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接受的教育中,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人类所特有的,意识意志主动发生的历史过程中。我们的困惑,来自于对这样的事实茫然无知,而使自己的生命的兴奋,由着人场限制,被阻隔,被歪曲、被抑制、被引入歧途。而这样的根源,直接因为狭隘的强势人场的意志需要。它们一直试图采用误导、教育、控制、改造、杀戮等手段,将我们自然的本性,抑制在生命的最低阶段,从而,为着他们的权欲,把我们变成被发生的力量。于是我们失去了生命的积极本性;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方向;失去了自身生命的历史坐标,总之一句话:丧失生命意义的通道。

无论从历史来看,还是现实世界来看,我们深深地误入了人性邪恶的陷阱。循着人场的旋涡,我们的大脑以前装着:皇上、官员、名门望族、读书做官,三纲五常等等的垃圾;现在只有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党、革命、阶级斗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等等的空概念,然而,我们实际的生命意义,却淤积在狭隘利益的泥潭中,从古代家国帝制的泥潭,到腐败官员的泥潭;从袁世凯的泥潭,到军阀割据的泥潭;从将介石的泥潭,到毛泽东的泥潭。我们走出来了吗?在帝王专制的年代,我们的生计和灵魂,捏在腐朽的皇帝和腐败官员手中;在世界性的战争年代,我们的民族、民生、民权被世界列强和军阀、党派们分享了,在和平年代,我们的生命意义却陷进了权欲政治角逐的丑陋中,乃至到了今天,我们的天然生命仍找不到坚实的律法保障,我们的言论自由,仍没有一个公正的社会平台;我们的切身利益仍得不到法律的强有力的保障。我们渴望人性地生活,而现实迫使我们在昧着良心的活动中残喘;我们向往有意义的生命,却淹没在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叫嚣中。

难道我们的大脑,真的需要这些非经验的概念来充实?难道我们的实际生活非得需要受到强势集团的“保护”?通过整个中国历史变迁,通过历史中很多个人的生命奋斗,诸如:孔子、范仲奄、孙中山、林昭等等,我们发现历史变化的实质,其实是人们在寻找或建立一条人性的通道,这条通道的根本含义,就是个人通向群体,国家、民族、人类、生态、宇宙的经验坐标。

实际的世界史一直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人场活动形成国家的历史走向,经历世界性的国家争霸悲剧后,最终形成和平的竞争,现在全球的国家之间差异,很明显地看出一个规律:强盛的国家,它的国家理念是定位在全人类的基础上的,并在人性文明意义上,通过坚实的立法制度,建立了个人生命的经验通道,而落后的国家,一般都在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宗教意识的极端叫嚣中挣扎。另一方面是由意识意志不断觉醒的人类文明走向,当我们连接世界文明的所有意义,会发现其过程是经由个人通向群体、民族、人类、生态和宇宙的,事实上,人类文明的历史,开始是分散在地球各地的部落人群,在对局部人场、局部生态、局部自然的不断觉醒和冲击重组后,形成的普遍的意识,直至我们现在产生的人类、地球、生态、宇宙的统一认识。随着人们对地球生态和宇宙活动进一步的意识觉醒,民族和国家在人类意义上的共生理念,必将成为普世的价值观。

然而我们打开中国的历史,发现其走势却要狭隘的多。自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初步的国家和民族意识后,中国的历史一直处于“坎陷”的狭隘挣扎中,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区别,只在于“坎”的艰难曲折和“陷”的深浅大小。在历史的人欲和人治的浓疮延续下,个人的生命通道越走越窄,天然的性格由着强势的需要,演义着生命的无奈悲剧和丑陋喜剧。经由这样的权欲历史洗礼,中国人犹如井底之蛙,生命陷入政治和经济的困扰中,意识被捆绑在道德、文化的十字架上。中华民族的文明意义,从来没超越过民族范围,在坎坷的历史垃圾中,好不容易被整理出来的“四大发明”,被当作美饰民族和自我的标本,没人去深刻地思考:文明的创造和发现,是人们的意识意志自然觉醒的过程,它需要更开阔的人性文明的国家理念,需要国家制度的坚实平台。每一代强势集团,霸占着个人通向人类文明的国家制度的桥梁,口中乱飞着“爱国、爱民族”的吐沫星子,手中横着听任权欲使唤的制度屠刀,把中国人民的真正智慧,阻隔在他们设置的权欲陷阱里。所以,在专制政权下的中国人,由意识激发的文明理性思考格外消极,由情绪激发的民族自尊心格外高涨,这样的特性造成中国的历史也就格外血腥。

民族的强盛与民族的意识意志觉醒程度有关,而这样的觉醒,在历史中永远是一个过程,世界历史证明,人类的意识意志,从来不曾显现过终结的“真理”或者“主义”。早期在原始生态下,中原土地上生活的部落人群,并没有中华民族的概念,部落人群的意识坐标,都放在严酷的群体生存经验中。正是人们的意识意志觉醒,使某个部落建造了遮风挡雨、抵御野兽侵袭的窝巢,使这一部落人员兴旺,生存能力强盛,并产生对周边部落的影响。以后发生的部落和部落或联合或战争,事实上是一种自发的竞争组合,随着意识意志的觉醒,生产和生活能力进一步提高,人场组合进一步扩大,自然形成了国家制度。而国家与国家间的联合和战争,产生了民族意识。显然从部落到国家再到民族,是早期人类自发的活动。这样的活动过程,无疑形成了更有活力、更宽广的,生命在国家和民族意义上的通道。而在人类历史后期,更大规模的国家联合和战争过程,自然产生整体人类的意义通道。部落与部落,国家与国家,无论采取联合的形式,还是战争的形式,都是建立在各自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上的。从这样的意义来说,早期强势人场表达出人类生命力的征象时,是有积极意义的。正是这样的意义,产生了个人、群体、国家、民族、人类的人性通道。而今,在世界一体化趋势下,如若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意识意志,还处于民族坐标中,而内部肆行着人场的野蛮恶斗,显然是没有前途的。

人类群体都是由个人来连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这世界不存在非个人连接而形成的民族或国家。并且,个人的群体本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早期在森林里生活的人类,就表现出个人的群体本能,严峻的生态环境,脱离群体的个体是没出路的,更何况个人的意识觉醒是在群体生活中产生的。然而部落人场在向民族、国家、人类的连接中,历史显示出强烈的排斥性和高度的激情凝聚,演绎出激性霸权的战争。在个人极端欲望的迷醉下,在杀戮成性的高涨热情中,历史叙述的恰恰是这样的个体毁灭,以及由于他的行为造成群体的人性灾难。个人的这样的特性,正说明人性狭隘的本能意志在意识理性中的挣扎。然而历史又叙述着人性的开明的一面,一个国家能产生激发整体人场生命热情的开明制度,这样的民族和国家必然兴旺和强盛。这样的历史事实,揭示出人性通道对个人、群体乃至民族和人类的意义,这正是人心所向的趋势。

个人、群体、民族的困惑,无非是生命意义的通道被阻塞。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围绕着吃喝拉撒淫和感知行思悟,个人的生命必然引向生存的环境,并在人场中,建立生命意义的坐标,然而生命的此时、此地、此刻的现实存在,使个人的意识意志圉于狭隘的人场、生态、自然中,历史就是从这样的狭隘生命开始的。如若人类一开始就表现出智慧的神性,自然就没有“坎陷”的困惑。事实上人类的个体都处于狭隘中,人活一世不过百年,短暂的人生,使个人寻求狭隘的偏激刺激,循着国家制度的私有化,大多数人执迷于眼前的快乐,使人生的意义昨入虎穴,今在狼巢,个别的人,则以一生的赌注,去追求最高权欲的终极放肆。于是整个国家变成坑坑洼洼的魔穴。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得出,那是因为国家制度私有化导致的现实悲剧,它致使大部分人的生命意义,在通向群体和民族中受到阻塞,中国历史把这样的现象称作“官逼民反”。事实上个人的生命坐标,仅仅放在自身的利欲中,无论意识意志干了什么,对自己永远没有错。用这样的逻辑推理到人群、民族、国家都一样。然而个人在对自己环境的认识中,解脱了自己,又落入群体的人场陷阱,解脱了人场,又落入民族与国家的峡谷。所以,狭隘人群的所有的精神、原则,道德、制度都是值得怀疑的。通常人们站在同一高度看问题,争论就少,越是狭隘,争论越大,也越好斗。一个国家撕裂成险恶的军阀魔穴、党派意志魔穴、强势贵族魔穴,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必然在“坎陷”中过日子,这样的日子必然养成自私好斗的狭隘人性。从帝制专横到军阀混战和党派恶斗,我们看到了鲁迅的人格苦恼,他的思想影响,折射出当时普遍的中国人的人性。共产党统治后的斗争历史,正是中国人这样的人性延续。毛泽东死后的八十年代,觉醒的中国人普遍地意识到人生的道路越走越窄。这样的觉醒在八十年代末,产生了震惊世界的“六四”运动。它迫使国家的强势集团,朝着国际开放的方向走,在单一经济改革的模式下,产生权利经济的悬崖陡壁。同时也使共产主义思想,因自相矛盾而在人们心目中彻底崩溃。这样的改革,除了徒生官僚腐败经济,对国家整体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良性循环,并没有起到实质的促进作用,而普遍的中国人仍然是没有出路。因为这个国家并没解决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在公正的国家法律制度上,开通个人生命意义的通道。如今这个党已经沦落为一个私欲集团,在它的利益分割下,形成军队、警察、司法、行政、金融、产业、教育、医疗、等等的黑色人场魔穴。很多事例证明,在人们遇到实际的问题,走正常的国家法律和行政机构,这样的渠道往往走不通,这是很说明问题的。其实个人的困惑,与人群的困惑、民族的困惑、国家的困惑、地球人类的困惑是相一致的,那就是生命处于狭隘集团的魔穴中。无论是个人、人群、民族、国家,人类的意识意志活动,归根结底无非是企望在宇宙、生态、人场中正常地生存和发展,然而我们又不得不迷失在人欲的本能愚蠢中,这种愚蠢就是通过损害他人以及损害自己为代价,毁灭他人以及毁灭自己为结果。人类的大愚蠢,始终表现在霸权历史的长河中,由狭隘意志产生狭隘人场,而这样的人场最终迷失在不合理的国家制度中。

我们从世界上一些发展良好的国家中可以看出,在国家制度上建立这样的人性文明通道,并不需要高深的“主义”来冠名;并不需要用空洞的“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的理论来指导;并不需要执政党通过指示、或者强烈的“坚持”、“加强”、“提倡”等意志手段来叫嚣;并不需要名目繁多的标语口号来造声势。而只需要在人性文明的基础上,踏踏实实地建立一个宪政体系,并制定出一个公正的竞争平台以及人人平等的法律制度和程序。如若不去做这些实际的工作,一味地用所谓美好的“主义”、艳丽的“中华民族”等词语,来糊弄国人的眼目,再用所谓的“教育”、“改造”“专政”来控制人们的身心,事实上是太小看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的智力了。

地球上任何一个人,当他有了灵魂,并用自己意识的眼睛看世界时,会惊奇地发现,这世界是处在裂变中,而个人只是整个宇宙裂变中,太阳系里,地球人场中某个点上产生的偶然。生命的脆弱,让个人置于生死一瞬间。然而,当他深入自己的灵魂,却意外地发现内心的奇妙,个人的所思、所想始终连接着周围的人事,延伸到存在的民族、国家、世界、太阳系、宇宙。这就是生命意义的通道。文明意义的历史,显示出这一通道的无比神奇,它激发着人们意识的觉醒,使觉醒的意识,朝着理性,引向神性。人性通道解释了人类意志全部的积极含义:生命朝着人类整体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而兴奋。历史就是一部围绕着生存和发展,无数人场生成、碰撞、分化、瓦解而又重组的故事,在这故事的深处,我们一方面看到人类野蛮的本能,另一方面看到人性整体融合的大趋向。如果说人类是智慧的,那么这样的智慧必然指向人类对自己本性的认识与宇宙自然之性的认识的统一。它深刻寓意着:由不同个体形成的人类,通过个体连接着群体、社会乃至整个宇宙的必然趋势。这种自我存在的绵延意识,对每个人来说,都深深地潜藏在意识的深处,并以不自觉或自觉的行为表现出来。深入探索通向人类整体的个人潜在能量,也许正说明了上帝的存在:它给人以单体意识意志的机能,并在群体中呈现个体机能的无尽差异,在其生命过程中激使其识别和联系,由着经验和悟性呈现出人的无穷魅力。这样的魅力在连接人场、民族乃至人类整体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如若说人类的这一特性正是造物主赋予的话,那么唯一的解释是上帝解构了自己,并把自己的诡秘,吝啬地化在每一个解构者的最隐秘的深处,通过他们对自己潜力的挖掘产生自悟,并连接成整体人类的神性。

用这样的思想去读中国的历史,我们发现中华民族始终拘泥在狭隘的意识意志的陷阱中。客观地看,所谓中华民族的意识,只是历史形成的观念,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早先人群,并不具有华夏民族的意识。然而,历史形成了华夏民族的意识后,中国人的意识坐标圉于民族自身的人场权欲恶斗中,而不能自觉觉他。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后,中国的民族意识一直试图把自己从地球人类的整体中孤立出来。从历史的喧嚣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从来没建立过一个开阔的人类历史坐标,在早期形成和发育时,民族的意识没彻底完善,就进入国家肌体对意识的抑制中;在中期国家政权成熟以后,专制肌体的意志毒瘤,在压抑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国家肌体遭到重创从而导致脑震荡;在当代世界和平的年代重新建国后,中国人的意识意志遭受党天下的概念和现实隔离,在没有经验连接的情况下造成中国人的脑积水,而今在民族化、国家社会化、现代化的概念昏眩中失去方向。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八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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