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邦发:最后的广场【广场五】

六月四日零点以后,广场方向传来的零星枪声几乎没断过,并时不时传来阵阵密集的枪声,记得有一轮机枪的扫射时间特别长,估摸着有一分钟左右。我彻夜未眠。

在6月7日由袁木、张工等人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上,官方一再强调说,在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打死一个人,没有用坦克、军车轧死、轧伤一个人。众所周知,在学生主动提出和平撤离广场之后,示威学生再没给军队留下任何杀人的理由和借口。这是军队对广场学生的镇压相对来说没像北京其他地方那样凶狠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借机想给世人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即只要你乖乖听话就不会有危险,而事实上,即便是乖乖听话呆家里的也有被军队乱枪打死的情况发生。当时整个北京城都在“格杀令”的范围之内,任何一个手无寸铁的平民,无论在哪里被戒严部队枪杀都属于同一个性质。所以说,现在我们与中共当局就这一点进行争辩不仅意义不大,而且还容易被其引入歧途。但从了解真相的角度,广场上到底有没有人被流弹、跳弹击中仍然值得探究。

关于广场上的学生伤亡情况,当时的一些海外媒体,特别是台湾媒体普遍夸大其词;至于民间的说法,也是道听途说或是想当然的居多。

从6月3日深夜一直到6月4日清晨,有几个来自香港的大学生一直在天安门广场一带活动,他们从第三方的角度亲眼目睹了整个事件的大致经过,由于他们既无秋后算账的顾虑,也无争权夺利的奢望,故而他们的回忆不会掺杂太多的个人恩怨,相对来说是较为客观的。

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生林耀强当时是香港专上学生联合代表会主席,我们可以从他的一段现场回忆中了解到当时天安门广场的大致情况──

六月三日晚,我们已觉得事态不妙,便弃了传真机,再在北京饭店烧毁一切文件和名单。十时许,我和李兰菊、陈清华和陈宗彝等到天安门广场去。我们先到指挥部,见到柴玲、封从德和李录等人,黯然握手道别。跟着,我们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第二层探望侯德健和刘晓波等人。不久,广播台传来有人被打死的消息,吾尔开希在广播站激愤地说了几句话,随即晕倒,给抬走了。

大约凌晨一时,我与程真、李兰菊、陈清华等离开指挥部到广场西面去。在那里,我们看到一辆装甲车高速冲入人群中。气氛即时紧张起来。各人立刻拉栏杆设路障,那辆装甲车回头又向人群冲过来,简直是冷血谋杀。

之后,我们走到历史博物馆,坐着与距离三百码左右的军队对峙。李兰菊走过去与军人谈话,陈清华则于二时左右到广场拍照,给军人发现,脚、腹被殴,照相机也给打破了。他回来告诉我们,我便和程真去看,却看到一队军队由西面冲来,沿途不断向地上开枪。

一辆公共汽车忽然冲向军队,没有伤人便停下来。邹凤梅在西长安街看到两人由车后跳下,立即给射杀了。我看到士兵打破车窗,将司机拉下,用枪柄狂击。看到的人都很愤怒,他们冲上前救助,却给乱枪击回,不少人在枪声中倒地。一名工人冲上前,掷出玻璃瓶,击中一个军人的头部。跟着响起两下枪声,那工人抱着腹弯下身子。我们立即跑去把他抬过来,早已软作一团,鲜血像水龙头的水般从背后涌出。只看到他两眼翻白,死了!我和程真的手都染满了血。

我和程真回到历史博物馆。李兰菊刺激过度晕倒,陈清华便扶她到临时救护站去。

我和程真走到纪念碑的最高层,那时已近凌晨三时。我看到柴玲、封从德、李录、梁二、马少方等。我跟他们拥抱、握手,生离死别的感觉填满胸间。他们要我立刻离开,好好回到香港将事情告诉天下人。我说,我也是中国人,跟你们一样;他们便不再说什么,让我留下。

凌晨三、四时,广场的灯突然熄灭。一位男同学把汽油浇在自己身上,立刻给其他同学捉住了。广场上经常放着几桶汽油,准备随时制造汽油弹。

大约四时,广场四周亮起了强烈的射灯。封从德向大家说:我们要坚持和平而非暴力的请愿,请各位同学交出全部武器。大家服从地将木棍、铁枝等交出来。希望军队看到,不忍加害。

这时四位绝食者跟军方谈判回来了。他们说军队要在天亮前清场,劝我们不要作无谓的牺牲,由东南面撤走。

封从德于是请全体同学立刻用口头表决:是坚守还是撤走?当时我听到“坚守”的呼声较高,但封从德说“撤走”的声音较大,决定分批撤离。

封从德的话才说完,便有几个军人冲上来,木无表情的向天开枪。程真原不愿走,但我拉着她就跑。有些同学也不愿走,军人就用枪柄打他们。

我们到了纪念碑第二层,听到枪声一响,一位同学就跪在地上。其他同学拉着他走。

走到底层,我们在较安全的石碑后停下来。程真说要看到所有人撤走后才走。这时上层和第二层已尽为军人占据。

我拉着程真由东南方撤走。北面传来一阵歌声。军队开始向群众开枪,前排的人纷纷倒下。人群急速散开,互相践踏,场面非常混乱。

学生撤走时,有人大叫“血债血偿”、“把怨恨埋在心里”、“我们一定再回来”。那是悲鸣,但那是多么豪壮的悲鸣!

我回望广场。整个广场已给军队围住,再也没有通道进去了。我看到场内冒起阵阵黑烟。焚烧的可能不单是营帐。 

……

在林耀强的记述中,“军队开始向群众开枪,前排的人纷纷倒下”这句一定会被人质疑。但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当时人们一听到近距离开枪都会条件反射式地趴下,至于军人的枪口是否抬高了一寸,隔着众多慌乱学生的林耀强哪能分辨得清?他只能看见军人的枪正对着他们这个方向开火。事后证实,这是军人奉命向纪念碑上的高音喇叭射击,枪口仅仅抬高了一点点,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跳弹很有可能击中纪念碑基座附近的学生,事实上就有学生因此中弹受伤,没有被击中要害只不过是因为运气好。当时,封从德就在喇叭下面,他回忆道:

点射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十几分钟,目标主要是纪念碑上安置的高音喇叭,这些喇叭离我们头顶不足一米。(《天安门之争》)

而另一个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陆德泉所看到的主要是广场以东的镇压情况。陆德泉是我父亲的好友,1987年夏天曾在我家小住,我从他那里看到了与1987年元旦天安门学潮有关的一些报刊影印资料,印象很深。他回忆说:

六月三日晚,我来到天安门广场。广场颇为平静。十时许,严家其和他的妻子高皋应邀到天安门民主大学致词。我听了一会,转身走到指挥部的广播站,听到消息说群众成功地将军队堵截于安定门外。

十一时左右,枪声分别由人民大会堂和新华门传来。跟着陆续有伤者被送到救护站;一位同学送到救护站时已经死了,有人为他念一首诗,说他是死在天安门的,他的血不能白流。

广场的气氛渐趋凝重。广播站呼吁同学聚集到纪念碑周围。有些同学拆了营帐,拿着木棍和竹枝聚集在纪念碑下。但有些同学仍在帐内睡觉。

我留在广场上看事态的发展。我看到一辆装甲车好像是撞了人,被迫停下来。人群围上去,开始打车、砸车、烧车。后来听一位同学说,车上的士兵走出来,被人围殴。一位香港同学试图保护他,也给打伤了。

我退到北京饭店外,看到板车来来回回,车上载着伤者。由于长安街有公共汽车堵塞,救护车不能开进广场,板车便将伤者送到北京饭店前,再转到救护车上。板车每次三部,我看到来回了二三十次。

四时左右,枪声特别频密。群众不再像先前那样退了又进,而是急速地后退。情况非常恶劣。就在这急退的时候,我前面的一个少女尖叫一声,便即倒下。有人将她扶走,我看到地上有一滩血。这时大约是凌晨四时半。饭店外的人很少,人群都聚集在王府井与长安街交接的街口。

我返回饭店。五、六时左右,由记者房往外望,看到不少坦克、军车等由东驶来,拦截的公共汽车给撞断了。很多群众躲进行人隧道。我看到隧道内有黄烟冒出——是军人向群众投掷催泪瓦斯吧?

可见,即便广场上的学生选择和平撤离之后,军人仍在纪念碑附近使用了暴力,除了用枪柄砸、鸣枪恐吓之外,极个别士兵甚至向人群开枪(有纪念碑基座上的弹痕为证)。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可靠证据能够证明那一带确有不幸者中弹身亡。

至于整个天安门广场,按事后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的说法是:没死一人。但我想问:天安门广场应该以哪里为界?如果一个中弹的学生或是市民正好倒在分界线上又该怎么算?是不是只要军队把学生赶出天安门广场那道界线就可以大开杀戒?6月4日早晨,同样是来自广场的一批学生,当他们撤离到离广场不远的六部口时,就遭到了枪击和重型坦克的碾压,十一人当场死亡,一些尸体支离破碎,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方政就是为了救一个女同学双腿被坦克齐根压断。这是一起已被很多人和图片证实了的屠杀事件,当时清场已经结束,戒严部队大获全胜,而这场毫无必要的六部口屠杀比清场时在天安门广场杀人的性质还要恶劣得多。

当局的这番说辞显然是想为这场非理性的屠杀抓到最后一根合乎情理的“稻草”,但这种狡辩不仅毫无意义,也是站不住脚的。经丁子霖女士调查后证实:在广场南边“毛主席纪念堂”附近遇难的有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戴金平,在广场北面升国旗处遇难的有中国人民大学东欧苏联研究所的双学士程仁兴。我父亲的一个研究生曾经亲眼看见在学生被军队驱离广场的过程中,一名女学生因紧张或是恐惧瘫软在地,然后被慌乱逃散的人群践踏而过,恐怕凶多吉少。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吴仁华还在广场上亲眼目睹了一出惨剧:

在逃离过程中,我亲眼看到坦克冲进来,碾压帐篷(学生绝食住的),碾压学生,这样压进来。其中一个学生爬到帐篷上挥舞一面红旗,大家喊他下来他不下来,最后连帐篷连他人被坦克给碾压了。坦克又开到纪念碑前最西面把一个铁旗杆给撞倒了。(《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

另一位身处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的现场目击者也看到了这一幕,她亲眼目睹一排坦克从南往北一路朝纪念碑一带碾压过去,一位宁死不屈的学生爬上帐篷顶,不停地挥舞红旗,直到人连同帐篷一起被坦克碾压。

事后,有人坚信,当坦克和装甲车在广场上碾压帐篷时,有些学生还在帐篷里睡觉,因此被活活轧死。但这一点至今无法得到证实。当晚确实有不少学生因为连日来极度劳累、疲惫,仍在帐篷里酣睡,正如陆德泉所说:晚上十一点左右,有些同学仍在帐内睡觉。前“工自联”领袖韩东方也证实说:6月3日那天晚上十点半左右,他就在帐篷里睡下了。但军队开枪之后,这些人已不可能还睡得着了,即便有睡着的也被人叫醒了。韩东方就是在当晚11点半枪声大作时被人唤醒的。(韩东方·《无法忘记的夜晚》)吴仁华也证实自己从帐篷中强行拉出了两个睡眼惺忪的学生。(《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包括戒严部队也在装甲车碾压前检查过帐篷,当然,他们的主要目的倒不是担心有学生在里面,避免误伤,而是想搜查出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如枪支、弹药、文件等,据吴仁华称:在中共当局为“六四”事件制作的题为《北京风波真相》的纪录片中,就曾提到在学生队伍被迫撤离之后,有一名叫吴斌的学生在帐篷里被军人唤醒。(《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综上所述,我个人认为,学生睡在帐篷里被坦克或装甲车轧死的机率非常小。

“六四”之后常有人问:假如当时学生坚持不撤,后果会是怎样?毫无疑问,因为有那道疯狂的限时清场令,而解放军一个个又立功心切,可以肯定地说绝对是暴力清场,如果这时有学生胆敢自卫,个别杀得性起的官兵绝对会对他们开枪。学生到这时还想享受两人一个抬出广场的待遇?门都没有。除非一种情况,那就是戒严部队一路兵不血刃抵达广场,提前对纪念碑一带的静坐学生形成合围之势,在有充裕的时间,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以常规方式武力清场还有可能的。所以说,如果仅仅从“贵己”、“重生”的角度上来说,学生们无疑做出明智的选择;但从“舍生取义”的角度上来看,学生们绝食以来所赢得的“尊严”荡然无存。

六时二十五分,天亮了,血红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迎着血红色的晨曦冉冉升起,古都北京迎来了历史上最血腥的黎明。此时此刻,密密麻麻的坦克、装甲车已将天安门广场围成了一个“铁桶”。一个多月以来,每当太阳初升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从没有中断过,在广场上静坐的学生们维护交通秩序,维护公共治安,维护广场的清洁卫生,但历史上最理性的和平示威还是遭到了血腥镇压。

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地,一些有早上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习惯的人听到了一则可怕的消息。这是第一则以中国官方电台的名义向全世界发布的“六四”新闻,这位伟大的中国播音员用自己写的英文稿向全世界透露了刚刚发生在北京的大屠杀。而这段代表着人类良知的电波将永远铭刻在人类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世界文明史上:

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悲惨的事件。几千名民众,其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市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向市中心推进的过程中杀害。在被害的民众中也有我们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同事。士兵们驾驶着装甲车,用机枪来对付千万名试图阻挡他们向前推进的本地市民和学生。当装甲车强行通过之后,士兵们仍然肆无忌惮地向街上的民众扫射。据一些目击者说,有些战车甚至撞向一些犹豫不前的步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切悼念在这场悲剧事件中遇难的人们,并呼吁所有的听众与我们同声抗议这一严重违反人权、残暴镇压人民的行径。

而他通过电台所播出的最后一句话化作了永不消逝的电波,在文明世界的上空久久回响:

由于北京正处在非常时期,我们无其它新闻可向您报导。我们恳请您的谅解,并为您在这最悲惨的时刻与我们在一起而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全文完)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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