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体制依赖的是什么路径?这是个很难真正说清楚的问题,大家都能感觉到它有非常复杂的背景,的确具有太多的中国特色。

笔者以为从根子上挖掘是它深厚的文化背景,依赖的是权力拜物教传统的集权文化路径。这种权力拜物教的集权文化首先是从“千古一帝”秦始皇发端的,文化是体制的土壤,什么样的文化会产生什么样的体制,所以二千多年后还有人自我标榜为“马克思加秦始皇”。这种符号式标榜的意识形态、文化和体制的内涵都已尽在其中。

秦皇赢政依靠法家人物韩非、李斯的帮助建立的皇权体制,是一种高度大一统的集权体制。高度大一统和集权是其核心的结构,高度威权的皇帝和下面各层级官僚组成的严密官僚体制构成了它的核心,不打破这个核心结构,你就休想撼动它、终结它。即使由于危机集中暴发导致崩溃,只要没有一种为广大人民所接受的新权力结构来代替它,后来者必然会将权力结构重新集结整合成高度大一统。一旦一个新的高度大一统体制来临,就是一个新皇朝的来临,不管最高统治者是不是叫皇帝。这是中国千古不变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文化机制。

“赢政也者,赢者通吃政治之谓也”,这种政治体制是依靠“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元规则支撑的。凡是依靠枪杆子打出来的政权,必然信奉“赢者通吃”,这是人类的天性使然,所以至今中国仍然是赢者通吃,其他人要吃一点,需要通过“赢者”的施舍与让渡。

秦王朝的“二世而斩”是因为其过于暴虐和没有一个糊弄人的道统。汉武帝刘彻悟到了这一重要缺陷,因此委托董仲舒完善了神学化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一个以儒教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学道统体系。这个儒教已不是孔孟儒家的儒学,而是一个类宗教体系,其崇拜的对象是一个活的自然人——皇帝。从此中国的传统社会就进正式入了一个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正是这种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模糊了“凯撒”和“上帝”的角色定位。政治和宗教概念漫漶不清,使中国的政治黑暗期比欧洲的千年中世纪政教合一时期还要漫长,历史的长夜就是这样形成的。偷换和模糊概念的把戏被历来的专制统治者玩得得心应手、出神入化。而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应该成为“社会良知和头脑”的知识分子也懵然猜不透这种把戏。

宗教角色是人类社会精神领域的角色,是人类精神上、信仰上的一种皈依。“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最核心的内容是政治与宗教严格分离。类宗教的意识形态却因其类形态而难于进行这种甄别、这种分离。但是这种分离对于现代政治却是如此重要,严格的政教分离是对政治权力制衡的重要内容。政教合一是一种极权结构,要终结极权政治,就必须严格的政教分离。

中华民族的文化中,政治和宗教的角色却始终模糊不清,最适宜于打造一种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儒教也好,马教也好,或者以儒教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也好,其目的都是利用这种类宗教的意识形态来充当宗教的角色,来作为一个社会的信仰皈依,作为一种精神家园,其核心秘密是为了打造一个极权的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

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是一只巨大的篮子,只要有了这个核心结构,一切都可往里装。皇权体制、儒教文化、专政理论、斗争学说、泛政治化哲学尽管往篮子里装,这就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最核心的秘密,其所有的路径依赖都由这里发源。这也是中国始终不能建立起一个清晰的政治体制和形成一种良性和谐的社会形态的根本原因,只要这个思想理论问题不能梳理清楚,中华民族就仍只能在文化传统的历史泥坑中挣扎!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深厚的集权文化土壤,当近现代的泛政治化的国家主义极权意识形态被引进中国以后,中国新的政治体制发生了许多微妙的变化。国内民粹主义思潮在国际民粹主义潮流的引领下,完成了一个由集权结构向极权结构的转变过程。

其最主要的中国特色是:东方的国家主义有比纳粹国家主义、苏维埃国家主义或伊斯兰国家主义更深厚的文化土壤,因此一旦生根便更其根深叶茂、生命力顽强。马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之所以能被极权政治所亲赖,其核心秘密是它适于充当一个类宗教的意识形态角色。因此东方国家主义用马教替代儒教充当类宗教意识形态来催眠麻醉人民,实在是驾轻就熟的一件事。而到了当下马教的迷幻药性已面临世界性破解,当此之时,这个类宗教的角色便只能转用文化来充当。

这就是当下大建文化工程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会有教师爷要跳出来高叫“国家意志下文化集成”的原因。为什么没人提“人民意志下的文化集成”呢?那是因为有了真正的人民意志,就不会有大规模文化集成的行为。文化是自然形成的东西,一旦大规模集成制造,那肯定是另有图谋,制造的也必然是伪文化、假文化,是文化垃圾。不是有人说“西方人是以宗教为宗教,中国人是以文化为宗教”吗?要的就是让文化充当宗教的角色!为的是顺理成章继续维持一个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

有了这种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推行泛政治化思维,统管思想精神领域,由高度极权的政治体制掌控政府、掌控教育、掌控舆论、掌控经济,从而全面掌控社会各领域都成为顺理成章的事。通过泛权力化、泛行政化、执法产业化、公共领域泛市场化达到全面的权力市场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这就是对“赢者通吃之政治”的最好注解。

时势发展到当下,社会经济大变化的潮流造成文化大碰撞、大冲击,权力拜物教文化在极权体制下尽情地演绎出一轮“赢者通吃之政治”的历史浪潮。巨大的贪腐潮流上演了一场奢侈淫糜的“中华艳情岁月”超级大戏。虽然原有的统治思想资源已被社会经济的浪潮解构得支零破碎,但体制的内在逻辑仍在极力支撑,形成的“自说自话、自认自理、自行自事”的状态已经只能自欺,不能欺人。而社会矛盾的高速积累,危机的多发却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当此之时,原来路径会将社会引向何方不是已经很明白了吗!

200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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