内部的强势人场，以一己之私去制定此类的法律和原则，无疑是把国人抛入水深火热的危机中，象这样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什么光明前途可言的。
历史是由人们面临的人场限制、生态限制、自然限制，而去寻求主动的发生，所以人类的所有文明概括地说，是三大文明：其一是人们至今还没完全实现的人性文明；其二是人们至今都没能完整认识和把握的生态文明；其三是人们还处于懵懂和幼稚状态下的自然文明。如此对历史的认识，更能清醒我们活着的人的作为。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全文完）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