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伦理学可以视为一种反思性的伦理学，它的对象不仅是那些社会生活的对象，也是在作出伦理性分析的学术人本身。一个知识分子，当他反思性地思考自身的时候，他将以一种陌生人的视角来反思自己的良知。在人性的化具有普遍价值的精神生活与文化体验中，真诚或者叫求真，是其学术性意义的根本。然而在一个相对主义横行的犬儒时代，当面对着符号暴力化时，知识分子的良知，及至知识分子本身的存在都面临着被彻底虚无化的危险。在这样虚无化的危险中，善恶真伪的标准都被消解，在任何批判性目的都被偷换成某种自利性的目的时，批评本身也就成为了某种恶性循环。
按照哈贝马斯的那种分类方法，在任何社会存在的情形中，知识分子都是作为启蒙性的异议者而存在的，这是知识分子在学术场之外，沿着伏尔泰、左拉直到萨特的批判性知识分子的道路。当一个知识分子能够身体力行地践履其理想，这个理想才具有它可实现性的意义，但在目前的社会现实中，当政治权力与话语权力与一个人所赖以生存的资源而息息相关时，就给知识分子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这样一种精神压力，使得以自由与独立而自命的知识分子被迫面临一个选择：或者选择真诚的真理，而面临着失去学术资源又失去生存资源的境地，另一个选择是沉默而完成上级所指派的任务，成为一名非道德化的专家，即为具有支配性权力的得利者而服务的所谓“知识分子”。这样一种几乎无时的选择，几乎是每个今天过着学院式生活的知识分子所被迫面前的情形，例如在所谓教学评估中，那些教案、试卷、论文周记、进度报告无不让教师精疲力竭，在一片涉及自身安然的惶然中，根本无法投身于真正有创造性的学术工作中。
在全国全民造假成风成性的今天，中国学术界与社会界其实并无本质的不同，甚至可以说，在学术界或学院中，那些半瓶子醋的所谓学者，伙同在学术场上占支配地位的学阀与学僚，早已模糊了作为知识场良知的客观性的求真求实的标准，学术世界的自主性早已没落。笔者举出的评估一例，几乎已经成为当前高校的顽疾。即以近期本科评估中的“整改”项目为例，有效的工作时都用于繁琐而令人头痛的修改学生试卷及修正学生论文上。所谓的“修改”与“修正”不如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几乎就是在按照所谓本科教学评估的要求，在炮制着假试卷与假论文，或者干脆就是直接造假。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一个学者或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在被上级要求按规定去做时，还要经受良心与良知的双重煎迫。
即整个学术性而言，在主流话语之外针对体制的任何质疑都会被无声无息地拒绝之外，由此而在咨询中或设意中也不能带来任何经久性的具有建设性的东西。在这样的一种拒绝质疑也拒绝自省的状态下，就是犬儒主义的大行其道，可以这样说，犬儒主义反映着彷徨无助的 知识分子的某种更深层次的焦虑，这一焦虑从而引发了价值悬置的虚无主义。笔者引证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对于高校评估的观点，他认为，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评估中顺利过关，各个学校有针对性地进行准备，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造假：假试卷、假论文、假实习报告、假听课记录等。“按照目前的教学规则，这些都属于违规甚至严重违规的行为”。即便事实如此，占据绝大多数的教师依旧是循例性的服从，并将这一切“产业化”式的造假变成了一种例行公事式的行为，在此，知识分子的良知变成了某种德里达式的解构游戏或者干脆就是罗兰·巴特式的“文本性愉悦”，在这样的情形下，知识分子的自觉性担当的问题，更显得严峻。
可以说，知识分子是启蒙主义者的传人，身为知识分子，意味着在一个没有乌托邦、没有价值指归、甚至可能是没有安身立命之所的位置上，保持着某种批判性的姿态。与越来越务实的针对个人生活与前途，还有为家庭而作的努力中，这样一种没有承诺的批判性姿态，对于一个单个的个体而言，不仅意味着英勇更可能是个悲壮的结局。学院式的生活会在这样一种浑浑噩噩中，让一个力图有所创造的人而被迫过一种虚伪的造假的生活，并在这样的生活中，一天又一天地消磨自己的创造性。一旦评估的标准掌握在某种凌驾一切之上的话语性权力，而非得自于第三方的客观意见或所教授对象的直接性经验，那么它就成为了为某种利益关系而创设的集体性的谎言。在类似“以评促改、以评促建、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名义下，在正常的工作量之外，高新教师几乎花费了其他大量的包括业余时间在内的时光，而在制造着根本就不曾存在过的一切。
这就如同是那两个“皇帝的新衣”里的织工，在未必能符合社会本身的原则之外，还有其内在的“合理”性的逻辑。被压制的一种惯习，使得事实的行动者在文化反省与造假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失去了反抗性的意识。在这里，目标或指标，成为了一种合法化外衣下的任意性的符号暴力，一切造假的学术赝品在生产中都将其功能合理化，使得造假者将这一切自然化为司空见惯的圈内规则。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本来是以学术自由之基，将自由之光与真诚之水去陶冶学子的大学，变成了一个失去了阳光和欢笑的人间地狱，这里只留下虚伪与造假，直到最终虚伪者与造假者就连自己的虚伪与造假也意识不到的程度。在这样一种社会性的整体境地下，重拾知识分子的良知便成为了一种特别的象征，一个沉重的话题。
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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