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一般情况下,人都不能失掉神性的向往仅仅低下地活着,否则就会被现实的名利之欲裹挟而成为没有血性的经济动物,即使是处于极端境况之下勉力而活的人,其生命意识中也始终葆有人性的尊严因而总是渴求着被看顾、被肯定,由此获得共同体中积极而正面的社会评价。然而在中国,长期沿袭并给出的有关政治哲学在指涉人的定义方面,总是常常有意忽视个人见之于社会、国家构成和发展的基础性意义,由此而派生成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关注就很难透过所谓“人民、阶级”等这些虚置化的假命题,追本溯源直抵鲜活灵动的个人“生存之维”,尔后体己度人为个人的存在和发展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文化申辩。也正是源于这一理路,中国社会的政治构图不仅长期缺乏以人为本的伦理建制,反而因制度与文化的双重挤压而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消解灭失。所以,在关乎人权、自由、平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统与法统的筹划与构设方面,个人不仅难以获得优选,获得眷顾,反而由于社会意识的整体认知阙如,使得个体存在的社会价值长期不被体恤而且还很难被“发现”。如此则虽有数千年的老迈沉淀和历久弥深的治乱悲情,但我们的历史与文化叙事却使终偏离人道人权,偏离个人在社会共同体中的实际经验和感受,偏离“个人自由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条件”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而衍生成一种无论是居庙堂之高秉行的社会公义实践,抑或是处江湖之远所作的道德与良知想象,都只一味只立足于所谓民族、民生,祖国、人民和国家等缺少实证内涵的宏大主题。

这种看似高瞻远瞩的大情怀、大眼光虽则标举了中华大国文化和政治策论的威风气派,却也折射出我们所置身其间的社会公共生活中个人本位的严重缺席!社会心理学表明:一切先验的见解和创造性表达都有赖于对个人的发现和重视,有赖于对个人主体意志的尊重,并由此拓展出与其创造能量相适应的社会空间。然而正如俄国作家赫尔岑所言:“人生而应该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回望我们的历史与现实,由于任何个人主体性的意见和创造性发现,其中都熔铸了创造者独特的心理体验和极富个性的真知灼见,所以常常显得突兀,显得极端和另类,因而常常被庸俗的主流趣味所排斥乃至弃置,但无论其如何偏离正宗,如何偏离公共能够容忍的认知系统自行其事,它们的存在对于社会整体向文明的演进都具有积极而正面的意义。正是有赖于对个人主体的接纳和尊重,并辅之以相应的文化与制度保障,才使得人类能够最大限度撇清蒙昧主义对人的愚弄,才使人性顽劣的因子和品性有所改进、有所收敛并逐渐向文明靠拢,最终使得自由、平等和博爱等,一系列普世价值冲破各路专制主义设置的文化与“国情”障碍,在世界范围找到其可以转嫁和移植的光热水土。

然而,综观我们的历史记忆,尽管有太多的“醒世恒言”为老大民族的苟延残喘把脉问诊,纵有卷佚浩繁的“正史”文本着力于朝政离乱治平的梳理和警诫,但其连篇累牍所投注的“公共问题”和历史事件大都与个人存在和发展的实际境遇无关。所以,即便迄今仍有秉持着“客观公正”或好古之心,去触及历史的痛处并为其当事人辩真辩伪、矫枉过正,为累积的冤案“平反昭雪”,但我们的目力聚焦处也往往仅限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执历史朝向之牛耳的大人物、大事变,而对于一个个真实存在于历史之中,与个人生存悲喜息息相关的问题和人物,我们既缺乏足够的心怀予以关注,也没有足够的眼力透过权力话语遮蔽之下的实象,为其在特定处境中的命运感和各种可能性的“活法”立规矩定法度。所以,尽管我们数度遭遇权灾兵祸并一次次直面暴虐的坏政治、恶法统伤天害理、涂碳生灵,见识了太多不宽容、不让渡,压迫与反抗同态复仇的历史“败笔”,但其对过往前朝是非得失的评述,也仅仅流于代代相传,然后罗列出“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语)的叹时文牍了事!而对于“后来居上”的各路得道者们来说,由于他们始终心无所怀、情无所系,所以眼晴只盯着权力高端制御万民的无限威仪,既不在乎作法自毙、因果报应的宿命警告,也不会有对未来终极审判的道德敬畏。究其原因,乃是我们的文化与制度只见权力不见人,只见物性不见人性,因而也就很难透过“前车之鉴”并从中发掘出一个个真切而鲜活的面孔,为他们的生死沉浮扼腕痛惜,从而自动生成对生命的尊崇与敬畏之情。所以,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历史不是文明的演进史,而是对有限资源过度焦虑和恐慌,从而同胞共剪、毁人自利的变乱史。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知,我们直面秦长城、汉宫阙时尽管也不乏思古之幽情,也有“穷年忆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冲动,也曾经有过凭吊荒老的历史遗存而后生出阵阵端肃之气,但弥留心间的也总是列朝的猎猎武功和文治煌煌。由于我们只在乎权力攻伐之下的耀眼威风,只观注得胜者加冕的恢宏气魄,所以我们才忽略了对“孟姜女哭长城”的正史叙述,从而有意将民族苦难的万千承担者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湮灭在蒙垢的记忆深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太多登长城、观沧海,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宏阔和自豪,才有对各种象征权力符号的图腾迷拜,才有太多经不住推论和实证的虚骄和妄念。由于我们总是好大喜功,总是只有向上的仰望,总是盯着权力中枢并将民族、国家和个人的命运沉浮尽数托负于天命和大人。所以,我们才一次次期待着明君贤臣能够临朝搭救,巴望着通过承续往圣“绝学”立身处世然后一劳永逸。因此我们放弃思想,放弃对自己的真实境遇作有深度的文化与制度追问,在事关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制度与法理建构方面,我们总是被动地接受安排,接受修剪和改造,从而将个人的身家性命完全托付于当下强势组织和人物,如此长期演化发醇,我们势必将自己弱化、矮化,在自动“弃权让利”的同时,也将自己作为缺乏社会化主体功能的“无性人”永远置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无望境地!

正如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表述的那样“对于人民,他们知道什么或不知道什么于历史都不重要,他们只管生儿育女,像阿根廷草原上的牛群自生自灭,过着一种对他们来说符合其天性的生活即可”,的确如此,由于我们浸淫于专制的文化与政治太深太重!太不近人情,太远离人间性,所以我们活得太低度、太仄逼,太不具有人的社会性,因而总是被列朝各路把持着社会资源的“赢家”们长期操控奴役,并一路导向只注重人的自然属性也即马斯洛所定义的低度层面。至此,我们只在乎当下的现货收购,只一味坚信物质决定意识,认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我们内积的文化一直少有能提供给人以精神慰藉从而有效抗拒世俗沉沦的价值体系。综观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的语境,我们总是被“主流趣味”牵引着,将人的社会化表达局限于当下的利害盘算,从而放弃对人生各种可能性的思考,因而我们总是被定格、被固化,从而成为专制主义科层控制系统中缺乏主体功能的社会构成元素。由此,我们在感喟于现实之中个人维权之难时,除了指控专制主义之下各路权力把头的蛮横和顽劣之外,再重新审视我们的政治文化和现实处境,国人集体性对民间主导的权利抗争所表现出的事不关己、作壁上观的冷血和麻木,除却中国社会历久弥深的变乱锤炼出的过度精明和老道之外,更多则是人们受制于传统赓续的“不为个人着想”的社会意识,因而既缺乏对人本主义进行原理性的思考,也不会对社会整体存在与个人之间的关联性作归纳推理,从而难以在民意和法理的高度,建构起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并为人权的真正复归张目。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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