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匍匐在地上的扭曲之影:论“体制内生存,体制外思考”的堕落心灵

无休止地搞笑或搞怪会让被人为调动起来的人造快乐很快变得疲惫不堪,快乐会变成其反面的无聊与麻木,而在这人造欢乐聚会终结的地方个体性存在的人依旧要面对其肉体死亡之必然性的恐惧。只是是有生命的有限性存在就无法逃避死亡的威胁,面对张着大口的永恒黑暗,人与其他动物一样具有着异常惊怖的情绪体验。在反哲学的时代里职业哲学家就如那些所谓的“专假”与“叫兽”一样成为了一种让人怀疑的晦暗不明的可疑身份,这也就逼迫每个人成为了其自身的哲学家,也就必然要以哲学家式的方法去沉思在生命边缘的死亡体验。有限的个体性存在之死亡必然性反而成为了趣向于未来的某种现实性。这样一种结论仿佛又回来了柏拉图古典哲学的那种结论,柏拉图说所谓哲学的事业就是思考死亡的事情,而他本人在面对死亡的必然性时也同样接受了他自身与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死。黑暗的死亡会让生命的光明消逝,而在光明消逝的地方影子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光明越炽烈影子也就越黑暗,那些贪求生命的永恒反而让影子成为了实体,在死亡必然性向每个个体性存在显现的地方,才是哲学思考的起点:这时人的影子消逝在黑暗里,而死亡与生命的必然性,开始向绝望中的个体性存在显现其全部的自明性真理,也正在在这一刻,灵魂才会在失去了影子的漫游者的内心被唤醒。

虚无主义的阴影并未随着分裂的二十世纪而逝去,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中国人的气质往往表现出其固有的精明感,尽量彻底地将自己的生活局限于此现世的物质享受,将所有的那些有关个体性存在的命运,关于信仰与宗教的终极价值之追寻的问题都阻隔在自身的生活之外,既然没有了天国的影子,那就不必依赖所谓的神性的真理,沉重的肉身和同样沉重的十字架,也不过是恶搞与戏谑的对象,尽管这片土地曾经历经并依旧在经历着沉重的痛苦,可是那些受苦受难者却无法从绝望的深渊中发出自己的呼号,没有多少人敢于为“沉默的大多数”代言,这不仅是因为现世的权力集团的或明或暗的压制,也源自自命为公共知识分子之流的胆怯,他们所标榜的是所谓“体制内生存,体制外思考”,或者所谓的“大隐隐于朝”之类的托辞。众所周知在中国这样学术堕落化学者官僚化的现况中,这些人只会与既得利益集团一道悄悄地毁坏被死亡所逼视的存在性永恒真理的全部基础。

除了遵循体制内潜规则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真理性的命题而向学生照本宣科地灌输宣传部门默许的内容外,他们自身也不会去触及那些逼问其存在性的严肃命题,于是在当代的学术语境下,教师反而成为了渴望求知渴望真理与良知的学生的绊脚石,在严苛的价值试炼前,扭曲的真理的价值还比不上赤裸裸的谎言。学者必须用自身的行为回答如何面对死亡与正义的命题,即自身个体性存在之死亡与作为人类共同体的社会之正义,这是一个自命为思想家的人必须回答的命题,这个命题不是以文字用巨大的篇幅写在纸上而是需要他以其生命的实践给出确证。柏拉图、康德,尼采或舍斯托夫曾经说过同样的命题:哲人的一生只有思索一件事情,或者至多两三件事情;人所思想的事情越少越精,越是具有得自生命体验的独立思考, 才越能证明是真正的思想家。然而今天的学术变成了一部接着一部的相互抄袭的垃圾著作,或者是一篇又一篇的由自己所带的研究生甚至是本科生所匆匆赶就的不合格的译著。有种风俗处处让人们喜欢固步自封或山大王林立,学术圈也同样如此,神神鬼鬼地搞小圈子,再以学术黑话为专业壁垒建立起自己体制内寻租的种种黑幕法门。

五、追逐后现代的末流:反思想反学术的精英如何以抄袭剽窃制造“知识垃圾”

影子是黑色的,扭曲的黑色阴影总是匍匐在地上。二十世纪由充满着对逝去的十九世纪之哀叹的世纪末伤感开始,而经历过弗洛伊德的心理学革命,胡塞尔现象学及其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兴起,女权主义与平等主义,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然后是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强调东方传统的东方主义,种种新思想在不断兴起,而又转瞬被人抛弃,所谓的思想最终只是占据着思想史纪录中的只言片页,而并没有在现实中发挥着什么实际的作用与影响。而所谓的思想史,其实不过是间思想标本的陈列室,不断有什么“新思想”、“新主义”之类的玩意儿涌现进来。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赶时髦的对于所谓“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始终层出不穷,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网络泡沫经济的年代,人们开始侈谈所谓的“知识经济”,以及与所谓网络化之后后现代性的总结,正如网络发挥着的是娱乐而不是教化的功能一样,如上种种的这个“主义”,那个“思想”其实就如伴随着网络的那些让人不胜其烦的信息垃圾与垃圾邮件同等性质,中国体制内的专业学者只是在不断地制造着更多的“知识垃圾”,而这类东西甚至根本没有进入那件思想坟墓之标本陈列室的资格。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的当代文化精神日益变成了消费浪潮下的后现代的文字游戏,伴随着信息爆炸与远离对现世关注和社会政治批判之后,所谓的后现代思想各流派在中国就完全变成了一种笑话,也许思想探索与学术研究只不过是借用笑话与反讽的方式恶搞着它所无力反抗的这个沉重世界,然而一旦严肃的关注于现世的学术或人文思想的研究与教学最终只是以后现代式的末流,向既得利益集团卖笑的工具,这便造成了中国学术的深切悲哀,在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里反讽与嘲笑的对象并不指向其自身的存在,反而是以媚笑的模样去巴结掌握话语权的权力本身,或者用那些或时尚或生涩的语式结构为既得利益集团寻求其合法化的证据。在这样的媚笑里,再也没有人文学者面对惨痛现实时的苦涩和悲哀,也再也没有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对于暴政与极权的反抗和道义担当。学术只不过是另一种谋生的途径而已,所谓的学者与那些谋求暴利而制造着假冒伪劣的商品甚至毒奶粉的无良商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中国当代学术圈的普遍腐败与与堕落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谓的学者只是为了衣食或向更高阶层靠拢而不断地拷贝化复刻着种种西典的思想学术与知识,甚至为了省事而在彼此之间匆匆拷贝化复刻着各自制造的那些学术垃圾。学术失去其独立探索的精神与非功利化的取向而变成了匆匆制造又急急贩卖的假冒伪劣的伪学术商品。

当代传媒上的文化批评,文艺评介及一般文论也显示出这种堕落化的价值取向,认真思考一件切身相关的思想就是哲人用一辈子去做的事情,在面对生与死的困境时给出自己的结论,也许寥寥数语的几句话所包含的内容就胜过一部接着一部的等身著作,著述的工匠化可能只是垃圾或废话的堆积,写得越多往往离人的生存之无根据的深渊越远。对于人类的实存性的世界而言,生命本身的可能性有哪些呢?面对着死亡的必然性与存在的荒谬,作为个体性存在的我们又如何去生活?书本或论文或课堂里按部就班的讲义并不能解答诸如上面的这些问题,人类自身寻求其真善生活的目标还需要通过其个人的体验。笔者正是由这种只能基于个体性体验而获得的证悟,从而对于所谓的阐释学与文本分析的学者诸如利奥•施特劳斯等有所不满,阐释并不能真的从文本里发掘出什么新意,可能更是一种由阐释者所带来的扭曲而已,也许人们津津乐道于施特劳斯之流在形而上哲学、政治哲学,以及神学和古典文献学等方面的阐释学的诠解,然而这类所谓的诠解只是构成对于人生至关重要的“生与死” 的迫切问题的一层“迷雾”,这类施特劳斯式的阐释不过是对于欲待“去蔽”的那些问题的反向研究,在这种反动中,反思与探求失却了其探寻真理的作用结果变成了唠唠叨叨的学究用晦暗不明的话语谋求其学术话语权的工具。

六、学术黑话与学术山头:“体制内谋利,体制外窃名”的攀附者

哲学不应该如当今的学者所糟蹋的那样,被用晦暗与复杂的术语所组成的学术黑话绕来绕去远离了对人性中那些迫切问题的关怀,所谓的反哲学并不是因为这个后后现代主义的网络社会的文化风尚,而在于那些以哲学为职业的所谓“体制内生存,体制外思考”的职业教书匠或研究匠。他们在拼命攀爬向既得利益集团所默许的那个话语权体系的过程中迷失了身为学者的方向。从哲学其“爱智”的本义而言,它属于一切生者而不仅仅是那些以哲学或教授哲学为职业的体制内人,在远古的哲人看来哲学只不过是人生的体验之一,或在古代圣哲看来,死亡与哲学其实是一回事。哲学应该简洁明快,就如柏拉图所说的那样将死亡的艺术当作哲学本身,或许这是古代希腊战士面对其命运的那条致命边界时的选择,所谓“爱智”的哲学其所爱的智慧,并非是俗世的机巧而是灵魂的智慧,也同样如柏拉图所说的这已经超越了生命的练习,而是死亡的练习。据说柏拉图本人曾经通过对死亡的思考和死亡的练习,达到了顿悟生死的太一至高境界。然而后世写作哲学史的人却没有告诉我们柏拉图在那“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究竟呆了多长时间,毕竟向个体性存在所敞开的那个终极真理并不是什么天堂或乐园而是无尽的深渊与黑幕,这也如尼采所说的居于高寒山巅的感觉,你所面对的是没有生命的雪峰与顽石,你要面对是毁灭生命的所有焦虑与恐惧。一句话,终极真理对于处于“忧烦与劳惧”中的个体性存在的有限人类而言,只不过意味着存在性认同之解体的威胁。

难怪柏拉图会以洞穴和洞穴人来以诗化的用语诠解他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哲人的沉思与面对死亡的体验和那个终极实在恰恰处于敌对的状态,从有人类或者说从有哲人对生命进行沉思之时起,个体性存在就与永恒的终极实在处于或明或暗的敌对状态中,正如笔者前述提及的所谓“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危机”也不过是古人早已司空见惯的老生常谈而已,哲学毕竟不是那些体制内的所谓人文学者与专家教授的专利,不是他们剽窃外文甚至相互抄袭谋求利益的工具,面对人生“生与死”的严峻命题,是否有哪位“体制内谋利,体制外窃名”的当代中国学者给出自己的答案了呢?很可惜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无数的学术剽窃或造假事件,即以笔者所熟悉的北大社会系而论,王铭铭剽窃案、蔡华剽窃案都曾在网络上弄得沸沸扬扬,北大社会系也弄得声名狼藉,蔡华在其法文著作《一个无父无夫的社会——中国的纳人》中大量抄袭中国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侥幸以为国内学者读不懂外文著作,外国学者不去读汉语著作,结果他的剽窃抄袭行为最后还是被人发现了。然而北大至今未对蔡华做任何处理,蔡华依然是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博导,人类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人类学和民俗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人类学重点学科负责人。在当代中国学界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那些老于世故者又故作深沉的专家学者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是灵魂堕落的“专假骗子”的代名词。

站在新世纪头八年即将过去的关口,我们不得不悲哀地发现二十一世纪的开端标志着一个文化失落的时代,哲学、思想、文学,艺术都已经随着专制的意识形态而无可挽回地衰退,谈论人生的目的与个体性存在其短暂一生的使命已经变成了一个有些“迂腐”的话题,精神的探索日益陷入外显化的困境,哲学变成了反哲学,思想变成了反思想,文学变成了反文学,而严峻的人类现实也变成了反人类反现实的虚拟化的娱乐与搞笑。处于“忧烦与劳惧”中的个体性存在的人类本来应当在这现实的严峻人生中领悟“生与死”的可怕现实,然而存在性的命题却堕落变成了物质化的生存与欲求,人类本来可以在顿悟“生与死”的命题之后获得自由的奥义,然而现世的生活已经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平面人向这被暴力、谎言与恶俗所统治的物欲化现实的过度依赖。当知识阶层放弃了自身的道义担当成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二丑帮闲, 在学者变成了骗子,专家变成了“专假”的社会现实面前,大众文化也随同精英文化一道堕落下去,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虚幻的意象取代了严肃现实的真实,虚拟的形象业已取代严峻生活的实存感。当现实世界的人们越来越疏离于彼此间的人际性的情感沟通和精神交流,在存在性的“真”变成了虚拟实境的“拟真”,在生命的现实变成了轮番的恶搞,在黑幕背后监控一切的极权者一定会不禁窃笑着自己洗脑灌输的果效,在电脑与网络日益普及化的新世纪,极权者没有特别用力便悄悄阻断了作为个体性存在的个人那条通向人生实存性的“求真”之路。

七、 小结:忘掉死亡也就忘了生活,论人类在虚拟世界搞笑时所逃避的严峻生存实景

柏拉图的洞穴人需要须洞穴外的光才能看到自身的影子,如果没有了光影子便与整个阴暗的背景融合为一体,那些失却了反思性的当代中国智识心灵们不配去谈柏拉图式的严肃哲学,那种必须要直面人生“忧烦与劳惧”之焦虑不安还有死亡之深渊的惊怖的实存性的哲学,如果不能与那有限性存在的终有一死的必然性进行斗争的反思,哲学也就不能自证其超拔于那些晦暗不明的一般性存在的“求真”。所谓“爱智”本来就是与“求真”密不可分,这种真不仅是面对外部物质化的现实性世界的真,也是面对死亡的存在性的真,失却了“求真的渴望”不论是个体性的存在还是心灵的探索与精神的追求都会于自身被消解,成为深深的洞穴内的暗淡阴影,在外界的光慢慢熄灭的时候变成幻影而融入永恒的黑暗。在这个黑暗的洞穴里那些打着智者与哲人旗号的“专假叫兽”们以抄袭与剽窃的方式工厂化地赶制着论文专著,那些所谓的研究者以后现代文本分析和语义学诠释的“学术黑话”跑马圈地制造着各自的私利山头,在个体性存在的精神领域中,作为“求真与求善”的哲学本来是揭示生命真理性的严肃事情,今天变成了伪学者们喧嚣四起的逐利场,一方面是向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二丑谄媚,另一方面是用速成的大众流行文化进行着官方意识形态的帮闲宣传。学术超男的时尚表演还有那些声名一时的宣泄性诠解,把严肃的反思精神推向了死亡的边缘。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在现实的生活里还是在网络虚拟实境中,基于个体性存在经验的精神反思与坚守“独自思考与自由表达”的哲理冥想都几乎被压制殆尽。失却了“求真”、“求善”与“求美”的精神力量,标志着精神与心灵的衰退。当超越其自身有限性的精神正在失却其超拔与提升的力量,那些冷冰的官方正统意识形态便会缓过劲来,依旧用加倍的暴力谎言之恐怖统治着人们的心灵。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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