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一刻,广场上所有的灯突然全部熄灭,广场顿时陷入黑暗之中,数千示威者如同瞬间掉进了无底的深渊。十三年前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幕重演了……据封从德回忆说:

凌晨四点正,广场上的灯全灭了。惊骇之中,大家感到死神在黑暗中披着一道道闪光向纪念碑袭来。(《天安门之争》)

这时,广场上的人都以为戒严部队要开枪了,据在八九民运期间担任过天安门绝食团副总指挥,时任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的张伯笠回忆道:

灯一关,同学们都以为要开枪了,所以很多同学都拥抱在一起。(《谈六四广场最后之夜》)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惊慌失措,在天安门广场熄灯之际,也就是戒严部队端枪步步逼近的时候,一个叫陈波的年轻北大教师高声喊道:“同学们,我们的身后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我们能在这里牺牲,那是我们的光荣!”(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

经关灯这么一吓,刚才还对侯德建他们前去谈判还嗤之以鼻的封从德现在也开始考虑怎样为自己找个台阶下了。当封从德拿过麦克风时,他就知道这个历史重担就交给他了,这几千人的命运现在就攥在他的手上。他如果说不撤,大多数学生也不可能撤。灯关掉后,麦克风也被关掉了,封从德就用一个小喇叭说:

同学们,我们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撤,一种是不撤。我现在看不到你们, 你们就喊好了。我说“不撤”,如果你们同意就喊同意,然后我再喊“撤”,如果你们同意撤就喊同意。我听你们那个声音大。

他当时恐怕不会想到,他正在主持一场影响至今的跨世纪表决,这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最重要的几次表决之一:

同学们,大家安静一下,这里是广场指挥部。我们现在把广场上的决定权交给在场的全体同学。现在情况不允许召开各校代表大会,我们就用喊声大小来作口头表决──我数一、二、三,然后愿意留守广场的喊“留守”;再数一、二、三,同意撤离的喊“撤离”。重复一遍,……(封从德•《天安门之争》)

到这时,广场上想逃命的人明显多了,一些吓破胆的学生领袖们此时已经顾不上最后一丝颜面了。据封从德回忆说:

这一决议虽然几乎只是由我一人主持,但作了口头表决之后,我同身边的人小声征询了几句,没有人说留,而刘光非常坚决地在我耳边催促说“喊撤的大声,喊撤的大声!”李禄也不再反对撤离。(封从德•《天安门之争》)

“其实声音大小就完全看你自己的感觉了,”前学运领袖张伯笠回忆道:

所以,当时我听他说“不撤”,那同意的声音就非常的大,他说“撤”,又有一批同意的声音也不小。 然后,封从德那时候就做了一个很明智的决定: “我是站在最高处,我听到的是同意撤的声音大,所以指挥部现在决定撤退。”(《谈六四广场最后之夜》)

但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林耀强(香港专上学生联合代表会主席)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封从德于是请全体同学立刻用口头表决:是坚守还是撤走?当时我听到“坚守”的呼声较高,但封从德说“撤走”的声音较大,决定分批撤离。

而事实上,即使不撤也无济于事了,以学生意志力,和军队清场的决心,根本不可能坚持到天亮。据前学运领袖周锋锁事后证实,“不撤”的也只能表达一种姿态,事实上,他们还没来得及撤就被军人几下子就打散了:

决定撤的当时,没有办法决定,封从德就说,我们只好通过广播决议。支持撤的同学喊:撤;支持不撤的同学喊:不撤。然后就没有办法决定,因为这样的声音谁分得清。这样大家就争吵起来,我当时是喊不撤的。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听到枪响,就看到子弹打在纪念碑上。非常快,就几秒钟之内,我就感到一个枪托砸在我身上。大家就开始散开,就后撤。很快,纪念碑三层以上就没有人了,然后被砸到,拿下。我就看到那个冷冰冰的枪口对着我,刚开始他们用枪托砸,后来就用枪口对着我们,逼着我们下去。后来我们就从纪念碑东南角,大家撤出去。(《澳洲日报》的前身《华声报》)

但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表态,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正如现场一位主张不撤的学生所言:

一,北京市民冒死堵军车,我们在最后关头主动撤出阵地,日后无颜见江东父老;二,军队不一定能够立即占领广场,只要坚持二个小时到天亮,百万市民就会涌到广场上来,我们就有希望坚持下去;而一旦撤出广场,一切便无可挽回了。(封从德•《天安门之争》)

但他不是学生领袖,只能提出两条意见,发几句牢骚,无力回天。到这时,“坚守派”也只能随大流了,但他们所担忧的两点后来都一一兑现:一旦撤出广场,一切就无法挽回了。

从学生决定撤离广场的那一刻起,八九民运的败局已定。正如鲁迅所说:

中国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单独鏖战的武士,少有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就聚集,见败兆就逃亡。(鲁迅•《最先与最后》)

六月四日四时三十分,清场开始了。在军区的统一号令下,三十八军炮兵旅、工兵团的部队和第一一二师四十二辆装甲车,共计两千多人,同其他到达广场的部队一起,由北向南进行清场。(《钢铁的部队: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黑压压的军队在步步逼近,纪念碑周围的人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见钢盔和刺刀上金属的闪闪寒光,更远处,血红色的弹道不时划破漆黑的夜空。这时,官方的大喇叭也调到了最高音量,以增强恐吓的效果:

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

与此同时,在戒严部队“打倒动乱,严惩暴徒” 以及“誓死保卫中南海”的雄壮口号声中,黑压压的军队向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带逼近。一些学生点燃了各种杂物,广场上燃起了一堆堆熊熊烈火,学生的广播已经没有人再吭气了,喇叭仍旧重复播放着雄壮的《国际歌》,震耳欲聋的歌声回荡在空旷的广场上。我于黎明前在书房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清清楚楚地听见从广场那边传来学生们齐声合唱《国际歌》的歌声,然后就是密集的枪声,在六四过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歌声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

在一盘记录撤离天安门广场最后时刻的录音带中,一开始,就听到一个男人用沉重的嗓音说:“现在时间是四点四十分……”这时,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灯突然全都亮了,把广场照得如同白昼。很多现场目击者都感叹──夜晚的广场从来没有这么亮过。这是多么熟悉的一幕啊,这一营造恐怖气氛的手法仿佛出自同一导演之手──十三年前的清明节的晚上,同一地点,也曾上演过突然开灯的一幕。

当周舵和侯德建,把白色的背心脱下来举着,就象举着白旗似的走向戒严部队时,已经正式标志着八九民运向邪恶和暴政屈膝投降。当时,与他们接洽的一个叫王剑的军队干部对轻蔑地将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以一副流氓吓唬小孩的口气威胁说:“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们再不撤,我们就不客气了!”(季新国•《清场前的谈判》•《戒严一日》)但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当曾发誓要坚持到底的学生高层得知这个带有严重侮辱性的命令时,居然都没有任何异议地就一口答应了。戒严部队指挥部对广场学生的突然做出的撤离决定同样感到惊讶,心说学生敢绝食一周,敢坚守广场一个多月,肯定都是不要命的主,怎么会如此痛快地认输了呢?

事后,刘晓波等人因此被当局认为是立了大功,因为他们起到了学生中的“撤派”和中共特务所起不到的作用。据一盘记录现场的录音带证实,他们的撤离请求在得到戒严部队指挥部首肯之后,就有人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广场上的静坐学生马上撤离,连退路和撤退的方式都指示得一清二楚:

同学们不要再争了,一定要在天亮之前决定的,我们看看便衣在南面留了个口子通道,我们希望,我们建议同学们,现在已选好了单位,马上做好撤离工作……我们有秩序地安静地从南面撤离……

难怪当时在纪念碑一带就有一个激进的北京市民大骂刘晓波是“学贼”,甚至试图揍他。

直到六月四日凌晨,军民双方都没有想到会是这种结局,学生没想到军人会动真格的,用真枪实弹对付他们,而军人也没想到:本以为离广场越近抵抗越激烈,广场最后一关一定是最难过的,加上他们清楚自己一路上犯下的血案,心说:要是我战友死这么多,一准会跟敌人拼命,所以,他们很怕广场上有枪的学生会因为同学的惨死而拿枪跟他们拼命,所以一直很警惕,枪口和刺刀都对准了学生的胸膛。

但令军方万万没想到的是,广场学生竟然非常窝囊、非常迅速地撤离了。军队便从一开始草木皆兵的状态变成了轻视和鄙视,一些军人嫌学生走得慢,就用棍棒和武器追打、驱赶他们,命令他们低下头,或者在他们头顶开枪吓唬他们,这等于是在嘲笑──瞧你们,长得跟正义似的。还有一些军人则捡起地上学生先前扔下的自卫器具──竹竿、木棍,对那些看不顺眼的学生劈头盖脸就是一通乱打,就像轰走一群癞皮狗似的。在一盘记录天安门广场当时状况的录音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听见军人厉声呵斥学生:“别动!别动!坐下!坐下!”

最后,戒严部队只开了个“狗洞”大的缺口让学生们“钻”出去,而且只给限他们半个小时的时间内滚蛋。据张伯笠回忆说:

同意撤了之后,他们留了一个很小的口子给我们,就像这个房间这么宽。当时谁也不敢先走,毕竟军队还在远方。还没有脸对脸,看着的都是钢盔。那么谁要是先走,万一一开枪,谁先走不就先被打死了吗?那指挥部的人也没办法,就只好先走了。(《谈六四广场最后之夜》)

此刻,戒严部队已经完全把学生当敌人来对待了:

指挥部的人排成一排,包括保护指挥部的同学,也就是从北京体院的保护几个负责人的同学,叫做纠察队。第一二三排都是后来共产党钦定的重要犯人,我想21个学生领袖中有4,5 个都在那边。 所以当时我们第一排出来迎接军队的时候心里打鼓,咚咚咚直跳。解放军的枪口都对着你,那里面都是子弹啊,那机关都上上了,手一动就扫射了。(同上)

据刘晓波称,当他试图折返纪念碑一带找回自己的护照时,遭到了一名戒严部队士兵的蛮横阻拦。这个士兵像训孙子似的喝斥道:“都什么时候了,还要护照,不想活了!”可见,直到这个时候,刘晓波都没有看到事态的严重性,还当在中国争取自由和尊严只是场游戏,心说你们玩赖,咱不跟你们玩了不就是了?看来,这个当兵的都比他们活得明白——在中国,想从党中央手中争权夺利是一件要命的事情。

天安门广场在十三年后再一次流下了抗议者的鲜血,当国家最高决策者的权力得不到有效节制和约束的时候,国家和个人的悲剧就会不断重复上演。曾经以批判个人崇拜、发起经济体制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为旗帜而登上权力颠峰的邓小平,制造了又一个天安门事件,而且其凶残与血腥是他的前任毛泽东所望尘莫及的。曾经为他复出而走向天安门广场、走向西单的北京市民以及曾经打出“小平,您好”横幅的大学生以为邓小平会倾听他们的呼声,而回答他们的却是高高举起的屠刀。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九日

(未完待续)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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