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六年六月三日）
岁岁夏华，年年哀思，又到六.四。
时间能使岩石都衰老，语言也因十七度春秋变得干枯而苍白。再次讲述重复了十七年的痛苦和悲愤，似乎会亵渎某种圣洁的情怀。痛苦和悲愤也因此变成一种艰难——比从骷髅眼眶的黑洞深处找到希望之泪还要艰难。
有人继续顽强地要求本应因六.四反人类罪行接受审判的暴政为六.四平反，尽管那种顽强已退化为对暴政的病态的依恋；有人继续在死难者灵前亢奋地炫耀他的忏悔和谦卑，尽管炫耀的亢奋中，忏悔已变做掩盖其昨日卑鄙的遮羞布，而谦卑则涌溢出近乎歇斯底里的猥琐；有人继续试图利用哀悼六.四之机为自己迎来“全球主祭”之类的浮名虚荣，尽管这种丑陋的努力可以使惨白的石灰石都因羞愧而呈现出紫红。
忘却生命的神圣感，心灵便丧失纯洁；肮脏的心会侮辱一切高贵的精神，而想要沐浴净洁的风，只有走向尘世之外的意境。于是，便有暴风雪涌入我的生命哲学之中。那漫天飘落的飞雪掩埋了六.四悲情，我将在茫茫雪原上踏出一行孤独的足迹，听从狂风的召唤，到天际之外去追寻雷霆的神韵，追寻可以净化万物的烈焰。但或许，我只想追寻北京大学自由之魂的遗迹。因为，那也属于我生命遗迹的一部分。
暴政是自由精神的墓地。中共建政预言着北京大学自由精神的可悲宿命。林昭的惨烈命运正是北京大学自由精神的人格象征。“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大学更堕落成暴君的佞臣。
然而，自由精神是坚硬的，因为，她与人性最深沉的心灵渴望一致。只要民族的心灵还没有完全死于暴政，自由就总是有希望的，哪怕是被封闭在重重铁幕之后的希望。
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坚守思想宽容的理念，为北京大学自由精神的复兴，提供了一次短暂但却可贵的机会；一群北京大学的青年教师，则构成这次自由精神复兴的生命根据。
这个辉映着未名湖波光水影的青年教师群体风华绝代，俊逸倜傥，才情如瀑，文思如泉。他们相信历史是由坚硬而智慧的意志所创造；他们心中燃烧着创造性思维的激情；他们以生机蓬勃的思想足步，试图引领中国的命运走入理想主义；他们认为诗意比利害权衡的理性更有资格主宰时代的精神；他们欲以自由思想之锤，叩响真理之门。这个群体中我至今尚能记起的名字有张炳九、张来武、孙立平、陈坡、李书磊、齐海滨、曹文轩、余习广、刘伟、徐友军、钱力、牛大勇。那个时期的意志活动值得被北京大学的历史记住，尽管现在其中有些人已经背叛了北京大学的自由精神。
北京大学校园内，从课堂到学生社团的讨论，从学术讲座到师生的聚会，奇思异想之观念星光灿烂，特立独行之思想异彩纷呈。北京大学自由精神复兴大潮洪波涌起，未名湖上激荡着属于大海的思想狂澜。一时之间，人们似乎感觉到某种象征中国伟大命运的高贵文化精神正在思想自由之中孕育。
青春的生命对两项精神意境最为敏感，即美与自由。正是思想自由为八十年代中期后入校的北大学生的生命，注入精神朝霞的神韵：少女明眸皓齿间，有理想的晨星灿烂；少年的英俊秀丽处，有思想的春花怒放——这一批北大学生的生命风格似乎在预言，高贵而美丽的中国自由知识份子人格即将诞生。
教师是青年俊杰，人中龙凤，学生是少年华彩，丰神俊朗。于是乎，师生连袂，或携烈酒于梁任公墓前，重醉“少年中国”之梦；或踏瑞雪于未名湖畔，期盼民主中国与腊梅一起盛开；或揽金风于香山之巅，唯愿漫山红叶预言自由中国的降临。
暴政悖逆，山摧地陷。自由之理想，魂断于烈焰烧焦的夜空；民主之梦境，破碎于血浴之长街。
六.四之后，当局指北京大学为动乱之源，挟血洗京城之暴虐，肆意摧残北京大学的自由之魂。那一批青年教师星流云散，水尽石枯。那一代学生，少女朱唇华颜依旧，只是双眸间凋残了自由之诗的灿烂；少年风流俊秀仍在，只是神情间枯萎了理想主义的崇高。创造高贵而美丽的自由知识份子人格的希望，也随之香销玉陨。
对于我，六.四之后的北京大学乃是秋风萧瑟的墓地，墓穴中埋葬的是我生命中最美好岁月的残骸，陪葬的唯有一枚红叶，两行清泪。
岁岁六.四，魂归北大；今年六.四，梦萦燕园。满眼但见衰草如蓬，枯叶遍地，狐走鼠窜，一派荒凉。但我却不愿撕裂梦境，直面现实。梦境荒凉，尚可自持；现实中之北大，污浊之物欲横流，卑俗之贪欲烛天，远思即已痛绝，又岂堪近观。
六.四乃中国之大殇，国人可有痛楚千种，哀恸万般。今年之六.四，我独悲北京大学自由精神之湮灭，并洒酒祭之。只是不知当年灿若星群之校友与学生，可还有一、二愿与我共祭自由之魂？
思想至此，悲怆至极。但是，在那高入云空的悲怆之巅，有坚逾铁石之意志向苍天宣示：冬雷震震，夏雨雪，山无棱，天地合，乃敢忘却对自由的永恒之恋。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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