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史，让人最困惑的一点，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写历史的人，一般都有自己的立场，如若你超越作者的基点去思考，明显地感觉出它的狭隘。所以，每个作者，在写历史时，有个特征，当他写立足点内的事件时，都把历史扭曲在自己的狂热中。当他在写立足点外的事情，还尚能显现一些客观性。中国历史中，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史料也浩如烟海。拘泥于史学家的狭隘里看历史，会落入历史的泥潭；而游移在不同作者的观点时，又会使人处在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荒唐中。
孔子编篡的《春秋》，从选材到编辑，我们都能读到他“克己复礼”的酸儒思想。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史记》里，我们似乎能看得更开阔一点，但是他编篡的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部分内容来看，基本处于农业的帝王家国立场内看变化。宋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更把中国历史当作赤裸裸的帝王政治史。所谓“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就是从帝王专制中认识专治。而49年以后中国的史学家，更把历史编篡得滑稽可笑，在共产天国里看历史，什么都变了形，把莫须有的“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硬套上历史史实，并强塞进老百姓的脑子里，甚至把“封建主义社会”的概念，紧箍在帝王的专制体系上。也许是因为概念这玩意，纯属文字积木游戏，这样的游戏无需现实的经验来连接，所以可以“马”、“鹿”互相借代。但是还是露出了操作者的内心污秽，就如《大宅门》中，七爷的臭屎，经过精美的包装，成了价值连城的祖传秘方。威慑之下，都不敢打开看个究竟！
我们在哪里？我们被什么引领？我们欲何往？两千年来，在集权专制的淫威下，中国人的精神在萎缩；在媚权的儒教吐沫浸泡中，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又在虚涨。就农业大社会的形成来看，从周朝到汉、唐，中国人一直是屹立在世界文明的颠峰，然而，颠峰后的中华民族，两次被落后的游牧民族吞噬，并且，帝王们竭力地阻挠先进的工商业文明发展，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还处在躯体的集权摧残、精神的文化泡沫中，其根源究竟在哪里？
被中国文人长期迷醉的就是中国的朝代史，居然没人看清帝王朝代在走下坡路的现象和本质，没人深究一代不如一代的根源。尤其是史学家竭力吹捧的“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这是让老百姓致幻的极其精美的历史包装，然若打开包装纸，看一看这“性”究竟是什么？当你揭开第一层：王朝衰弱的根源，围绕帝王专制，你就闻到里面散发出来的权欲臭屎味，你再揭开第二层：皇代衰弱史的根源，集权机制内部散发出来的人性脓疮，你不呕吐，那真正可以称作中国特色的史学家。难怪集权模式下的主流文化，都想着要彻底根除国人的感悟和思想，去引导圣人和禽兽的善恶逻辑，就是不想让人打开包装的最底层：权屎和儒酸的沆瀣一气，这真正会让心智健康的人，晕到不能思考的地步。
历史在其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强烈的文化喧嚣，其影响力，足以扭曲历史的真实面貌。而处在政治喧嚣中的史学家，无不循着实际的利益，因势造史，因情饰事，使活着的人们，迷失在史事的旋涡中，变成被发生的盲目动力，任强势集团随意摆布。于是，历史的真实性融化在冲突的文化泡沫中。然而，引导人类去发生历史的动机，才是历史走向的根源。上天之载，无声无臭，驱除文化泡沫，我们归源到发生历史的原动力上看中国历史。
历史是从人们改变实际的生存环境开始的，无论复古主义者如何吹嘘原始社会，其美好的虚幻假说纯粹就是文化泡沫。根据自然和人场环境，去改变原始、落后、窘迫的生活状态，不仅是个人生活的原动力，也是部落、人场、国家变动的原动力。整观社会人场的关系，我们发现了原始动力之间的互相冲突性，这样的冲突直接形成群体的内在矛盾和外部矛盾特征。但是从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关系中，我们依稀辨别出大致的社会结构。在中国历史中，依序出现过狩猎社会人群、游牧社会人群、农业社会人群和工商业社会人群。显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其积聚的社会人场的能量，不是一样的。如果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因其人场关系，爆发国家制度的改变，显然就是社会文明的爆发。夏朝的历史，也许说明的是游牧社会的文明爆发，然而没文字记载的情况下，使这一时期沉埋在混沌里；而周朝的整个过程，就是在游牧社会的推动下，形成农业生活的大社会过程；毫无疑问，中国近代史，表现出中国工商业大社会的形成过程。连接这些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一致性趋向。这就是文明历史的大趋势。
然而实际的历史中人，往往是由着本能的狭隘欲望而动，并不心存大趋势而引导自身的发生。从人场聚集，到国家形成，再到国家之间的战争，我们发现了，由本能欲望驱使的历史盲动力。这样的盲动力，就是国家历史的本质。二战结束之前，整个世界史，无不显现其盲动特征，而根源就在于国家政治的权欲本质。它是由社会的强势人场的权欲为核心动力，依此推动国家、朝代的走向。从中国历史来看，当农业大社会一旦形成，发生的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实际就处于历史的盲动力中打转。然而我们依然能看出，这样的打转，导致政权机制越益昏暗、民族理性越益迟钝、文化泡沫越益膨胀的趋势。于是，整体的华夏民族，都丧失了民族坐标和历史坐标。
翻开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秦始皇大一统以后的汉、唐时期，中国已经在先进的农业社会变革下，形成真正的大民族、大国家、大社会。对比整个世界历史，那时期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在国家机制内的和谐，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所以它一直受到西北落后的游牧民族的仰慕和垂涎。
可以这样说，从宋朝开始，中国的历史走向，完全脱离了文明的轨迹，朝向内部权欲的盲动力肆虐地发展。事实上宋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火药的发明，指南针、罗盘的发明，纸币的发行，以瓷器为龙头的手工业、纺织业达到了世界的前例。经济的发达，成为专制机制腐败的资源，宋朝的政权中心，一直在帝王权欲的脓疮中发育。这一现象，用罹患“大头症“的畸形人，来比喻宋帝国，是最恰当不过了，表面看来，此人头脑如此之大，一定很聪明，它也确实威慑过凶悍的蒙古人，而这恰恰是一种病态生命。宋朝的”理学“、”道学“把儒教发挥到及至、乃至成为明、清治世的指路明灯，即使历史到了今天，仍有人在狂吐“内圣外王”之道；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被称谓亘古以来，最浩大的权欲政治智慧书，此书在近代一直引发毛泽东的政治灵感；然而“大头症”的“智慧”实在是一滩污水，它不仅不能够驱动国家肌体的健康活动，相反会致使制度性的病态痉挛。臭名昭著的“濮议”事件，堪称宋儒智者们的绝作。头奇大、脑弱智和躯体缺钙，构成宋帝国一致性的“大头症“识别特征。当时有一些聪明人看出了宋朝的病根，范仲淹、王安石力求变法，来为之补钙，这一理性的药方却被宋朝的“头脑”严厉地拒绝，最后“发达”的宋帝国被精瘦的蒙古游牧民族，毫不费力地摧毁。
蒙古人统治的元朝，体现了游牧民族更原始的本能盲动力的生命过程，其特征就是赤裸裸的野蛮、残暴和血腥。依靠蛮族的国家体魄，蒙古人统治了广袤的疆土，反而促进了元朝民间的经济贸易，然而民族的压迫、剥削和斗争反而更加血腥。在赤裸裸的盲动力驱动下，儒家的地位放到了确切的位置，在妓女之下乞丐之上。然而当元朝走完了全过程，却显示出一条地球生命的绝对真理：无论是汉族人还是蒙古人，无论是高贵的还是低贱的，无论是智慧的还是愚蠢的，总之，只要是人，在血腥的人场撕杀中都成为草芥，它也许阐述了苍天的伟大，在死亡面前，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
经历过一切生命都无价值的洗劫后，该是如何面对新生的？无意识的植物循着自然，在死尸分解成营养后，欢快地高唱生命的赞歌；动物在植物的昌盛下，也欣欣向荣，享受着彼此紧密联系的生物链。唯独人类不是这样，这种记忆的伤痛，会压抑成更为强烈的本能 ，弥漫在整个国家的活动中。并且在集权的家族承袭制度下，它化作基因而传承给子孙，直至朝代自毁。历经294年的明王朝，叙述的就是这样的故事。整个民族，在朱家王权阴森、奸诈、变态、株连、屠杀的鬼哭狼嚎中挣扎，被灭绝人性的制度摧残后的宦官，循着压抑在内心最深处的仇恨，找到了与朱家心理的谐音，为这盛大的黑暗场面推波助浪；唯有被誉为纯粹中国人智慧的程朱理学，已然化作教条，念叨着“内圣外王”“忠君爱国“的儒经，为朱家王权精彩的演义增添文化光彩。然而，余音未绝，明朝已亡。
比农业文明的汉族要落后很多的满族人，却是虚心好学的后生。当他们还是女真人时，就向往汉族文化。同样是好于征战，他们与蒙古人不同，虽然没自己的文字，却能通过汉字发现儒教的“鸦片“效应，用汉族的儒教文明治理汉族人，真正让汉族人摆脱了民族压迫感和歧视感。这也许是他们拼命拉动后脑勺的辫子，使出的鬼点子，然而，真实的鸦片来了，他们光溜溜的前额却渗出冷汗。此时世界的农业社会文明，已经走到了尽头，自然清政府是分辨不出，隐藏在鸦片背后的，是即将汹涌扑来的工商业文明。
我一直在思考着，被儒教泡沫浸润后的中国人，它的智慧究竟怎么了？蒙古人吞噬了整个中国，后金汗国的满族人吞噬了整个中国，民族激情也没象对付西方人这么强烈，西洋鬼子是用了武力，但是他们只是为了和中国人做生意而已，生意上的事情尽可以互相交涉，却引起愚蠢的“义和团“的国家行为，却引起了“半殖民地”、“三座大山”的危言耸听，三座大山搬走了，中国人就没有大山压迫了？事实上西方列强并没有象苏联人、日本人那样，想全面吞占中国的野心。从中国近代史，我才真正看清，被誉为华夏民族思想精华的儒教，实际是中国“大头症”里面脑积水的成分，事实上帝王专制下的中国文字，只能用来搭儒教的积木游戏，完全丧失思维功能，以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左翼作家联盟”的文化运动，表面看来焕然一新，实际上只是在“大头症“的脑袋里，抽干了儒教积水，灌进了新的积水。所以，无论里面是什么积水，“大头症”还是“大头症”。这可以从国家被盲动力驱使中，看出明显的缺钙特征。
近代中国，真正领会工商业文明对中国大社会的意义，并设法从民族躯体的根本上强身建国的只有孙中山。但是他领导的国民党，敌不过几千年来集权专制对中国人民的腐蚀，拗不过破碎的中国肆虐着的权欲人场的盲动力。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分裂成各种猥琐的强势军阀集团，此时华夏民族的泡沫情绪也更爆涨。在外国列强操控下，很多军阀都在借外国人的实力，流华夏民族的口水。到了将介石掌权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围绕着国际上“同盟国”和“轴心国”的角斗，在中国内部，也有两支内外勾结势力，一支是以汪精卫为首，投靠日本的伪政府，还有一支是投靠苏联的中国共产党。最后“同盟国”的胜利，使投靠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
有一句能极端膨胀“大头症“水分的说法：“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逻辑上看，它是出于“成王败寇”的实证主义，朱元璋得到政权后，所作所为也在向中国人宣称：只有朱家王朝，才能救中国。然而，世界历史雄辩地证明：国家历史的变动和文明历史的变动，是不一致的。无论通过政变，还是武装暴动，政权的变动，并不说明文明和发展。从49年后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仍处于“大头症”的脑积水状态，若要区别不同，是它的积水成分不同，帝王专制时期的脑积水成分，是由过去虚幻的“周礼”构成的儒教泡沫，共产党专制的脑积水成分，是由将来虚幻的“共产”构成的马列主义泡沫。唯一幸运的是，这一政权处于世界性的和平年代，因而导致权欲机制的内向性专政泛滥。从毛泽东的私欲，到邓小平的私欲，再到江泽民的私欲，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社会仍然由着盲动力在驱动。在不得不开放的形势下，受到世界潮流的影响，中国民间朝向沿海城市，形成工商业生活大曼延的趋势，然而，中国的政治机制，却在权欲盲动中日益萎缩，同时，社会的文化泡沫更加膨胀，整个社会如同宋朝一样是一派虚浮景象，从上至下，赤裸裸的私欲，构成了种种“坎陷”的人场。
国家欲何往？民族欲何往？人民欲何往？如果国家政权的动力，和人类生活文明的动力是一致的，社会中，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无论是上层人物，还是下层人物，都不会产生惶恐和浮躁，人们心安理得地在制度下享受生活，民间的内在动力自然地在国家制 度通道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民间爆发沸腾的维权运动，人民对自己和下一代生计的担忧，权欲家族肆意地掠夺侵占国家资产，有钱人惶恐地携款国外为可能的发生留后路，民间对权势者的怨恨越趋加剧。这难道是“和谐社会”的口号能掩盖的社会事实？
事实上，周朝的整个历史是趋向于建立一个泱泱农业大社会，而近代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也清晰地看出，其趋势是建立一个泱泱工商业大社会，而绝对不是共产党吹嘘的，虚无的共产主义社会！多民族构筑的中国，多生活方式下生活的中国人民，需要开阔的人性文明作为精神源泉，需要坚实的宪政体系作为国家的骨骼，需要法律作为民间活动通道。而让我始终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中国人还要纠缠在“主义”的概念里？为什么还要纠缠在善恶的文化泡沫中？为什么还象幼童一样流着“权欲崇拜”的口水？毫无疑问，只有人性加理性社会才是中国人唯一的出路！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具有自觉的人性和理性，毛泽东的一生自然会成为中国人民的草芥，这是任何政治力量都改变不了的。
二零零七年一月十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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