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史,让人最困惑的一点,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写历史的人,一般都有自己的立场,如若你超越作者的基点去思考,明显地感觉出它的狭隘。所以,每个作者,在写历史时,有个特征,当他写立足点内的事件时,都把历史扭曲在自己的狂热中。当他在写立足点外的事情,还尚能显现一些客观性。中国历史中,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史料也浩如烟海。拘泥于史学家的狭隘里看历史,会落入历史的泥潭;而游移在不同作者的观点时,又会使人处在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荒唐中。

孔子编篡的《春秋》,从选材到编辑,我们都能读到他“克己复礼”的酸儒思想。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史记》里,我们似乎能看得更开阔一点,但是他编篡的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部分内容来看,基本处于农业的帝王家国立场内看变化。宋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更把中国历史当作赤裸裸的帝王政治史。所谓“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就是从帝王专制中认识专治。而49年以后中国的史学家,更把历史编篡得滑稽可笑,在共产天国里看历史,什么都变了形,把莫须有的“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硬套上历史史实,并强塞进老百姓的脑子里,甚至把“封建主义社会”的概念,紧箍在帝王的专制体系上。也许是因为概念这玩意,纯属文字积木游戏,这样的游戏无需现实的经验来连接,所以可以“马”、“鹿”互相借代。但是还是露出了操作者的内心污秽,就如《大宅门》中,七爷的臭屎,经过精美的包装,成了价值连城的祖传秘方。威慑之下,都不敢打开看个究竟!

我们在哪里?我们被什么引领?我们欲何往?两千年来,在集权专制的淫威下,中国人的精神在萎缩;在媚权的儒教吐沫浸泡中,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又在虚涨。就农业大社会的形成来看,从周朝到汉、唐,中国人一直是屹立在世界文明的颠峰,然而,颠峰后的中华民族,两次被落后的游牧民族吞噬,并且,帝王们竭力地阻挠先进的工商业文明发展,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还处在躯体的集权摧残、精神的文化泡沫中,其根源究竟在哪里?

被中国文人长期迷醉的就是中国的朝代史,居然没人看清帝王朝代在走下坡路的现象和本质,没人深究一代不如一代的根源。尤其是史学家竭力吹捧的“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这是让老百姓致幻的极其精美的历史包装,然若打开包装纸,看一看这“性”究竟是什么?当你揭开第一层:王朝衰弱的根源,围绕帝王专制,你就闻到里面散发出来的权欲臭屎味,你再揭开第二层:皇代衰弱史的根源,集权机制内部散发出来的人性脓疮,你不呕吐,那真正可以称作中国特色的史学家。难怪集权模式下的主流文化,都想着要彻底根除国人的感悟和思想,去引导圣人和禽兽的善恶逻辑,就是不想让人打开包装的最底层:权屎和儒酸的沆瀣一气,这真正会让心智健康的人,晕到不能思考的地步。

历史在其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强烈的文化喧嚣,其影响力,足以扭曲历史的真实面貌。而处在政治喧嚣中的史学家,无不循着实际的利益,因势造史,因情饰事,使活着的人们,迷失在史事的旋涡中,变成被发生的盲目动力,任强势集团随意摆布。于是,历史的真实性融化在冲突的文化泡沫中。然而,引导人类去发生历史的动机,才是历史走向的根源。上天之载,无声无臭,驱除文化泡沫,我们归源到发生历史的原动力上看中国历史。

历史是从人们改变实际的生存环境开始的,无论复古主义者如何吹嘘原始社会,其美好的虚幻假说纯粹就是文化泡沫。根据自然和人场环境,去改变原始、落后、窘迫的生活状态,不仅是个人生活的原动力,也是部落、人场、国家变动的原动力。整观社会人场的关系,我们发现了原始动力之间的互相冲突性,这样的冲突直接形成群体的内在矛盾和外部矛盾特征。但是从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关系中,我们依稀辨别出大致的社会结构。在中国历史中,依序出现过狩猎社会人群、游牧社会人群、农业社会人群和工商业社会人群。显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其积聚的社会人场的能量,不是一样的。如果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因其人场关系,爆发国家制度的改变,显然就是社会文明的爆发。夏朝的历史,也许说明的是游牧社会的文明爆发,然而没文字记载的情况下,使这一时期沉埋在混沌里;而周朝的整个过程,就是在游牧社会的推动下,形成农业生活的大社会过程;毫无疑问,中国近代史,表现出中国工商业大社会的形成过程。连接这些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一致性趋向。这就是文明历史的大趋势。

然而实际的历史中人,往往是由着本能的狭隘欲望而动,并不心存大趋势而引导自身的发生。从人场聚集,到国家形成,再到国家之间的战争,我们发现了,由本能欲望驱使的历史盲动力。这样的盲动力,就是国家历史的本质。二战结束之前,整个世界史,无不显现其盲动特征,而根源就在于国家政治的权欲本质。它是由社会的强势人场的权欲为核心动力,依此推动国家、朝代的走向。从中国历史来看,当农业大社会一旦形成,发生的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实际就处于历史的盲动力中打转。然而我们依然能看出,这样的打转,导致政权机制越益昏暗、民族理性越益迟钝、文化泡沫越益膨胀的趋势。于是,整体的华夏民族,都丧失了民族坐标和历史坐标。

翻开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秦始皇大一统以后的汉、唐时期,中国已经在先进的农业社会变革下,形成真正的大民族、大国家、大社会。对比整个世界历史,那时期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在国家机制内的和谐,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所以它一直受到西北落后的游牧民族的仰慕和垂涎。

可以这样说,从宋朝开始,中国的历史走向,完全脱离了文明的轨迹,朝向内部权欲的盲动力肆虐地发展。事实上宋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火药的发明,指南针、罗盘的发明,纸币的发行,以瓷器为龙头的手工业、纺织业达到了世界的前例。经济的发达,成为专制机制腐败的资源,宋朝的政权中心,一直在帝王权欲的脓疮中发育。这一现象,用罹患“大头症“的畸形人,来比喻宋帝国,是最恰当不过了,表面看来,此人头脑如此之大,一定很聪明,它也确实威慑过凶悍的蒙古人,而这恰恰是一种病态生命。宋朝的”理学“、”道学“把儒教发挥到及至、乃至成为明、清治世的指路明灯,即使历史到了今天,仍有人在狂吐“内圣外王”之道;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被称谓亘古以来,最浩大的权欲政治智慧书,此书在近代一直引发毛泽东的政治灵感;然而“大头症”的“智慧”实在是一滩污水,它不仅不能够驱动国家肌体的健康活动,相反会致使制度性的病态痉挛。臭名昭著的“濮议”事件,堪称宋儒智者们的绝作。头奇大、脑弱智和躯体缺钙,构成宋帝国一致性的“大头症“识别特征。当时有一些聪明人看出了宋朝的病根,范仲淹、王安石力求变法,来为之补钙,这一理性的药方却被宋朝的“头脑”严厉地拒绝,最后“发达”的宋帝国被精瘦的蒙古游牧民族,毫不费力地摧毁。

蒙古人统治的元朝,体现了游牧民族更原始的本能盲动力的生命过程,其特征就是赤裸裸的野蛮、残暴和血腥。依靠蛮族的国家体魄,蒙古人统治了广袤的疆土,反而促进了元朝民间的经济贸易,然而民族的压迫、剥削和斗争反而更加血腥。在赤裸裸的盲动力驱动下,儒家的地位放到了确切的位置,在妓女之下乞丐之上。然而当元朝走完了全过程,却显示出一条地球生命的绝对真理:无论是汉族人还是蒙古人,无论是高贵的还是低贱的,无论是智慧的还是愚蠢的,总之,只要是人,在血腥的人场撕杀中都成为草芥,它也许阐述了苍天的伟大,在死亡面前,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

经历过一切生命都无价值的洗劫后,该是如何面对新生的?无意识的植物循着自然,在死尸分解成营养后,欢快地高唱生命的赞歌;动物在植物的昌盛下,也欣欣向荣,享受着彼此紧密联系的生物链。唯独人类不是这样,这种记忆的伤痛,会压抑成更为强烈的本能 ,弥漫在整个国家的活动中。并且在集权的家族承袭制度下,它化作基因而传承给子孙,直至朝代自毁。历经294年的明王朝,叙述的就是这样的故事。整个民族,在朱家王权阴森、奸诈、变态、株连、屠杀的鬼哭狼嚎中挣扎,被灭绝人性的制度摧残后的宦官,循着压抑在内心最深处的仇恨,找到了与朱家心理的谐音,为这盛大的黑暗场面推波助浪;唯有被誉为纯粹中国人智慧的程朱理学,已然化作教条,念叨着“内圣外王”“忠君爱国“的儒经,为朱家王权精彩的演义增添文化光彩。然而,余音未绝,明朝已亡。

比农业文明的汉族要落后很多的满族人,却是虚心好学的后生。当他们还是女真人时,就向往汉族文化。同样是好于征战,他们与蒙古人不同,虽然没自己的文字,却能通过汉字发现儒教的“鸦片“效应,用汉族的儒教文明治理汉族人,真正让汉族人摆脱了民族压迫感和歧视感。这也许是他们拼命拉动后脑勺的辫子,使出的鬼点子,然而,真实的鸦片来了,他们光溜溜的前额却渗出冷汗。此时世界的农业社会文明,已经走到了尽头,自然清政府是分辨不出,隐藏在鸦片背后的,是即将汹涌扑来的工商业文明。

我一直在思考着,被儒教泡沫浸润后的中国人,它的智慧究竟怎么了?蒙古人吞噬了整个中国,后金汗国的满族人吞噬了整个中国,民族激情也没象对付西方人这么强烈,西洋鬼子是用了武力,但是他们只是为了和中国人做生意而已,生意上的事情尽可以互相交涉,却引起愚蠢的“义和团“的国家行为,却引起了“半殖民地”、“三座大山”的危言耸听,三座大山搬走了,中国人就没有大山压迫了?事实上西方列强并没有象苏联人、日本人那样,想全面吞占中国的野心。从中国近代史,我才真正看清,被誉为华夏民族思想精华的儒教,实际是中国“大头症”里面脑积水的成分,事实上帝王专制下的中国文字,只能用来搭儒教的积木游戏,完全丧失思维功能,以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左翼作家联盟”的文化运动,表面看来焕然一新,实际上只是在“大头症“的脑袋里,抽干了儒教积水,灌进了新的积水。所以,无论里面是什么积水,“大头症”还是“大头症”。这可以从国家被盲动力驱使中,看出明显的缺钙特征。

近代中国,真正领会工商业文明对中国大社会的意义,并设法从民族躯体的根本上强身建国的只有孙中山。但是他领导的国民党,敌不过几千年来集权专制对中国人民的腐蚀,拗不过破碎的中国肆虐着的权欲人场的盲动力。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分裂成各种猥琐的强势军阀集团,此时华夏民族的泡沫情绪也更爆涨。在外国列强操控下,很多军阀都在借外国人的实力,流华夏民族的口水。到了将介石掌权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围绕着国际上“同盟国”和“轴心国”的角斗,在中国内部,也有两支内外勾结势力,一支是以汪精卫为首,投靠日本的伪政府,还有一支是投靠苏联的中国共产党。最后“同盟国”的胜利,使投靠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

有一句能极端膨胀“大头症“水分的说法:“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逻辑上看,它是出于“成王败寇”的实证主义,朱元璋得到政权后,所作所为也在向中国人宣称:只有朱家王朝,才能救中国。然而,世界历史雄辩地证明:国家历史的变动和文明历史的变动,是不一致的。无论通过政变,还是武装暴动,政权的变动,并不说明文明和发展。从49年后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仍处于“大头症”的脑积水状态,若要区别不同,是它的积水成分不同,帝王专制时期的脑积水成分,是由过去虚幻的“周礼”构成的儒教泡沫,共产党专制的脑积水成分,是由将来虚幻的“共产”构成的马列主义泡沫。唯一幸运的是,这一政权处于世界性的和平年代,因而导致权欲机制的内向性专政泛滥。从毛泽东的私欲,到邓小平的私欲,再到江泽民的私欲,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社会仍然由着盲动力在驱动。在不得不开放的形势下,受到世界潮流的影响,中国民间朝向沿海城市,形成工商业生活大曼延的趋势,然而,中国的政治机制,却在权欲盲动中日益萎缩,同时,社会的文化泡沫更加膨胀,整个社会如同宋朝一样是一派虚浮景象,从上至下,赤裸裸的私欲,构成了种种“坎陷”的人场。

国家欲何往?民族欲何往?人民欲何往?如果国家政权的动力,和人类生活文明的动力是一致的,社会中,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无论是上层人物,还是下层人物,都不会产生惶恐和浮躁,人们心安理得地在制度下享受生活,民间的内在动力自然地在国家制 度通道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民间爆发沸腾的维权运动,人民对自己和下一代生计的担忧,权欲家族肆意地掠夺侵占国家资产,有钱人惶恐地携款国外为可能的发生留后路,民间对权势者的怨恨越趋加剧。这难道是“和谐社会”的口号能掩盖的社会事实?

事实上,周朝的整个历史是趋向于建立一个泱泱农业大社会,而近代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也清晰地看出,其趋势是建立一个泱泱工商业大社会,而绝对不是共产党吹嘘的,虚无的共产主义社会!多民族构筑的中国,多生活方式下生活的中国人民,需要开阔的人性文明作为精神源泉,需要坚实的宪政体系作为国家的骨骼,需要法律作为民间活动通道。而让我始终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中国人还要纠缠在“主义”的概念里?为什么还要纠缠在善恶的文化泡沫中?为什么还象幼童一样流着“权欲崇拜”的口水?毫无疑问,只有人性加理性社会才是中国人唯一的出路!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具有自觉的人性和理性,毛泽东的一生自然会成为中国人民的草芥,这是任何政治力量都改变不了的。

二零零七年一月十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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