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与大多数城市土著不同，农村长大的人天生就有一个故乡。人有一个故乡谈不上是幸还是不幸，它只说明了一个命定的事实，而这个事实在理论上又是“前争辩”的。我的故乡在陕西子长县一个叫高家岩的小村庄，我在那里出生，并度过了我青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
这个依山而建的小村庄历史不长，据老年人们讲，他们的爷爷辈才从北面的无定河流域逃荒到这里来的，但他们的口音、习俗却保留了原住地——陕北高原腹地一些最基本的特征。比如，他们相信鬼神，相信“万物有灵”，相信在每一件自然事物的背后都有一个不可知的力量在支撑。一头牛老了，他们并不立即杀死，一直到奄奄一息的时候才会派一个智商不高的“灰汉”，蒙住牛眼，上告苍天，才敢动刀。有经验的农夫收割庄稼时，地畔上总会留下一绺故意不收，问他们，他们说这是留给野鸟的，以“犒劳”它们一年来捉虫的功绩，类似于现在的单位给员工发“年终奖”。小时候每到过年，祖母总要在门框上、灶台前、大路旁焚香化纸，问她为什么？她说这是答谢一年来各路神仙的保佑。可令我不解的是，在喂驴的马槽前，她也虔诚地点上一柱香。我问，这儿供奉的是什么神仙？她说是专管牲畜的“马王爷”。我说，“马王爷”就在这儿上班？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便知道这是我不该问的。可从此，这个神学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我，几乎伴随了我的整个童年：一个堂堂的分管畜牧业的大仙，在驴圈里“蹲点”，“办公条件”也太差了吧？
上世纪80年代，这个封闭、自足的村庄迎来了一批全副武装的人。他们拿着望远镜，扛着大大小小的各种精密仪器，在村后的大山上安营扎寨开始了工作。他们先是在山上埋了一个长方体的水泥桩，后来又在顶上搭建了一个足有三四十米高的红色铁架。他们每天晚上就站在那个铁架上和不知什么地方的人通话。这件事在村里引起的惊惶绝对不亚于一场瘟疫要来临的消息。村民们纷纷传说，这是国家来人在村里盗宝，目的是要挖走大山底下的“金马驹”，以致家家焚香，户户路祭，为看护他们山川的“金马驹”惨遭劫掠而流泪不止。后来我有幸碰见一个省测绘局的工作人员，就把村里人的想法告诉了他，他一听哈哈大笑，说，这是测量大地的方位，确定经纬度，以便为飞机导航的。
我当然知道他“哈哈大笑”的含义，可我还是觉得事情有什么不对劲。凭我20年与他们鸡犬相闻、井水共饮的经验，我觉得在惊惶的背后远远有比“迷信”更为本质的东西。对于一个地质勘探者来说，天空大地、河流山川不过是科学勘测的对象，可对于世代居于此地的农民来说，那是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与我们每天经历的鸡叫狗咬和生儿育女不同，它恒久、缄默地运转在我们的想象之外。这个广大得没有边际的世界，在我们的爷爷以及爷爷的爷爷出现以前就早已存在，而我们的爷爷以及爷爷的爷爷回归尘土以后它依然存在。这说明，它不依赖于我们，而我们对它则须臾不能离开：一方面，有了它，我们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和卑微，感觉到了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过是一株“会走路的庄稼”；另一方面，有了它，世事万物就获得了一个框架，一个尺度，一条永远不变的地平线。也就是说，它之所以不能破坏，仅仅因为它本来就是那个样子。
二
现在我们回到“金马驹”的问题上。村民们当然不能从建筑学、美学的角度指出这样做是破坏了山川地理的一种天然构造，但从直觉出发，他们觉得在原本青翠的山顶上矗立起这么一个红得使人耀眼的铁架，而且每天晚上都黑灯瞎火地不知和什么人通话，这肯定亵渎了某种神圣的东西。在这儿，“金马驹”不过是一个象征，是他们祖祖辈辈从日月山川、江河湖海的运转中提炼出来的代表和谐、静穆的一个符号。你当然可以嘲笑它的荒诞不经，但在我看来，如果人类的科学理性迄今为止不敢打包票说，它已经穷尽了世界万物的一切真理，那么，它就得承认，天地之间有一些真理是隐藏在科学的边疆之外的。世界上只有那些最不要脸的政党和国家才敢说，他们的学说和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如果真有这么一种科学或理论，向我保证，除了从它的实验室出来的，或被它的理性证明了的，其余一切未经验证的理论都是“迷信”，那我就愿意回到这种科学或理论未曾诞生以前去。因为根据我在尘世偷生三十多年的经验，一个国家或社会，如果只有一个主义，不管这个主义叫“科学”还是“宇宙的规律”，即使你把它叫“奶油香糕”，它也一定是法西斯主义。
事实上，这个与世隔绝的村庄自从失去他们的“金马驹”以来，就没有一天不是在惊惶中度过。他们先是听到一种叫“人口计划”的命令，而后就被大批大批地拉到乡卫生院像牛马一样地被劁骟阉割。这中间有多少家庭以泪洗面，多少生命还未坠地就虚虚离去，恐怕谁也说不清。而这一切刀锯鼎镬的刑罚据说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幸福。等这个村庄的育龄男女差不多全部劁骟完毕后，另外叫“提留款”、“税费改革”、“三提五统”的东西就像洪水一样地涌来。乡干部们骑着摩托，带着手铐、鸟铳，沿门收缴多余的粮食和财物，背后跟着警察和联防民兵。这中间有多少家庭被烧房拆墙，多少老幼吞鸩上吊，多少青壮在和乡干部转战于“青纱帐和甘蔗林”时中弹身亡，恐怕给“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上永远也查不到。后来因地上的资源即使抄家灭门也一无所得而被迫中止后，权势者又把目光转向了地下。现在，我每年回家过年，那种雾锁深山的田园风光是再也看不到了，到处都是钻井平台，到处都是抽油机的轰鸣作业，到处都是偷挖盗采者留下的黑窟窿，到处都是油罐车洒漏的油渣废料。
作为一个在贫贱中长大的读书人，我当然不会愚蠢到认为城里人的“田园牧歌”梦可以压倒当地居民的收益和健康，但我仍然坚信这种疯狂的“开发”是对某种天地秩序的犯罪。这种天地秩序你可以叫它“天”，也可以叫它“道”、“上帝”，或者是“自然规律”都无不可，重要的是这违背了某种神圣的法则，动摇了某些更为确凿的信念。就像乡民们相信“金马驹”是大山的守护神一样，我也相信，石油是大地的血液，煤炭是大地的骨骼和筋脉，森林和树木则是大地的毛发，不加节制的采挖盗伐无异于对大地母亲抽筋剥皮、敲骨吸髓。
这不仅仅是一个环保的问题，如果仅仅是一个环保的问题，那么，在油罐车的尾部安装一个防漏的装置就可解决。对我来说，它意味着一个纪元，这个纪元将人和他所生存的世界完全分离开来。科学以其无所不能的姿态凌驾于一切之上。人被他所发明的东西掏空，变成了一些没有敬畏和责任，缺乏良知和信念的“肉偶”。尤其是当这种全球性的技术文明和“大一统”的极权政治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它的破坏性就远远超过了古典的皇权专制主义时期。
因为古典的皇权专制主义，它是临时的、地区性的、缺乏理论准备的，它的兴起和灭亡都带有即兴的特点，因而，不管是出于无意还是害怕造反，它都为民间社会留有一些空间；而极权主义在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管理，在文化上以意识形态统领一切，尤其是当土地和企业收归国有，遍布全国的雇主变成全国唯有一个雇主以后，民间社会就几无任何伸缩腾挪的空间。
皇权专制时期当然也讲“建设”和“发展”，但限于技术力量和敬天畏地思想，一般不会形成大面积的掠夺式破坏，普通总不过修路架桥而已；而极权主义挟技术文明之威，张计划管理之狂，足迹所到之处，几乎不可能听任任何事物按自然的有机力量去发展。也就是说，这种混合了技术理性、极度膨胀的官僚统治，从本质上不可能尊重任何事物的本来秩序，倒常希望任何本来秩序能尊重它的意志。因而，有人认为，从更深的层次看，极权主义本身就是全球技术文明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它的开始。
与本来意义上的“封建制”不同，古典的皇权专制当然也是“大一统”，但限于技术条件和宗法伦理，统治力量一般不会达到县级以下；而极权主义因为拥有最先进的资讯手段和交通便利，监控力量随时会到达任何一个偏远之地的村小组。因而，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不一定是极权统治，而极权统治无一例外都是大一统的专制主义，没有听说哪个极权主义国家能允许真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
我不了解现代联邦制国家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划分细则，但常识理性告诉我，一个人一旦从他的利益背景中分离出来，他的道德感和责任心便会大打折扣。一个五年一任的县官凭什么要对一个地方五百年后的环境负责？除了选票、制衡机关以及不受控制的舆论，没有什么办法能使他乖乖就范。在一个真正的区域自治组织中，寇盗式的开发压根儿在议会中通不过，当地的选民除非普遍鼠目寸光，否则不会因为眼前的蝇头小利放弃子孙后代的利益；而极权政治中的官员根本不需要对议会负责，或者干脆就没有议会，只要领导点头，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干的。
在全球化的浪潮袭来时，人们过分担心了“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概念在本土文化中的稀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凭本能就可认定，一个在祖宗的庐墓旁选出来的官员绝对比不知从哪个爪哇国“空降”来的官员可靠。没有人相信，一个从遥远得无法想象的地方“委派”来的官员，比从身旁选出来的官员还关心当地的福祉。殖民地如果不是单指外族入侵，那么，我认为，从一个本族的超级组织中“委派”一个党徒到“异地为官”也是殖民。因为这个被“委任”的官员一没经当地百姓投票，二没经地方议会授权，辖区内的居民既不知道他的出身背景，也不知道他的道德人品，接受他仅仅因为他有上级部门的一张红印信，抗拒不得，和认贼作父差不多。这种“异地为官”的殖民甚至比诸侯割据时期的“封藩”或“牧”更糟糕，因为这些“藩”或“牧”不是“五年一届”，要想祖祖辈辈“牧”下去，就必须寻找一种长治久安的管理模式。统治的利益决定了他不可能杀鸡取卵，涸泽而渔。
2006年8月12—27日草于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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