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人们渴望光明，不是为了看得更清楚，而是为了更加引人注目。
人们在谁面前引人注目，人们就很乐意让谁来当光。
——尼采
一，无根据的深渊：论现代人独有的困境，古人已然经历
人可以一辈子不读哲学书，不思考哲学的问题，可是他不能不对面他自己的生与死。如果他能从扰扰嚷嚷的现世生活中停下若干分钟，注意一下自己的生存实境，也许他就会发现，人的生存之于个体性存在而言是一个没有根据的深渊。在这深渊之外或之内寻找人生或存在性的根据，这就是哲学家的使命，按舍斯托夫的观点，一旦个体性存在面对着“失却根据性的存在性深渊”，那么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求助于常识或理性化的形而上学，要么是归向上帝，像《圣经》中追随耶稣基督的使徒们一样，在深渊中向应许了拯救的上帝呼告。在中国传统并没有《圣经》传统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如何面对存在性困境的问题呢？是否在汉语语境下人们根本就不思考存在性的终极问题呢？如何在没有根据的存在性深渊中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呢？尼采直截了当地说，这存在性的深渊用哲学或理性无法填平，也无法靠树立起上帝的信仰而获得拯救。尼采说得不错，当然的所谓哲学家也只是在充当着后形而上学的诠释者的角色，施特劳斯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人只能从情感或超感官的体验中去信靠上帝，却不能以理性或逻辑化的方式证明上帝的存在。如果想要在无依无靠的后现代社会寻找某个基点，或者投靠上帝是一种能让人延缓这种追问存在性的撕裂性切痛的选择，然而这就立刻引来了另一个悖谬性的疑问，被这个个体性存在所信靠的上帝曾经化身为人并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受难给予人类的启示便是上帝或投靠于上帝的人，也应当以耶稣基督为榜样追随他的道路而甘愿投向深渊并与那些身处苦难的人们在一起。在分裂性的二十世纪之后的新时代是一个后宗教的时代，个人所体验的不幸与苦痛并不因上帝的受难而天然地获得拯救，他必须要以耶稣基督的教诲“追随我的道路，背负起你自身的十字架”为指南，自己去找寻一条获得拯救的道路，不管是人的理性还是神的圣爱，都并不天然地赐予这个孤弱的个体性存在者。
然而，人性并不因时间而会有什么骤然的改变，甚至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本人也是坚称理性的彻悟与信仰的拯救都必须通过个人得自其自身苦痛的经验化，而不是真理在握式的洋洋自得；在对比了撕扯自己的衬衫在神前悔罪说自己是个罪人的税吏，还有那个用自得的方式向神诉说自己洁白守法的生活的法利赛人，耶稣基督坚持说唯有前者才能真正得救。尼采早已说过，那种种被现代人视为其独有的困境，比如前述的将具有独立与非功利的学术变成了堕落的相互抄袭的垃圾，从而谋取私利益的当代中国学术圈前）对于古人而言，其实都根本并不陌生。法利赛人或者说是洁白的哲人与学者始终是一种晦暗不明甚至声名狼藉的身份，宣扬上帝之真理的人往往是善于伪装的上帝之叛徒。哲人或者会被尼采直白的话弄得尴尬不已，可是舍斯托夫却主张说，在人的理性视为可耻的地方，有真实信仰的人其实并不需要害羞。学人会运用他的理性写出无数的著作，出席无数的讲学与讨论会，可是教学与研究并不证明真理性的存在，或者直至学者与哲人走向死亡，他她依旧在期待着真理的显现。（若从后现代性的分裂式诠解出发，也可能换个角度说得更真确：直至死亡的那一刻，他她依旧在逃避着真理向他她的显现。）
二、人面对自身的死亡：论荒谬如何自证其为荒谬
人生主要是要解决死亡的问题。或者说，如何面对自己的死亡，是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死亡是存在性的反面，用克尔凯郭尔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永恒灭亡的无底深渊，向每个人张开着它的血盆大口。”这里的每个人其实应该说是“我自己”，死亡与他人无关，只与自己有关。死亡是体验性的非存在而不是思辨式的理论话题。作为一个汉语语境下的中国人，《圣经》思想并不能从基底上影响到人们，耶稣基督的受难与末日审判并不足以表明中国人的存在性与时代性的问题。面对生与死，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仅仅作为旁观者去观察或反思他人的人生悲喜剧，西方式的形而上学以近代理性确立起身份认同的名言是笛卡尔主客二元对立的“我思故我在”，休谟的怀疑主义质疑的只是思辨而不是存在性本身，而德国古典哲学的从康德到黑格尔，也不过是以批判性思辨探究理性面对存在性的限度，不管是康德式的“物自体”或黑格尔式的绝对“理念”，哲学本体论的大厦在象征分裂与死亡的二十世纪已经轰然倒地。海德格尔以“我在故我思”反对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萨特以“存在先于本质”，反对黑格尔的“本质先于存在”。
青年黑格尔曾经在《精神现象学》里探讨人生的意义，他从自由走向精神，由“绝对自由”步入“绝对精神”，这种无所不包的“精神”其实象征着自由与生命的死亡。曾经象征着学术自由的德国古典哲学走向了它国家主义，纳粹法西斯化的反面，这是一种如卡夫卡的名著《变形记》（或者译为《蜕变》更妥当）的蜕变：一个人一觉醒来变成了虫子；自由的思考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自由的囚禁。黑格尔企图以绝对的理念论化解人生的“忧烦与劳惧”，然而活的人生就无法回避焦虑与恐惧，无法逃避莫名的担忧，还有耽溺于死亡的种种思索。在二十世纪前期，有人提出必须区分“有生命的哲学”与“徒具其表”的哲学的分别，除非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或者类似于死亡将临的危难状态时，能够发挥作用的哲学才能称得上是“有生命的”“真正的”哲学。在分裂的时代里，就如自由思想走向其压制自由的极权宣传的反面一样，个体性存在的生命也走向了其反面，活着的体验所表达的却是一种“异化”之下的疏离。这种潜在的异化就象精神分裂症时代的一个人体内的互不访问的“异化人格”一样，曾经存在于斯大林主义的苏联，也曾经存在于纳粹法西斯的德国；过去曾经存在于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时代的中国，今天也依旧存在于贪腐官僚主导的过度商业化的这片大地上。不管是高举着某某主义的大旗，或者丧夫精神追求与诚信而唯物质所图，都是在呈现异化背景下的荒谬性存在，如果以哲学化的语言来说，这样的存在性是抽离了内容的虚空和不确定。世界是异化而荒谬的，人在短暂的一生中寻找不到什么意义却又必须忍耐生命里或者深重压抑或者无聊无味的一切，于是，“自由”及至于“独立思想与自由表达”在这片神奇的大地上都成了事实上的被有意无意忽略的东西。
荒谬本身不能自我证明为荒谬，然而荒谬却能以荒谬的方式反击荒谬，这是加谬的命题，只有籍着反叛才能给予濒死的生活以存在性的价值。存在主义哲学及其文学作品以其自身的体验性同样表达了《圣经》超验性真理在二十世纪的破产，克尔凯郭尔其实与尼采和加缪一样，熟知了生命的这种存在性荒谬，然而他却投向了信仰的最后一跃。信徒式的最后一跃在尼采与加缪看来只不过是获得解脱面对自由之冷酷的生命重新向凝固与止寂的死亡回归，尼采早已宣称了上帝的死亡，在一个上帝已经死去的世界上装作上帝依旧存在，这就类似于在打碎了的泥塑偶像前继续装模作样地崇拜与唱赞美诗。面对这个人人必须给出自己的答案的难题，海德格尔的作法是把具有切肤之痛的关于上帝与死亡的迫切问题转化成为了不关痛痒的晦涩难懂的形而上学术语，而俄罗斯神学家舍斯托夫却干脆直接指责尼采，说他为了虚无的胆怯而牺牲了上帝的信仰，这不过表明每一个个体性存在都要表面的冷酷无情而残忍的命运主题，在生命体验的极端意味中，庸庸碌碌地活着庸庸碌碌地死去与壮烈地奋斗过又殉道于十字架上的受难，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有限的个体性存在之死亡必然性构成了“罪”的本质，故此在舍斯托夫看来，只要死亡仍然存在，死亡的主题是人生无法回避的必然结果，那么得救与沉沦都以同样的方式被荒谬地判定为罪本身。
三、持续其分裂性的荒谬：如何给新世纪的开端一个定义
如果给二十一世纪的开端一个定义那就是接续着分裂性的二十世纪废墟上的后分裂时代，在不堪回首的二十世纪终结之后那个终极性的拯救之路依旧没有降临。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瓦尔特•本杰明的一番话可以说明这个世纪开始的时候所具有的一般性特征：这是一个用泡沫、幻灭、异化、疏离、虚无、荒谬、绝望，玩世不恭和愤世嫉俗所堆砌起来的“废墟大厦”。正是透过这样此岸性的一切尘世存在的因绝望与无意义所构成的悲观实境，失去了存在性根基的人们在人生的迷雾中找寻着废墟之外那条通向拯救的愿景。这条道路太过于艰辛而前景是如此不明朗，以至于人们努力得越深却离目标越来越远，人们的希望越大往往希望破灭所带来的绝望也越大，于是人们就越来越地只去关注现世，而对“意义”的追寻变成了在搁置中的嘲弄和玩笑。本来应该深入思索人生与世界存在性“意义”的哲学家反而变成了把疯狂的破坏与解构当作游戏的人。存在主义哲学家发展到最后，就变成了反存在主义哲学家，正如德里达就曾将海德格尔的用严肃的形而上学术语构筑的存在主义哲学大厦弄了一番解构性的分解，这就应了《圣经•创世纪》里的谶语，知识树上的果实最终把人导向了死亡与虚无，远离了生命之树的真理，个体性存在本身就让虚无与死亡成为了生命的必然性。
因为由人作为个体性存在的心智结构，足以洞见到自身存在之外的情形，也因此很少有人能接受自身死亡的必然性，凡庸的人们采取的是视而不见的态度，人们照例如常地出席亲人朋友的丧礼仪式，面对他人的或意外或病丧的死亡，自己却怀有私底暗自庆幸或者以为自己永无不会死，然而，就人类存在性的严肃问题进行思考的哲人却不能回避其自身死亡的命题，从克尔凯郭尔、尼采直至海德格尔都不能接受所谓生命常识所设下的关于死亡有限性的思想，在存在性的某种意义上而言死亡与罪其实是一回事，生命本身并不意味着无辜，而死亡也无法解脱这由生命之有限性所带来的罪恶。罪本身并不是恶，也因此从存在性的角度而言，死的对立面也就不是生，而是在丧失意义的状态下苟活着。活着，而不自知已经死去，这便是被生命哲学家所判为荒谬的个体性存在状态，或者用更确切的话来说，这是取消了个体性的消失于单向度人群之中的无面目存在。也因此就毫不奇怪，今天我们所理解的这种关乎生命本质的具有悲剧性的哲学来自于从基督教背景下的西方哲学家，在他们寻找个体性生命的意义的道路上，其实是在与其生而烙下的原罪重负进行的一场疯狂的争战。如果站在中国传统东方式的语境下，所谓的信仰或所谓灵魂的追求就不会是这种刺骨的从思辨哲学中抽演出的对生命本身的拷问，东方人在面对死亡之必然性时习惯于用暧昧的天人合一或物我俱化来消解这个严肃命题本身，然而这样的一种态度怎么可能让一个人去直面在有限的可能性和无限的不可能间的界限呢？唯有越过有限与无限的边界，一个人才有可能打开那条通向一切可能性之本原的彼岸之路。
身处这样一个后分裂时代的社会，笔者很怀疑今天的人们是否还可能拥有过去的人们所曾经津津乐道的那种源自于对生命之存在的顿悟而获得的那种精神上的平静，安危与详和。今天这样过分商业化的社会里处处是贩卖着快乐生活的畅销书，在书店中摆在成功学与炒股彩票一夜暴富之类的畅销书的旁边；到处是关于教你如何去享受人生学会生活的讲座或者种种瑜珈普拉提之类的锻炼班，人们是在试图让自己屈从于所谓的“人生权威”的意见或者干脆动起来从而忘却了关于生命与死亡的严肃存在性命题。对于如上种种寻找人生快乐的法门，无论是克尔凯郭尔、尼采、舍斯托夫抑或海德格尔一定会同声斥为廉价的安慰。在形而上的精神追求界终止的地方，灵魂也就失却了其漫游的目标，海德格尔曾经徒劳地向人们阐释着“去蔽”与“敞开”的重要性，然而今天的人们依旧处于遮蔽与封闭的状态，真理并未向人们显现，即便真理曾经显现，人们也只是背过头去，用虚无和玩世不恭将生活的严肃变成了反讽甚至恶搞。在数字化或后网络化的时代里，生命即是堕落，这句古老的谶语已经悄然应验。
四、小节：若生命即堕落，如何寻得生之救赎？
真理不能被宣扬，只能被体验，就如死亡只是每个人各自的事情，你不能代替别人去死也不能给别人灌输所谓的真理，这就如尼采曾经有一本书叫作《漫游者和他的影子》，太阳在人的身后，漫游者永远也追赶不上他自身的影子，从海德格尔开始谈论去蔽，到哈贝马斯、本杰明，阿多诺等人就真理存在性的“去蔽”与“敞开”已经谈论得太多太多，关于真理必然性最终成为了“意义”上的搁置，所谓的“悬置”其实不过是具有恶搞意味的玩笑态度。在“影子及其漫游者”中，所谓的影子就是在后分裂时代的数字化的虚拟实境，而那个漫游者自身却退缩到背景之外，成为了匿名ID的可有可无的幻象，于是真实的存在性变成了单向度的平面化背景，也因此在网络化存在中，你找不到过多的哲学式的严肃议题，有的只是种种玩世不恭的恶搞，并被冠以幽默或搞笑之类的包装，最终那些对于过度商业化存在的反讽性的批判本身却又被加上商业化的包装推销向那些匿名ID后的那些个体性存在。于是无论是个体性的生命还是哲学本身都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寻找着自身的救赎，这样的救赎以自我贬损或更荒谬的形式出现，软弱无力并不足以对抗人生荒谬的实境。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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