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权为民所赋

政治权力只有通过公正的程序,通过真正的民主选举才能经得起伦理追问,只有这样的政治权力才是权为民所赋。

而中国历经三千年由法家政治哲学与类宗教的儒教联手打造的类政教合一的文化传统,始终是由“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元规则和法家的厚脸皮、黑良心所组成的厚黑学(潜规则)所构成的这个由暴力和谎言为主要统治资源的政治结构,统治了中国二千余年。到了现代,由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列主义”这种同样是类宗教的马教,与中国类政教合一的文化传统杂交的结果,是形成了政治异型的大一统人格化的极权的国家意志,更加强化了高度政社合一的结构,所以导致传统的集权制度和现代泛政治化的极权制度所形成的竹幕比纯粹的马教所形成的铁幕更具活力、更具适应性和顽固性,因此导致苏东阵营崩溃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极权国家,这也是至今中国社会仍被高度大一统人格化的国家意志所劫持的根本原因。如果中国改革派领导集体不能意识到这种结果的严重性,当下这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期仍会前途凶险莫测。

有一段民谚是这样说的“党委说了算,政府算了说,人大说算了,政协算说了”,作者通过后三字位置的变换,微妙微肖地将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在权力架构中的地位、作用、心态刻画到了极致,也将这种权力经不起伦理追问已揭露到极致。

二、民主政治和极权在信念上的基础分歧是自然哲学和斗争哲学

极权政治无论是怎样的形态,其核心信念都是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输入人类社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简单的符号式表达就是斗争哲学,简单地分析其宗教情感的内含,其抹煞的是人类必须遵循“趋善避恶的律令”,对自然本体要怀抱虔诚的敬畏之心和感激之情,以上最基本的宗教情感。

因此人类历史上的极权政权所秉执的偏偏都是斗争哲学。现代马教极权意识形态产生以来,民粹主义表达成为其主要表达形式,由斗争哲学逐步发展衍生成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渐次发展成极具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专政”、“群众专政”,实际上最终发展成以掌权者鼓动指挥的暴民暴虐,致使毛时代产生了大量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名义下制造了导致八千余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从而犯下了人类史上最巨大惨烈的反人类罪行。

之所以说其极具中国特色,是因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之中,这类打着“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不平人杀不平人,杀尽不平天下太平”的口号屡见不鲜,最典型的例子是黄巢杀人八百万,以及张献忠的大屠杀、太平天国的大屠杀。

而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恰与斗争哲学相反的是自然哲学,自然哲学有其丰富的内含。在西方流传有序,其从自然哲学出发,遵循秉执的是自然规律、自然法则、自然伦理、自然美学。由自然神性出发所形成的宗教哲学,要求信众们遵循趋善避恶的律令,对自然神性怀抱足够的 敬畏之心和感激之情。后来启蒙时代的来临及时地进行了一次“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宗教世俗化改革,从而彻底摆脱了中世纪政教合一黑暗期,这是一次人类社会最重大的信仰和理念上的革命,政教分离致使民主政治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避免了掌权者掌控广大社会公众信仰和理念的弊端,这一弊端的消除,宗教革命世俗化功不可没!

2016年4月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