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上记着:“苦难是神祝福之手的阴影”, 所以,人在面对苦难时需要清醒的洞见才能直面自己的真实状况,并由此领受到只有通过逼迫和苦炼才可以重续人与神的盟约,从而将内部的焦虑和危机转化成一种人性的共鸣,一种相互体恤和眷顾的情感反映。然而在中国,由于人们习惯对罪恶进行重复咀嚼和夸张想象,习惯于将无常世道中的不幸与生存困厄作外部归因,以此最易虚构敌情、设置异己迁怒于人,并长期自足于“主体正确”的道德自负和感觉傲慢,因而在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上,最易陷入专制意识形态非敌即友的二元预设和粗暴论断。基于这种认知上的障碍,一般人都很难从自己出发,然后基于人的幽暗意识进行自我反省和检讨,从而在发生学上对各种社会罪孽和道德困境作深层次的人性探源。因此,在面对历史与现实的罪错进行审察和评议时,都习惯于推咎责任淡出自身,从而要么嫁祸于人找一个从来不在场的“叛徒内奸工贼”之类的“他者垫底”息事宁人;要么干脆将自己陷于被胁迫或者“受害者”境地,以求诉公众的道德宽恕和司法豁免。

总之,由于缺乏对“我也不例外”的罪性追究和内部忏悔,所以常常让失败的怨气经年累月地煎熬折磨,让悲剧的情景和疼痛感长期纠缠不休、,并于不渐断的品尝和无法释怀的想象之中加剧心灵的不堪之重。日久之后势必导致共同体内缺乏和平共处、宽以待人的伦理依存,造成人与人、人与社群之间相互设防、彼此算计,在不断加剧社会关系的紧张感和对抗性的同时,还因此而形成一种动辄牙眦必报、同根相煎的败血性人文心态。长此以往,人性中耽于“论是道非,习惯于“口腔娱乐”的癖好必然被激活、被放纵,从而衍生成迷恋公示个人“隐私”,欣然于“窥阴探秘”,并常常辅之以文学化的渲染叙事,使得人人都习惯用暴力说话,依赖于侮辱性、歪曲化的偏执对人进行命名和定义,最终便难以做到心平气和、有理有据的辩真证伪,从而在情绪上为自己清火减压,在精神上为自己祛魅,然后直抵灵魂深处展开内省并有效化解对抗性话语中的暴烈因子。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人太囿于务实理性的点滴盘算,太精于阅人处世、看风使舵,所以很难在精神向度找到非物质的价值支持系统,因而只能在有限的资源配置中找幸福求快乐,致使人们因为生存的过度排斥、挤压,而不得以将人际交往作恶质化推演猜测,使得人人都依据这种假设而误认为人心险恶、世道阴冷且伤害性力量无处不在,并形成一系列虚拟化的想象和神经质的警觉,从而导致公共话语空间显得太阴暗、太凶险,且总是弥漫着相互攻讦、彼此诋毁的恶劣气氛。也正是基于这一事实,人们才最易受名利攻心而耽于冒险蛮干,才见惯不怪从而容忍公共领域长期诉诸刀尖讨价、恶语论战,才动辄损人、贬人惯用暴力修辞泄愤抒情。殊知这种看似爽心利性的激情表达虽则能满足语言报复以规避直接的肉搏硬伤,却也因此而最易将人心败坏,将人的情绪惹怒从而扰乱其认知系统,导致人的罪性意志被充分释放,其结果必然使博弈双方都因失去起码的耐性和教养而毫无顾忌地选择暴力对阵,操持最具伤害性的语词说话,从而直抵人的痛处和软肋进行污辱诋毁,把人妖魔化丑陋化、牛鬼蛇神化,最终将被控主体从道德上层层剥离、抽空并逐出人间正道,使得即便是最不正当甚或完全背弃公义的审判栽决,也会因当事者背负了过多的责骂和公众的道德厌恶,从而再如何含冤忍辱、再如何不堪负重也很难于获得世道人心最起码的关切和怜悯。

据此返观中国的话语环境,人们确实领受了太多对人的恶意中伤,太多的言论构陷和暴力涂毒。由于长期深陷其中而不知不觉,使得人们不仅业已失去了对极权之下暴力语境高位弹压、强制浇灌的伤害性反应和警觉,反而对这种建基于权力威慑和专制统合意图的粗鄙化、侵犯性的“言论殖民”完全失去了抗辩的冲动和能力,由此才出现了太多跟风附会、帮凶帮闲的文化犬儒,才在道里坊间流布着为暴力意识形态张目的“自愿者”和一拨拨剪除不尽的刀笔幕僚,随着这种无心无肝、人情味蒸留告罄,重度盐碱化、摧毁性话语体系的广泛移植和键入,伴随着暴力意识形态摧枯拉朽的社会清场和精神戒严,使得隶属于民间原生态、自主性的言说,连“负隅顽抗或思想游击”的冒险,都因缺少抵御的屏障而不得以偃旗息鼓、收场作罢,所以更无从奢谈所谓理性批评、温情对话、以及体面的交流。至此,要么无所适从、进退失据,从而生吞活剥盲目抄袭官话、套语,将个人主体的根性和情致放逐掏空;要么拒斥斯文嘲弄优雅,然后任意填充负向内涵重度恶搞,将丑话、恶话和各种令人不堪的污言秽语尽情发挥,从而不断放大并加以个人的发挥,使得无所不用其极的伤害性语词铺天盖地、到处泛滥,其表义功能的无限外延不仅严重腐化败坏了中国人的日常交流与言说语境,还因使其用者人多势众,从而在本质上不断改写着人们的精神谱系和认知模式。

众所周知,思想的枯竭正是从语言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信息载体,一种局限于技术层面的意识流通管道,其所能指的意义区间远远超越了所谓“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 斯大林语)这一简单褊狭的功能表述。正是基于这一认知,任何特定社会公共空间的话语形态,其所表征正是这一社群的公共结合状态和交往伦理,一种体认模型和思维方式。所以,当一个人因语言贫乏而不能完整地表达其意志时,也正是其精神失血和灵性脱壳的见证,由此推理演绎,当一个国家和族群因长期屈从于垄断性权力的专横霸道,而不得以附和个人或政团权威时,其话语生态往往呈示一种二元分裂的简单化对抗性构成模式,如此,则要么反躬自残或感觉失灵,从而集体禁声将个人真实的体验异化打折;要么将个人主体虚置弱化,从而跟风协从绕着权柄撒谎卖乖。也因为如此,人们总是习惯于恶意的假设和羞辱性的交流与责难,致使对伤痛经验太过敏感、太过神经衰弱,并郁积了太多的血泪仇、阶级恨,以此不断加剧形而下生存维度的处境焦虑和价值选择上的迷乱与惶惑。

据此返观中国暴力主义话语成因,乃是长期缺乏精神向度的积极建设,使得人们无意识地将日常的活法挂靠在食色利禄这一简单的区间煎熬折腾,因此才导致人人趋同并积极练习机巧待人、策略处世的营生之道,导致朝野坊间争相效法阴阳之谋,迷恋暴力说话做事,由此而积蓄了太多的罪恶感和伤害性记忆,历练了太多同胞内讧,兄弟相残的负面经验,导致中国人的公共空间长期弥漫着对罪孽与苦难的高度警觉,从而使得各种伤害性话语香火不灭、阴魂不散。由此便总是沿袭着一以惯之的老例,毁人伤人、损人贬人不把人当人,动辄恶语相向然后无缘无故地将人物情事往坏处恶处推测想象,并进行一系列阴暗凶险的预设和定义,由此便难于养成体面而有风度的相处和交涉,学会体己悯人然后在日常待人接物中礼节、修养和健康地对话与表达。

尽管如此,设若人们都能降身屈服看到自己的问题,都能洞穿一己的幽暗并对由此导致的各种困境作出深刻的检讨和反审,便可以看到人性中尚有值得用心体贴的温情,看到冷硬的世道之中依然有光有盐,有可以触及到的灼灼心跳和砰然涌流的脉动,因而便可以体会到人的属灵品性中依然存续着、流连着神性的祈盼和恒切的守望,依然蕴蓄着星星点点的眷顾和会心的微笑,从而于万千红尘牵累和弥眼的风情中搜寻美处,见出命运际遇中悲欢离合、阴晴雨雪的迁徙流转,以及不堪忍耐且宿命般不能拆卸的重轭,其实也是人生主题配置中不可或缺的旋律变奏,是关于人的幸福与喜乐体验在有限时序流程中的预设和铺陈。因此便能消解当下的迷乱和胶着于人际中的利害得失,以及一系列蛮横争讼的恶劣幻觉,从而淡褪现实际遇中的对峙想象和逆境焦虑,走出郁结成疾的伤害记忆,从而便了然于心、谦卑地审世度人,让胸襟开阔、让眼界拓宽,以此学会妥协退让,学会克己忍耐罪人先责己,学会与人为善而后删除个体识别人间情事的种种缺陷和误区,从而在精神上解除自我设置的辩识障碍。倘能如此,最终也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做到心平气和、以礼待人,由内及外养成优雅的举止和文明的谈吐,从灵魂深处祛除造成个人或群体心理自虐的一切负面元素。

二 0 0八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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