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一种奇迹、一种偶然,一种不经理性预设和科学实证,纯属秉承“天授神赋”的瞬间偶遇合成,因而其独立自在的客观属性中本然地蕴涵着不可重复、不可更动的神圣感。一个生命就是一个宇宙,就是一个天地造化精心孕育并囊括了无穷想象力和创生机能的全息系统,是故其原生品质中便自发形成抗拒一切外在于本身伦理之外的社会改造和后天性的技术移植,即便是看起来具有严谨的求实精神抑或被认定为符合生物“优选机制”的科学发展观,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也常常出现正向预期与结果反向逆行的严重悖谬。所以,只要还有一息尚存并依然承续着、连绵着生命灼热的悸动,我们便无需标榜“正确”的社会观念和伪真理的教化与修正,甚至也无需经验或事实的刻意论证求解,仅仅凭借直觉,凭借“我思故我在”的事实,即可以体悟到生命意识中温馨的眷顾和真切的记忆,体验到心灵内在的奔突并时时有向外的张望!这不仅拓展了个体生命外延无限的意义空间,也使我们感知到自己与外部世界休戚与共的关联性,进而自动生成体己度人的谦让与关切,不苟且不跋扈、不同态复仇,始终秉持着一种端肃、一种敬畏,而后“同舟共济”合力将阻止生命正向发展的败血因子消解清除,让每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处境与其存在的所有维度都具有机能上的同构性,所以需要相互依存,需要彼此宽容和认同,从而感恩于红尘际遇中所有的世故风情,陶然于个人灵性与万物同生共存的喜怒哀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处境改善和人的荣誉回归重新奠基加冕。

曾几何时,我们总是迷恋于“科学主义”无所不用其极的偏执与霸道,总是受制于原欲崇拜和唯物至上论的蛊惑与教唆,致使在有关人的定位与价值遵从上总是不知所云地随大流跟“主题”,犹如临风游弋的无根叶子被裹挟着、驱策着,在历史轮回波云诡谲的场域进行“无意识”的滑稽表演,要么趋炎附势协从各种极端主义无故诋毁造化所赋予人的天性,将人邪灵化、妖魔化从而衍生出一场场毁人自义的惨剧闹剧;要么袖手旁观纵容人的自恋和迷狂,让暴力四处张扬并主宰着我们的心性,然后目空一切“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征服与掠夺,被庸俗政治经济学和泛“相对主义”一路裹挟并导向形而下的生存盲区,最终自动摈弃“绝对理性精神”和道德律令对人类生活的疏导与启示作用,一次次听命于强势者的“主观能动性”对人的本位进行恶意的社会“变性”和错置,从而形成一种仅仅基于利益博弈和力量对抗的异化社会生态,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与合作由于内在自律性道德的缺席而越发紧张且冲突不断,因而便只能倚重冷态的律法和契约惩诫对人进行强制规训,以此维持一种徒具文明外壳而无内在激励机能的非自愿性“和谐”社会关系。

这种导源于现实主义拜物教和强权硬性统合的社会伦理构成,由于缺乏超越性的精神阐发和内在的信仰基础,使得人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动物本能自在自为的盲目性获得了社会化的选择价值,但随着实证主义对人类神性存在的全方位否定和颠覆,人们既不能挣脱肉体的束缚沉湎于无所牵挂的精神逍遥,也不能回归传统寻根问祖以获得心理上的慰藉!如此,尽管我们曾经因为欲望的激励而创生出足以自赏的物质文明,但我们关于幸福的体验却每况愈下,即使置身于当下的“盛世”沉迷于肉林酒池的现实光鲜,我们却依然很难触及到有热度的身体和会心的微笑,纵是历尽了千般“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市井风情,但拔开芸芸众生绰约的风姿直抵其内在的精神实质,所透析出的却仍然是耽于利害角逐引发的异质化神经衰弱,是不能“承受”的价值虚无主义所导致的虚拟化神采。正是由于找不到活着的意义和值得过的根据,找不到能激发人们立足高远、信守终生的价值理念,人性赖以存在的基础才如此脆弱,才如此常常被自己的聪明和虚妄所颠覆并造成人性自我认知上的种种迷误,从而难于克服生存的顿挫感以促成自我修复、自我完善和升华的理性反思意识。

众所周知,人不能仅仅为活着而活着,这是一个客观而又严肃的事实,因为他本身的存在都具有目的性,都是个人与社会应当全力“经营”和维护的唯一有价值的正义主题。所以,让人活出意义,让人在置身其间的社群之中获得重视并始终葆有个人历史中温情的记忆,从而超越于“小我”的利害权衡自觉内生成不伤害、不侵犯和平共处的交往机制,沐浴于惺惺相惜的眷顾与悲悯共度沧桑,这就不仅仅是个人伦理的自我确认见之于社会最低度的意义诉求,也是人性基于自卫与共荣而应当持守的道德低线!因为人的本性表明他不愿意被当作手段和工具,不愿意仅仅作为社会构成的“数量集合”而引起注意,每个人的存在对他来说就是全部,就是其在对应于自己的一切社会与自然境况中毕生戮力表达的价值所在,所以他总是拒绝专横、反抗奴役,总是力图挣脱形而下的生物区间企望获致一种理性的、富有神情的文明仪态。因此,任何人,只要还有起码的知觉并能体察到自己依然存在,就必然会与其所处的世界形成信息互动和精神上的共振,从而在其人生意义的表达中就不仅止于活着,不仅止于将自己锁定在只是为了生存这一低度的工具化“物性社会主义”圈定的羞辱性人权范式之中。

所以,英国学者史蒂森·卢克斯说:“理性的存在叫做人,这不仅仅是个人的主观愿望和社会学的意义表达,同时也是一切制度行为和法理建制产生的前置条件”,基于这一表述,我们需要重树个人的信心和尊严,让人活出意义活出精神层面一切可能的气派,从而使人人都能遵循普适的文明人准则为自己定制有高度的社会品性。正因为有了这种认识,我们才有可能超越于庸常俗务的羁绊对人的处境进行深度的追问和检索,才能绕过原欲诱惑找回迷失于利益纷争中的光荣与梦想。至此,我们便能超越蒙昧主义长期奉行的以力相搏、赢者通吃的盗跖逻辑和丛林法则,消除“进化论”去道德化渎神主义的虚妄与自恋,让人从物性化自我贬损的迷误中向神性的意义回归,以此规避经济原教旨主义对社会人文价值取向的蛊惑和误导。所以,我们总是强调信仰之于社会良性发展所具有的建设性意义,强调价值理性对人类缺陷与罪性意志的质疑和批判,正如迦达默尔所希望的那样:“价值理性的功能除了对认识统一性坚持不懈的迫切要求之外,还可以作为道德判断的标准,它呼唤人们重视灵魂,找到自己的天职并培育出基于爱与善的关怀和谦卑”。

正是因为我们有了对价值理性的遵从并将其置于一切现实的事务之上,我们才能依然仰望头顶的星空,关注内心的道德,才最终悬置出具有神启意义的“彼岸”以告慰人并让其有信心,从而使我们赖以生息的家园不致坍塌沦陷,并一次次脱身于幽暗的历史场域看到引领人性向善的光芒。至此,我们才有足够的精神强度抵御伪真理的迷狂,消解政治攻伐和利益争讼郁结的历史怨怼,将人的全面发展凌驾于任何观念形态之上,从而促成意识的本能自觉并滋生出内涵丰富的神意想象,使其天赋的创造性欲求和自我实现的内在张力被充分激活,进而自动生成希望被肯定、被尊重、以及对自由与爱的想象与渴求,由此,我们便因了理性的判断能将一切个人主体之外的干涉力量视为对生命属性的篡改与冒犯,从而自发地内生成对诸如歧视、压迫、弱肉强食、暴力伤害等负面社会经验和制度行为表现出本能的警惕和抗拒。因此,神学家史怀哲指出:“只要我们还有知觉,我们的本能便会意识到环绕于我们周围的也是有生存意志的生命,这种对生命的全然肯定不仅是一种精神性的工作,也是一种在道德上必须考虑的原则……”。唯其如此,我们必须依赖于主体意识的全面觉醒并通过社会群体与个人之间的互动自为,使得人人都能担负起应尽的责任,将个人的内在关注和自我体恤的伦理诉求延伸成为普适而具有整全性的社会理念,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在其所处的世界中保持足够的“高度”和社会正面地对话,最终形成一种根基于善与爱的伦理自觉与交流机制。

于此,我们便有了足够的心智把持好个体对应于自然与社会的意义表达并由此确立自己作为人的天职,了悟到造化万象生死寂灭的轮回宿命,因而就不会重蹈“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妄念,从而于内心深处尽可能消除生命不能“恒在”的无望感和“天命不可知”的恐惧与迷惘,凭借着对爱与信仰价值的坚守,凭借着依然回荡于生活之中连绵的共鸣和会心的微笑,只要还活着,还能触及到生命的脉动而且知寒知暖,为了人的自我看护与救赎,为了仿佛久违的时空中依然波动着人性光彩,即使我们常常自足于个体心灵的沉醉,陶然于一己的私性甜蜜,也很难至清至洁风尘不染与恶浊的现实彻底分道扬镳,但却能因此而从金元交响的名利场中分离出基于爱的同情与共勉,找回透心的问候与点点滴滴的顾盼之情。至此,我们其实不必总是企图标举宏大的叙事,仰望历史与现实喧嚣的伟功,而只需在目力所及的当下积极介入和参与,于日常琐屑的饮食男女之间做作本该做的事,传递一种热量、一种希望和祝福,在无尽的生存困厄之中承续着、郁结着一己的爱与关切,维护着各自的尊严和自信不与鄙俗的风尚同吃同住并拒绝一切不公不义的威逼利诱,我们便能欣然自足于心中历练的全部惊喜与顿挫,从而在“不能承受之重”的命运感中活出入世的光彩,活出斗转星移、时序流程中有意味的生命“高度”。

二 0 0七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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